科学立法概论

英文中“science”一词源自拉丁语scientia，意指“知识、学问”。19世纪下半叶，日本学者福泽谕吉首次把“science”译为“科学”。1896年，康有为将《科学入门》和《科学原理》编入《日本书目志》中，“科学”得以首次在中国使用。严复在《天演论》中使用这一译法。^[1]

科学在中国的流行肇始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当时，赛先生被视为西方现代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科学”一词主要是指西方领先和主导的科学知识。随着科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其他各学科领域的演变，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科学”一词的理解和认知也不断变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是一个开放性概念，甚至有点像德沃金所讲的“解释性概念”。^[2]从不同的背景、语境、学科、领域出发，人们提出了各自对“科学”的理解和解释。发表《科学的社会功能》的科学学科奠基人贝尔纳认为，无法给科学下一个合适的定义。《辞海》将科学解释为，“运用范畴、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3]庞德指出，鉴于自然科学主要关注实然问题，而社会科学主要关注应然问题，我们应该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4]在笔者看来，“科学立法”中的“科学”应该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换言之，科学立法更多关注立法的应然层面，即我们应该如何立法。(https://www.daowen.com)

既然科学的内涵如此丰富，不同的领域对科学往往也就有着不同的诠释和把握。具体到立法工作中，“科学立法”也有其独特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管不管用”转变。2022年4月25日，在中宣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介绍，我国现行有效法律达292件^[5]。因此，立法工作的重心已经从注重立法数量向注重立法质量转变，立法越来越“精细”，“科学立法”的原则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