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小安普顿
1878年9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一切都好。
附上考布的信，请寄回，因为我还没有给他回信。希尔施在巴黎逗留期间的表现，象一个糊涂虫，似乎硬要去殉难。此外，从巴黎的事件中可以看出，你不让我去巴黎观光是正确的。
这个听任俾斯麦—施梯伯先生摆布的共和国是多么好啊！昨晚巴里来了。洛桑代表大会没有开成，这件事他还在巴黎时就已知道了，因此就留在那里。希尔施和他只是以采访记者身分去参加大会的，但是大会已被驱散了，而参加大会的人被捕了；希尔施是后来夜晚在自己住所里被捕的。146次日，桀骜不驯的巴里来到警察局（带着证明他的身分是《旗帜报》记者和《白厅评论》撰稿人的证件）。在那里他找到一个小官吏并向他声明，希望见到“他的朋友”希尔施和盖得。当时那个小官吏把逮捕希尔施和盖得的两个警官的地址告诉了他。这两个警官被这位“英式煎牛排”的纠缠气坏了，最后把他赶走了。巴里毫不退缩，返回警察局，终于设法见到了伟大的吉果。这个“善于应付的”警察同伟大的巴里交谈了几句话以后，向他声明英语说不好，而巴里法语说不好，因此叫来了一位翻译。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巴里对他说的希尔施没有参加一事，应由法院侦查员处理，而不应由警察局长处理；逮捕是“合法的”等等。对此巴里回答道：“据我所知，这在法国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在英国不是合法的”。吉果以郑重的激动语气反驳道：“凡是来到我们这里的外国人，必须遵守法兰—兰—兰西共—和—国的法律！”而不肯让步的巴里对此的答复是挥着帽子高呼：“共和国万岁！”吉果被这呼声弄得面红耳赤，就向巴里指出，不能同他进行政治争论等等。这一次很客气地对巴里下了逐客令。
在对待我的态度上，他那幼稚可笑的放荡不羁行为达到了顶点。即：他通知我说，本周他同全家再次去哈斯廷斯，而我现在大概有时间为他准备写文章（在《十九世纪》杂志上）的资料。他这次图谋的下场恐怕比在那两个法国警官的住处更糟。
最无耻的伦敦报纸又是勒维的报纸[5]。他在今天的社论里对他的读者说，赖辛施佩格代表“中央党”141表示赞成法律（这一点勒维是在给他提供通讯稿的柏林爬虫报刊147上读到的），俾斯麦保证能得到多数票。不过，勒维本人尽管无上崇拜“伟大的首相”，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同“卓越的”倍倍尔的争辩148中，伟大人物“看来是失败了”。
在吴亭所收集的小册子中，我还只翻阅了阿道失·萨姆特的小册子（《货币制度的改革》）。关于他怎样引证（他常常引证我的话，而且更多的是用复述的办法抄袭；整个小册子都是用“商品券”代替银行券的荒谬思想，实际上普鲁士政府在1848年就已经以信用证券的形式实行商品券了），现举例如下。我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149等等。他正确地指出页码，却引证为：“金银天然是货币。马克思云云”。150看来，在德国“有教养的”阶层中间，阅读能力日益衰退。这个萨姆特引证得如此荒谬和拙劣，尽管他没有任何恶意。例如，他引证配第的一句话：“劳动是物质财富之父，自然界是物质财富之母”，因为我谈到“物质”财富时指出配第这句话在这里有力量等等。151
又及：我们的胖子柯瓦列夫斯基在瑞士又一次遇见了罗尔斯顿，罗尔斯顿一见面就问他，是否认识曾在《法兰克福报》小品文栏内把他（罗尔斯顿）描述为骗子、懦夫等等的那个俄国社会主义者？（文章是我的妻子写的。）柯瓦列夫斯基感觉到风是从哪里刮来的，但是他照实地回答说，他不知道这样一个俄国人。但是，从那时起，罗尔斯顿（在这里又纠缠上柯瓦列夫斯基）就更疑神疑鬼了。（这篇刊登在小品文栏内的文章是由于罗尔斯顿对“俄罗斯革命文学”的卑鄙行径而引起的152）。
昨天小蒙蒂菲奥里先生来我这里，他前往柏林去；他对杜西说的一段话，十分突出地表现出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青年文人的特色：“但愿普鲁士人使我如愿以偿，把我拘捕一两天！这是给杂志投稿或给《泰晤士报》写信的多好的材料呵！”
我到你家去过，已将在那里看到的一封信寄给你。
再见。
你的 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