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

191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80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由于马克思家里添了孩子165，和从曼彻斯特来的我们的两位朋友[1]到我这里作客，节日的忙乱相当可观，你的信就在这种最忙乱的时刻寄到了。要转寄你的信，我需要查一下最新的邮政地址簿，但是手边没有。本星期初我终于找到了地址簿，并把你的信寄往：

不列颠北部（N.B.）汉密尔顿附近

威尔小山（地址簿上是：Wellhl.）

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议员先生。两个人[2]当中麦克唐纳是更大的坏蛋，但是他同煤矿工人有比较密切的正式联系。可能在我的信寄到以前你就会收到他的回信。在议会开会以后，你可以把信直接寄往下院交亚历山大·麦克唐纳。

因为你说你已向麦克唐纳要了你在信中所要的文件，所以在没有再收到你的来信以前，我自然不会在这方面再采取任何行动。

白银事件，或者确切些说，复本位制事件，是利物浦的某些棉花投机商的臆造。因为在印度和中国，商业中实际上流通的只有白银，而白银的价值十年来从黄金价值的降到了，这种情况自然就使得由于向远东过量输出所引起的棉织品销售危机更加尖锐了。最初是供应的增加使价格降低了，然后，对于英国出口商来说，这种降低了的价格又表现为折合黄金的价值比以前更少了。机灵的利物浦人怎么也不能想象，棉花有朝一日会降价，于是他们现在就用货币的差价来解释一切，并且声称：只要此地决定，白银的价值应该重新按黄金价值的折合，就是说英国公众应该听任把白银按照高于价值13—15%的价格强加于自己，以便让棉织品出口商仍然得到那样多的赢利，那时一切就会顺利，同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就会繁荣起来。一些异想天开的人仍然死抱住不放的全部骗人鬼话就是如此。这种骗人鬼话从来没有多大意义。不久以前《泰晤士报》竟大发善心，它声称，对于德国这样一个穷国来说，金本位不适用，最好是恢复比较方便的银本位，隐藏在这种说法背后的意图是，为伦敦金融市场开辟一个白银销路，以便按高于白银价值的价格去出售自己的贬值的白银。不用说，这同样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正象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在不久前幼稚地幻想回到复本位制去和在一切支付中重新把塔勒充当足值货币一样，虽然塔勒的价值比票面价格低15%。但是德国的银行家们在朋友俾斯麦的庇护之下变得这样聪明，以致这点没有能做到，而发行的塔勒又以惊人的速度流回银行和国库了。

我向你和大家祝贺新年和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可能会在今年爆发并且将使整个欧洲的面貌立即改变。为此我们又得特别感谢我们的朋友俾斯麦，他以自己示威性的奥地利之行和对奥同盟476，使俄国政府恰恰在需要的时刻（对于我们！）面临抉择：战争或者革命！这是什么样的天才啊！

你的　弗·恩·

192　恩格斯致卡尔·希尔施　伦　敦

1880年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

多谢寄来的银行支票，现退还给你。但是我一点也不明白“按三百四十生丁转让”是怎么回事。我根本找不到这个数目和马克以及奥地利货币之间的合理关系。如果有人能告诉我们，二百奥地利古尔登可以折合多少马克，那么波克罕就能够决定怎么办，并且我想，他大概会把这些古尔登寄给那个人兑现。

你的　弗·恩·

193　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　伦　敦

［副本］

1880年3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劳斯博士：

我完全忘记了今天是耶稣受难节，因此我同女儿爱琳娜在十二点去时发现“罗亚尔”咖啡馆关着门，我们等到一点，因为您没有来，我们就去[3]您住的旅馆了。请您费心今天就写信给我（好让我明天能得到答复），您可否在星期日五点（而不是两点）到我们这里来进餐。

爱琳娜小姐向您间好。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94　恩格斯致赫·迈耶尔477　伦　敦

［草稿］

［1880年3月底于伦敦］

赫·迈耶尔先生：

您3月25日的盛情的来信，直到3月27日星期六夜晚我才收到，所以我已无法接受您的邀请。

在此地和其他地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最近产生了分裂和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目前既不能站在这一边，也不能站在另一边，何况我对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和伦敦《白由》的立场都同样予以谴责。[4]

请您费心把这一点告诉理事会。

致深切的敬意。

195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4月1日于伦敦

老朋友：

告诉你，我已给你汇去四英镑，折合一百法郎八十生丁；希望你能尽快收到。但愿在严冬终于过去之后，你和你夫人的身体已经好转。我们在这里过得还可以。马克思夫人还没有复元，马克思的身体要能再好一些就好了。冬天以后，他总有一段时间很不舒服，痉挛性咳嗽使他不能安眠。

一般说来，1850年的历史又在这里重演。478工人协会分裂为各种各样的集团：这里是莫斯特，那里是拉科夫，我们好不容易才没有卷进这场纠纷。这一切只不过是杯水风浪，它对于参与其事的人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影响，使他们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里的一百来个德国工人是拥护这些人还是拥护那些人，这对世界历史的进程是毫无影响的。他们哪怕能对英国人产生一些影响也好，但是这也根本谈不到。莫斯特由于一种要干一番事业的莫名其妙的渴望，是不会安静的，但是他又根本不能把任何事情进行到底。在德国的人们大概根本不想理会这种说法：既然莫斯特被驱逐出了德国，那就是说，革命的时刻来到了。《自由》拚命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报刊，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幸运的是，这家报纸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其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苏黎世机关报[5]也是这样，它今天宣传革命，而明天又声称暴力变革是极大的不幸；它一方面害怕莫斯特的调子比它唱得高，另一方面又担心工人们会认真看待自己的高调。请在这《自由》的夸夸其谈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庸人短见之间选择吧！

我担心，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在当前应该保持的组织形式问题上会产生错误看法。我不反对那些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来担任领导，因为没有别的领导。但是，他们不能够要求，而且也得不到老的党领导所能要求的绝对服从，而老的党领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选出来的。在目前没有报纸、没有群众集会的条件下，尤其如此。现在，组织在外表上越是松散，它在实际上就越是坚强。与此相反，人们却要保存旧的体制：党的领导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虽然没有代表大会来纠正领导的错误并在必要时罢免它），谁要是触犯了领导人之一，谁就是叛逆者。在这种情况下，其中比较优秀的人自己就会意识到，他们中间也有各种各样无能而且不完全纯洁的人。确实，他们除非是目光过于短浅才会看不到，不是他们在对自己的机关报发号施令，而是赫希柏格借助于自己的钱袋在发号施令，而他的庸人朋友施拉姆和伯恩施坦则同他串通一气。据我看，老的党及其原先的组织正在结束。如果欧洲的运动，象预期的那样，很快重新活跃起来，那末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就会投入这个运动，1878年的五十万人479将成为这些群众中有训练的、有纪律的核心，而继承了拉萨尔派传统的旧的“严格的组织”，到那时将成为一种障碍，但是，它即使能挡住车轮，却挡不住滚滚洪流。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只会使党陷于瓦解。第一，他们强迫党经常保持着老的宣传员和编辑，为此又把一大堆报纸强加于党，这些报上除了整脚的资产阶级小报上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货色。而工人们竟应该长期忍受这一切！第二，在帝国国会和萨克森邦议会中，这些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如此温顺，使自己和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他们向现任政府“积极”建议在各种细小问题上怎样做得更好一些，等等。而被宣布为非法的、被捆住手脚听任警察当局恣意摆布的工人们，却应该认为这样就是真正地代表他们！第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性，得到这些人的赞许。他们在每一封信里都对我们说，决不要相信似乎在党内出现了分裂或产生了意见分歧的说法；但是每一个从德国来的人都肯定地说，领导的这种做法把大家完全弄糊涂了，在那里大家根本不同意这种做法。由于我们的工人们具有已卓越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品质，情况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德国的运动的特点是，领导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当然，这一次也会是这样。

喂，振作起来，并给我们写信。波克罕还是象原先那样行动很不方便。[6]

你的　弗·恩·

19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伦　敦

1880年5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们对马隆提出的导言怎么办？480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是这里问题在于事实，而他到哪里去找事实呢？1843年到1863年的德国社会主义历史还没有写出来，而马隆在苏黎世的德国朋友们对于他们投入政治生活以前的这一时期几乎毫无所知。因此，马隆的导言自然就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同时却陷入未必能使法国读者感到兴趣的细节，此外，这个导言有很多相当严重的错误。就拿其中的一个错误来说吧：拉萨尔从来没有当过《新莱茵报》的编辑。他甚至从来没有给该报撰过稿，除了只在一期上登过一篇小品文以外，而且这篇小品文也由编辑部完全改过了。拉萨尔这一时期只是在办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同她的丈夫离婚的案件。481即使他向我们表示愿意担任编辑，我们也会断然拒绝同一个从事这种声名狼藉的案件而势必从头到脚污秽不堪的人合作。无论马克思或者我都从来没有同拉萨尔合作过。大约在1860年，他向我们建议在柏林合办一份大型的日报，但是我们的条件在他看来是不能接受的。482

如果需要有人向法国读者介绍我的话（这是非常可能的），那末，在我看来，只有您可以做这件事，因为我的文章是由您翻译的；只有您一个人能够得到必需的资料，我已请马克思把这些资料交给您。我认为，无论是对您，或者是对我自己，我都有责任不同意任何其他的人。

您的　弗·恩格斯

197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483　伦　敦

［1880年5月4—5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以上论述是我（昨天晚上）同恩格斯商量的结果。请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改变内容。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9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0年5月初于伦敦］

……[7]以便没有直接受到禁止也把整个事业断送殆尽。

要使哈赛尔曼先生的危害很快消除，只需把那些真正使他丢丑的事实公布出来，使他在帝国国会中无法活动，也就是说，只需采取公开的革命态度，就可以做到；而且只要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就能做到这一点，正如您在论迫害的演说中很成功地做到的那样。484但是，如果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总是担心庸人们把你们看得比你们实际上更为极端，而且，如果附上的《科伦日报》剪报上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曾提议恢复家庭自制产品在交易中的行会特权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末哈赛尔曼之流和莫斯特之流就能毫不费力地进行活动了。

不过，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党现在所依靠的，是个人通过国内旅行来保持和组织的那种静悄悄的自发活动，而这种旅行是无法禁止的。我们在德国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敌人所做的一切都有利于我们，一切历史力量都有助于我们，还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让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俾斯麦确实为我们做了巨大的工作。[8]现在他为我们赢得了汉堡485，而且还准备把阿尔托纳和不来梅送给我们。民族自由党人486也在为我们工作，甚至当他们什么也不干，只是任人拳打脚踢和投票赞成捐税的时候，也是如此。天主教徒们也在为我们工作，他们起初投票反对非常法139，后来又投票赞成，因而同样也被俾斯麦放在一种由内阁任意摆布的地位，也就等于被置于非法地位。同目前各种事变为我们所做的相比，我们自己能做的一切是微不足道的。俾斯麦狂热地进行活动，造成一片混乱，使一切越出常轨，而无法带来任何稍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他无益地从庸人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捐税，他今天追求这个目的，明天又追求完全相反的目的，他把庸人强行推入革命的怀抱，而不管庸人是如何乐于在他的脚下摇尾乞怜，——俾斯麦的这种活动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同盟者。我很高兴，您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出现向左转。

法国的情况也很好。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在那里正到处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在宣传这种观点方面做得最好的，主要是不久前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些人，他们已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尽管我们为此没有费一点力气。这样，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就形成了观点的一致。至于那些仍然徬徨不定的人，自从无政府主义者这个最后的宗派自行瓦解之后，已不值一提了。那里，正如您注意到的那样，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也正出现愈来愈向左转的过程。不过还有一个困难：这种向左转首先将导致复仇战争，而这是应该避免的。

这里的自由党人的胜利至少有一点好处：破坏了俾斯麦的外交把戏。现在他不得不打消对俄战争的念头，而且大概又要象往常那样，把他的同盟者——奥地利——出卖给什么人了。奥地利人早在1864—1866年间就亲身遭遇过这种事：俾斯麦之所以寻找同盟者，就是为了要出卖他们。但是奥地利人太愚蠢，他们还会再次上当。

俄国的情况也好极了，尽管存在着合法谋杀、流放和表面上的平静。财源枯竭已无可救药。没有国民议会的保证，任何一个银行家都不会给予贷款。因此现在只好采用借内债这个最后的措施。借内债在纸面上可以办到，而实际上必将完全失败。如果直到那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件，那末，就最终不得不召开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议会，只要能弄到现金就行。

马克思和我向您和李卜克内西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199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　牙

1880年6月27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我的医生极力劝我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一切工作，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妻子病得很危险使我耽搁了的话，我可能已经离开伦敦到海滨或山区什么地方去休养了。但是，按上面所写的地址寄来的信总会寄到我手里，因为会把这些信给我转来。

然而，不管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何，仅仅由于我不太懂荷兰文而无法判断这种或那种表述是否恰当，我也不能满足您的请求487。

但是从我在《社会科学年鉴》（第一年卷下半册）上读到的您的文章488来看，我毫不怀疑，您是向荷兰人简要叙述《资本论》的完全合适的人。我还要顺便指出，施拉姆先生（卡·奥·施·，第81页）对我的价值理论的理解是错误的。489《资本论》中有一个注说，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和生产价格490（因此更不要说市场价格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本来从这个注里就可以看到，“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因而“价值”和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属于价值理论本身，更不能用经院式的一般词句来预先确定。

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册204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00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比阿里茨

1880年7月22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您从比阿里茨的来信491经过某些周折之后顺利地寄到了我这里，我在此地已经住了十年。现在赶紧向您介绍一下我掌握的情况。

我和我的朋友马克思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两人都认为，关于英国的技工学校，此地没有比您掌握的官方报告492更好的资料。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非官方的资料几乎完全是夸张，要不然就纯粹是为某种招摇撞骗行为吹嘘。我打算查看一下近年来国民教育局和教育部的报告，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一点会使您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您能费心告诉我，大约过两个星期或到秋天的时候（因为我要离开伦敦一段时间187），给您的信或邮件该寄往何处，那时我将更详细地告诉您这方面的情况。此地对于青少年的技工教育比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还要糟糕；所做的事情通常只是为了装饰门面。您大概从报告本身也已经看出，同大陆上的技工学校完全不一样，这里的“技工学校”是一种感化院，一些无人照管的孩子按照法院的判决被送到这里来呆若干年。

不过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尝试大概一定会使您更感兴趣。美国人就这个问题给巴黎博览会459送去了极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想必是留在黎塞留街上的大图书馆493里。您可以到那里从博览会的目录中了解到这方面更详细的情况。

以后我将设法给您找到巴黎的一位达科斯塔先生的地址，他的儿子[9]是一八七一年公社的参加者。老达科斯塔从事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对自己的职业非常热心，一定很愿意帮助您。

成年工人继续受教育的学校在这里一般也没有多大价值。如果在什么地方也做了一些好的事情，那只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和个别的人，也就是说这是局部的和暂时的现象。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这里经常碰到的只有一种情况：招摇撞骗。最好的学校很快就被致命的因循守旧葬送掉，而公益事业越来越成为职员们捞取薪俸的最方便的借口。这是常见的现象，连中等阶级——资产阶级——的子弟受教育的学校也不例外。近来我恰好在这方面又碰到了值得注意的例子。

非常抱歉，我自己不能向您提供新材料。可惜多年来我没有机会研究国民教育发展的详细情况。不然的话，如果我能向您指出更多的资料，我是会很高兴的。我们最深切地关心在俄国这样的国家中一切有助于国民教育的事情，以及哪怕是间接地有助于那里的运动的事情，因为俄国正处在全世界历史性危机的前夜，那里建立了具有前所未闻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毅力的从事运动的党。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01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比阿里茨

1880年8月月2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匆忙中写几句。几天来我家里满是从外省到我这里来的朋友。现在把地址告诉您：

巴黎给-吕萨克路40号达科斯塔先生。

因为我同老头只见过一面，而且时间不长，所以他大概不记得我；但是，您只要讲明下述情况就会起到介绍的作用：马克思特意为您通过自己的女婿龙格（他同小达科斯塔[10]是朋友）弄到他的地址并告诉了我。

本星期我将有时间比较详细地写信给您，寄往巴黎邮局待取。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格斯

202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巴　黎

1880年8月5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在我给您寄到比阿里茨去的那封短信[11]之后，我只能对您说，除了您在上次来信中自己所列举的以外，我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文件和报告可向您介绍了。不过，等暑假结束，我的一些熟人回来以后，我还可以再打听一下，如果能找到新的东西，我将给您寄往莫斯科494或者写信告诉您。为了使这种通信看起来毫无危害，我将用英文书写，并署名艾·白恩士。您从那里给我来信，可寄交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艾·白恩士小姐。信内不必再加信封，她是我的内侄女。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您关于自己在莫斯科的活动以及您可能在地方自治局主席的协助下开办一所技工学校的叙述。我们这里也有俄国所有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报告和整个俄国经济状况的非常出色的材料。可惜我目前无法查阅，因为这些东西都在马克思那里，而他和他的全家现在都在海滨疗养地。189同时，这些材料对于我答复您的问题495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因为回答您的问题必须对家庭工业的有关部门有所了解，需要对它们的经营状况、它们的产品、它们的竞争能力有所了解，而这些情况只有在当地才能了解到。一般说来，我认为您所提到的那些工业部门，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有能力和大工业竞争。这种工业变革进行得极其缓慢；在德国，在一些部门中甚至连手织机都还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而在英国，手织机早在二三十年前就从这些部门里被排挤出去了。俄国在这方面可能走得更慢。那里，在漫长的冬季农民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他们只要每天随便干点什么活就总能有相当的收入。这种原始的生产方法当然逃脱不了最终的灭亡，而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例如在这里，可以肯定地说，加速这种瓦解过程要比延缓这种过程更人道一些。俄国的情况很可能有所不同，何况那里的整个政治局面无疑将发生巨大变动。正如您所确信的，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在德国或其他地方，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俄国也许能够在某些方面帮助人民度过政治上的危机，并把他们的工业维持下去，直到他们自己有可能表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为止。而在这一方面学校或许就能够使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究竟应当说些什么。在人民中传播的一切真正的启蒙因素都或多或少地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技术教育能够一方面设法至少使那些最富有生命力的最普遍的工业部门的经营比较合理，另一方面又对儿童事先进行普通技术训练，使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其他工业部门，那末，技术教育也许就能够最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我远离这一切，所以除了这种一般看法之外，未必能再说出些什么来。但是有一点我看是相当肯定的，这就是莫斯科省由于远离产煤区而且目前就已经感到木柴不足，所以还不会很快成为一个大工业的基地。因此，尽管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某些大企业有可能得到发展，例如弗拉基米尔省的舒雅和伊万诺沃的棉纺织工业，但是某些种类的家庭工业，即使有种种周折，仍能维持一个较长时期。归根到底，只有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并且共同耕种，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您信中所谈关于公社和劳动组合已经开始瓦解的消息，证实了我们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材料。即使这样，这种瓦解过程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因为西欧总的潮流是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即将来临的震荡中必将异乎寻常地加强起来，所以可以预料，在近三十年来出现了那么多有批判头脑的人物的俄国，这种潮流也会及时地变得足够强大，以至还能在人民千百年来的天然的协作本能完全泯灭之前，求助于这种本能。因此，生产合作社和人民中间实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俄国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待。但是，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03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8月17日于兰兹格特

老朋友：

你的明信片直到今天才转到我这里187，我立即给你汇去了两英镑，合五十法郎若干生丁（汇款时我写的是我在伦敦的地址）。当然，我们不能自己在这里的海滨浴场休养，而让你被赶出家门。这点钱不值一提：我们已经有四十年在同一旗帜下进行战斗，听从同样的召唤，在这样的老战友之间的这种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马克思、他的夫人、女儿、女婿和外孙们[12]，在这里住对马克思特别有好处；希望他能完全恢复健康。遗憾的是，他的夫人已经病了很久，但是精神还算好。下星期我又要回伦敦去，但是马克思还要在这里尽可能多住些时候。

我还想顺便告诉你，关于信件的事发生了很大的误会。马克思从来没有从你那里收到要他保存的信件，但是波克罕那里大约有你的几封信。当马克思夫人到日内瓦你那里去的时候，你曾通过她请马克思向波克罕要这些信。[13]然而波克罕肯定说，他从来没有收到你的任何信件。因此，我们在这里完全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总之，但愿你现在，至少在目前摆脱了极端的困境，哪怕是稍微松一口气也好。

我们大家，特别是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20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0年8月30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左尔格：

我这封信是从兰兹格特写给你的，现在我和妻子在这里189；在这以前我曾同她去曼彻斯特我的朋友龚佩尔特博士那里看病，她患了危险的肝病。

由于我们的这次旅行，我没有及时收到你的信。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你不能在美国弄到一笔钱，即二百美元，那只好不打这场官司496。《平等报》由于缺少三千法郎而停刊了497，从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出这里的情况如何。按手续我将把这件事通知李卜克内西。

《太阳报》上的文章498已收到，非常感谢。这个人表明，尽管他有良好的愿望，但他对于他所写的东西缺乏起码的了解。

法律不管琐事，我把谄媚逢迎的杜埃499也看作是这种“琐事”。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　卡尔·马克思

205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伦　敦

1880年9月3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劳拉：

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你亲切的来信。今晚我们参观了一位地质爱好者的收集品，明天我们要到弗兰伯勒角去旅行。这里的天气一直很好，真正的莱茵十月天气，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天气了。天上没有一丝儿浮云，太阳很热，但同时有凉爽的风。你和拉法格为什么不来这里过一个星期呢，这里游人渐渐少了，房子和各种各样的设备都很充裕。

我自从在兰兹格特收到彭普斯的来信后，再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她的来信好象是8月15日写的。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随后在上星期五[14]，也就是一个星期前，到伦敦时又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但没有回音。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是写信给萨拉或她的母亲尼科尔斯夫人了。尼科尔斯夫人在我不在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如果不太麻烦的话，你可否到那儿去一趟，把你了解的结果告诉我？因为我很不放心，我相信一定发生了某种误会，因而使我得不到消息。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虽然有宜人的凉风从外边缓缓地吹进来，但还用不着穿上外衣。啤酒，啊，啤酒！你们哪怕仅仅是为了在码头饮食店，在那舒适的小咖啡馆里喝上一杯啤酒，花点时间到这里来也是值得的——多好的啤酒啊！

穆尔和博伊斯特去“游乐场”（你知道，这在海滨是不可缺少的）听音乐和追逐烤鱼[15]去了，这里有佳品；你要知道，这种烤鱼是生活在陆地上的。穆尔和博伊斯特临走前都让我向你们俩[16]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20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500　伦　敦

1880年9月3日于约克郡布里德林顿码头伯林顿街7号

亲爱的拉法格：

为什么要存放在日内瓦501？瑞士联邦政府的所在地是伯尔尼，而且瑞士的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丝毫也不比日内瓦差。如果您没有我所不知道的特殊原因，存放在苏黎世也同样可靠，在那里会找到办理这件事情的人。如果您觉得这样做合适，就请您把所有的东西都寄到我这里来，再转寄给照管这些东西的人。

愿主张平等的《平等报》

安息吧！497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07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伦　敦

1880年9月9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拉法格：

前天我给您的信写得很仓促，因为九点半我要出发到弗兰伯勒角旅行，我们的两位大自然研究者[17]要在那里采集海草。我担心没有完全把话说清楚，因此现在再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格兰特的计划最严重之处502在于，你们的股票价值的提高或下降甚至变得几乎一文不值，都将完全受他操纵。首先，他对头四本手册就预先规定自己一年得12%。假如总利润为15%，那末纯利润、股东的股息仅为3%；总利润为20%，纯利润、股息仅为8%，以此类推。而格兰特还打算给各地的董事规定慷慨的薪俸，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够指望得到这样多的利润吗？我觉得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但是，假定总利润为20%甚至25%。那时格兰特会怎么办呢？他就会提出再借一笔钱来出版其余的手册。他将一口咬定说，他只有按15%或20%的利息才能借到这笔钱。这将通过投票决定，因为他有把握得到多数。只要您和乔里斯无法按较低的利息弄到钱，你们就斗不过他。这么一来，三千英镑按12%，三千英镑按20%——平均为16%。您自己会看到，如果一个企业还谈不到分红，就要负担这样的利息，那末它还能经营得下去吗？

只要又需要资金，格兰特就会不受任何约束地按越来越高的利息向你们提供他的资金，而利息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因为这笔利息是归格兰特的，至少是大部分归他，所以使这些利息尽量接近于企业所提供的总利润，这对他是有利的。这笔利息只由他和借给他这些钱的人一起分，而纯利润则由他和其他所有股东一起分。

因此，实际上你们的实付股票的价值将越来越下降，并且这些股票将变得一钱不值，而这仅仅取决于格兰特。这就是说，按你们的版权将付给你们两人：（1）四百英镑，（2）当格兰特想摆脱你们的那一天，将付给你们每人三百英镑，（3）几乎没有价值并且几乎不带来股息的股票；总共每人五百英镑，而这还是在格兰特找不到办法来逃避付给三百英镑的情况下——而他要这样做并不太困难，他只要控告你们违反合同就行了。这将使你们打一场好官司，就是你们打赢了，您花的钱也会比三百英镑多得多。

格兰特不可能以您的信作根据。即使信里面包括有他所确认的东西，这些东西在约束你们的那一个月期满之后，也将毫无作用。

乔里斯和您的利害关系不一样。如果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意，并甘愿为了一年三百英镑而牺牲这一切的话，那末这只能说明，这些生意根本不值一提。乔里斯是要在伦敦住下去的。他既然已被格兰特吸收参加这笔生意，他就希望格兰特吸收他参加其他生意，他希望在一段时间内当格兰特的小伙计，直到他乔里斯有了很多钱和相当多的金融上的联系，离开格兰特也可以应付的时候为止。您却丝毫也不想这样做。您是要到巴黎去，您想靠这宗生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您自己想想，按照格兰特提出的条件您能做到这点吗？

您的律师显然也是一个小人，也希望向格兰特讨好。除了您一人以外，其他人都愿意这样做。因此就更不能匆忙地签订什么合同。

乔里斯保证说能找到必需的资本；很好，但是不言而喻，他应该按照您可以接受的条件去办这件事，而不能捆住您的手脚，去受头等高利贷者支配。

最好是向布雷德肖试探一下。他特别乐意同您在这里和在大陆上达成协议。哪怕是为了有可能压一下格兰特，这样做也是好的。能在他们两人之间选择一下就更好了。布雷德肖不会诈骗，那是前面那个人的专长。可惜，您再不能完全相信乔里斯了，因为他肯定地说，他已经不耐烦了，并劝您立即同意了事。

当然，这是事情的最糟糕的一面。也许格兰特的居心并不那么坏，但是只要合同一经签订，您就要受他的支配，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格兰特这样的人打交道，是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利益的。您可以提出这样的条件：把全部纯利润用来偿还三千英镑借款，并且只要公司支付的利息超过6%就不分任何股息，但是这样的条件是不会被接受的，或者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就会找出办法来把它否定掉。而且这也只是最初一次三千英镑的保证，对于以后的借款来说这并没有意义。这只手还账，另一只手借款的作法，是荒谬的。

我劝你：尽力做到没有格兰特也能应付，如果您不能做到这一点，那至少要设法吓唬他一下，说您没有他也行，使他在偷您钱的时候比他原来打算的稍微慈悲一些。您的钱他反正是要偷的。

这里的天气仍然很好：总是出太阳，空气新鲜，刮东北风，洗海水浴已经有些凉了。今天晚上恐怕要象在兰兹格特一样穿大衣了。这里的游客同兰兹格特有很大的不同。都是些从里子、设菲尔德、赫尔等地来的小店主、小厂主、商人，他们的外表比兰兹格特的人土气得多，但却也显得稳重些；没有街头顽童。最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女青年，都是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少女，就是您称之为不漂亮的年龄的少女，不过这里还是有很漂亮的女孩子的。真正成年的姑娘根本碰不到或者几乎碰不到。只要她们一旦不再是少女，只要一穿上长连衣裙，看来就是已经出嫁了。这里碰到的所有十八岁以上的妇女都是由丈夫陪伴着，甚至还带着孩子。因此，可怜的博伊斯特温情脉脉地望着这些少女，却没能进行一次谈情说爱。爸爸和妈妈“时刻在岗位上”，好象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人“时刻在岗位上”一样[18]。

向劳拉多多问好。两位植物学家[19]向您致意。邮件已寄往苏黎世博伊斯特的父亲[20]处。报纸将退还给您。我不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没有接到他的来信。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208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411　彼得堡412

1880年9月12日于兰兹格特

阁下：

我无需向您说，如果我能够去做任何一件您认为有用的事503，这将使我感到很高兴，但是，只要简短地说一下我目前的处境，您就会相信，我现在不能从事理论工作。医生让我到这里来时，曾严格规定“不许做任何事情”，并且通过“悠哉游哉”[21]来恢复自己的神经系统，忽然，早就折磨着我妻子的疾病恶化了，有造成非常不幸的结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挤出来工作的那一点时间，只能用到我无论如何应当完成的那些著作上去。

此外，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也就是编制统计表和解释其中所包含的事实，您已经全部都做了。如果您要推迟发表您的著作，那是很遗憾的，我自己就急切地等待着它的发表。

在我的信里面，您认为对此有用的一切，您都可以自由支配。我担心的只是，这一类材料不多，因为我寄给您的只是一些片言只语。

目前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435但是，这一次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一些地方银行的破产，却没有英国过去历次大规模周期性危机的通常结局——伦敦的金融破产。这种极不平常的情况——没有本来意义上的金融恐慌——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引起的，现在来分析这些情况会使我扯得太远。然而，最具有决定性的情况之一是：1879年对黄金的巨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兰西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协助下满足的。另一方面，美国营业的突然活跃——从1879年春起——影响到英国，对英国来说这是真正的deux ex machina[22]。

至于农业危机，它将逐渐加剧、发展，并渐渐达到它的顶点；这将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中引起真正的革命，而完全不取决于工商业危机的周期。甚至象凯尔德先生这样一些乐观主义者也开始“感到不妙”了。最足以说明英国人的迟钝的是：两年来，《泰晤士报》和各种农业报纸一直在刊登租地农场主的来信，他们在来信中列举他们用在土地耕作和改善农场上的费用，把这些费用同他们按时价出售产品的收入相比较，并说明他们所得的结果是明显的亏空。请想一想，这些专家对这些统计数字大谈特谈，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一问自己：如果在许多情况下把缴纳地租的费用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完全删去，而在另外许多情况下“极其显著地”缩减，那末这些统计数字会是什么样呢？这就是碰不得的要害之处。虽然租地农场主自己已经不相信他们的大地主或者“帮闲文人”向他们提供的秘方，但是他们仍然不敢采取果敢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受到农业“工人阶级”的威胁。整个说来，形势很好！

我希望在欧洲不要发生普遍的战争。虽然归根到底战争非但不能阻止反而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我指的是经济的发展），但是战争无疑会造成相当长期的、没有益处的力量衰竭。

来信请照旧用我伦敦的地址，即使我暂时离开，这些信也总会给我转来。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23]

20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伦　敦

1880年9月12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拉法格：

您事后才把全部情况告诉我，我怎能对您做生意的事提出意见呢？要是您早些把章程草案504寄给我，我就可以提出更好的意见了。您不要说没有拿到章程草案了；它一印好您就该要来。看来，您真是存心想让别人把自己偷光。

您说章程规定借款利息不得超过10%。告诉您这件事的人，准是估计到您会轻信的。第七十四条明确地说，董事有权按照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期限和条件去借款。诚然，我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议会的决议是否禁止有限公司按10%以上的利息借款。对此我表示怀疑。就算是这样，但是您眼前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没有人把这项规定放在眼里。您自己不是就写信告诉过我，格兰特要按10%的利息并在五年期满时付给20%作红利的办法去借三千英镑吗？二十除以五等于四，十加四等于十四；这样，您实际上要为借款付14%的利息。当别人要您相信格兰特不会从你们公司拿到10%以上的利息时，您怎么又不提这件事了呢？

您又说，乔里斯和梅森握有对付格兰特的保证，这就是至少要经五分之四的股东同意才能作出新的决定，而格兰特只有50%的股票，所以没有取得你们的同意，他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无疑，这是在愚弄你们。在整个章程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五分之四的股东的问题。一切决定都由简单多数通过。可能议会的决议规定，要有五分之四的同意才能修改公司最初的章程。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已向你指出，格兰特会怎样通过按10%的利息借款并要求符合他心意的红利的办法榨干公司的全部利润。第七十四条给他这样做的权利，甚至除了他的董事们以外，用不着去和任何人商量，而那些董事们，不管是谁，肯定都是他的傀儡。

其次，如果全部资本凑齐，共计为：

（1）固定资本五千英镑，计五千票。

（2）优先股票每股五英镑（第四十九条），共三千英镑，计三千票。总共八千票。这个数目中，您、乔里斯和梅森共有二千二百五十票，这就是说，不是45%对55%，而是28%对72%。这总算超过五分之一，但超过不多。只要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卖出一些股票，那么你们就会连阻止修改公司章程的可能性都要丧失掉。也许别人会告诉你们并不打算把全部优先股票发行出去。但这种情况是否能长期继续下去，这将取决于格兰特。

此外还有一个条款可能影响到您，并使情况发生变化。第二十一条说，股东不等催收股金而自愿付清的话，就可以取得多至10%的利息。我想这个规定是适用于您的实付股票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乔里斯和梅森会告诉您；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您的大部分股票就能得10%的利息，这对您是很有利的。您要弄清楚情况是否这样。

总的来说，看了您这次来信，我觉得事情稍微有利了些。如果按这样重的利息借来的钱能限于头三千英镑，而这些钱又能过五年或更早一些还清的话，事情就顺当了。但是，我认为，为了支付所有这些巨大的开支，必须有特别大的利润。每个董事拿五十英镑，董事长拿一百英镑，经理拿若干英镑，在伦敦和巴黎的董事拿三百英镑，等等。所有这些都要出自相当于这些人的薪俸的三倍不到的三千英镑流动资本里！此外还要付14%的利息！

关于乔里斯我不能写了，因为您说，您把我的信都读给他和梅森听。不然在这方面我还是有话要说的。不管怎样，一个金融家的“诚实”和某些人的诚实是不同的，即便在这类人当中他还算是正派的。

我得搁笔了，就要吃饭了。您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局面自然就是这样：您已经走得太远，想单独后退已经不行了。不过，请好好考虑一下，把我上面提到的几点弄清楚。

我现在的钱只够旅途上最必需的费用，也许连这也不够。我的支票本在伦敦，我要在星期六晚上才回去；在这以前，我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您能把格兰特的事情拖延到我回来时，我们也许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我们大家[24]向劳拉问好。

您的　弗·恩·

如果您不是马上要用公司的章程，就等我把它带回来。

210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　卡尔斯巴德

1880年9月29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朋友：

多谢您的来信。妇女们有她们自己的想法，因此，我的妻子不愿意在表格这边填写回答。一般说来，她不愿意按照表格而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回答问题。我没有看她写的信，所以我也不知道她的回答是否恰当，不过对于妇女们来说愿望是她们的天堂。

爱琳娜向您致亲切的问候。

完全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11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和某人505　伦　敦

1880年10月5日于［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奥斯渥特：

非常感谢为博伊斯特[25]写的介绍信，所有这些介绍信都已寄出。

关于考利茨我收到了一封完全相同的信；现把我的回信抄在这封信的背面。我们大概不会因为伯[26]而争吵。

您的　弗·恩格斯

［信的背面］

（副本）秘密。

先生：

考利茨先生去年春天到英国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了我在德国的一位老朋友的介绍信。信中说，考利茨先生出身于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不伦瑞克的最好的公证人（在德国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之一，他被热情地介绍给我。根据我自己从那时起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关于这个问题，考利茨先生大概会让您去找一位专家，他一定能向您提供更满意的情况。

您的　弗·恩·

212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10月12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从李卜克内西那里了解到，你仍然需要钱，但是目前他们不能帮助你。事情很凑巧，我现在恰好为你存了一张五英镑钞票，我当即就把它寄出，折合一百二十六法郎。希望你尽快地顺利收到；但愿这能帮助你摆脱眼前的困难，直到莱比锡人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你的确和德国那些被剥夺了生活资料的鼓动员一样，都是非常法139的受害者。

李卜克内西来过这里，并且答应说，苏黎世报纸[27]的路线将会改变，将符合党原来的路线。如果这能实现，那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一切。

祝你健康，精神振奋。

你的　老弗·恩格斯

213　恩格斯致哈·考利茨　伦　敦

［草稿］

1880年10月28日［于伦敦］

致哈·考利茨先生。

随信退回伯利先生的信。

至于同拉法格先生有关的事，您承认主要的一点：您未经他的许可，冒充是由他介绍来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关于博伊斯特[28]，我用不着弄清楚，您什么时候在别的地方曾推荐他讲授所提到的课程。但是毫无疑问，在我们从布里德林顿码头回来之后，您曾再一次表示愿介绍博伊斯特任教，并且当着我和肖莱马的面答应按过去商量好的办理。然而您言行不一，而博伊斯特不仅没有在背后攻击自己的“亲爱的考利茨”，相反，在特拉法加广场当面对他说了自己的意见，而且完全正确地补充说：我们三个人事先就断定，您根本不会履行诺言。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因个人的事情而同曾与我有过某种政治联系的人绝交的话，我在这以后就会立即写信给您提出断绝关系。

至于“中央新闻”的谰言，我不打算去分析是谁散布的——是您还是莫斯特，因为我没有得到说出我的消息来源的许可，另一方面，因为在我看来一个奸细的信件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如果一个人不得不作出象我对您作出的那种决定的话，那末这样做的根据不是当事人的某一个个别的不体面行为，而是经过长期观察的他的整个品德。此外，为了用另外一件同样有份量的事实来代替您所否认的事实，只要举出您自己承认的几乎每天同莫斯特及其同伙都有接触就足够了。

致敬意。

214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　纽　约

1880年11月4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今天给您寄去一册法文版的《资本论》[29]。同时应该谢谢您在《太阳报》上所写的友好的文章。

除了格莱斯顿先生在国外的“轰动一时的”失败以外，这里的政治兴趣目前都集中在爱尔兰的“土地问题”上。为什么呢？主要地因为它是英国“土地问题”的前奏。

不仅因为英国的大地主也就是爱尔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因为英国的土地制度，一旦在那被讽刺地称为“姐妹”岛的地方遭到破坏以后，在本土也就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反对这个制度的是那些受高地租和——由于美国的竞争——低价格之害的英国的租地农场主，是那些终于忍受不了自己历来象牛马般受虐待的地位的英国农业工人，以及英国那个自称为“激进党”的政党。这个党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党的思想家，他们力求通过破坏贵族的物质基础，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来推翻贵族的政治统治。而躲在这些理论空谈家们的背后并驱使他们的是另一类人——狡猾、吝啬、会算计的资本家，他们完全明白，按照思想家们提出的办法来废除旧的土地法，只能把土地变为买卖的对象，而最后一定会集中到资本的手里。

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约翰牛非常担心，贵族的英国土地所有制在爱尔兰的要塞一旦丧失，英国对爱尔兰的政治统治也会丧失！

李卜克内西要坐六个月的牢。因为反社会党人法139既没能摧毁，甚至也没能削弱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所以俾斯麦就更加疯狂地抓住他的万应灵丹不放，自以为只要更大规模地应用，就一定会收效。因此他把戒严扩展到汉堡、阿尔托纳和其他三个北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同志们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反社会党人法虽然没能破坏，也决破坏不了我们的组织，但是给我们带来了几乎负担不了的金钱上的损失。接济遭到警察破坏的家庭，维持我们保留下来的几份报纸，通过秘密通讯员保持必要的联系，在整个战线上作战——这一切都需要钱。我们的财力几乎耗尽了，不得不向其他国家中我们的朋友和同情者呼吁。”

就摘录到这里为止。

我们将在伦敦这里，在巴黎等地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同时，我相信，象您这样有影响的人，也许可以在美国组织一次募捐。即使金钱方面的收获不大，在您所主持的公开集会上谴责俾斯麦的新政变，并在美国报纸上报道出来，在大西洋彼岸加以转载，这无疑会使这个波美拉尼亚州的hobereau[30]受到沉重打击，并为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所欢迎。至于更详细的情况，您可以从左尔格先生（在霍布根）那里了解到。募集到的捐款请转寄莱比锡阿姆特曼肖夫的邦议会议员奥托·弗莱塔格先生。他的地址当然不能暴露，否则德国警察干脆会把捐款没收。

又及。我的小女儿[31]——她没有同我们一起去兰兹格特——刚告诉我，她把我寄给您的那本《资本论》中我的相片剪掉了，因为那纯粹是一张漫画319。好吧，一有好天气，我就再照一张给您作为补偿。

马克思夫人和我们全家向您致最良好的祝愿。

最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15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0年11月5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我长时间没写信的原因是：（1）工作太忙；（2）我的妻子病重，她病了一年多了。

你自己已经看到，约翰·莫斯特闹到了什么地步，另一方面，所谓党的机关报，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更不用说那里的《年鉴》了）是多么可悲；独揽大权的是赫希柏格博士。关于这一点我和恩格斯经常在书信来往中同莱比锡人进行争论，而且往往争论得很激烈。[32]但我们避免任何公开干预。比较安稳地住在国外的人，不应当使那些在国内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并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处境更加困难，而使资产阶级和政府高兴。几个星期以前，李卜克内西来过这里，并保证一切方面都将“改善”。党组织已经恢复，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就是说，“秘密”到使警察不知道。

从一份俄国的社会主义报纸上我才完全看出了莫斯特的卑鄙。他在这份报上用俄文发表的东西，从来没敢用德文发表。这已经不是对个别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污蔑。同时，这也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他完全不了解他从前贩卖的学说。这是无稽之谈，它是那么愚蠢，那么荒谬，那么庸俗，以至最后变得一文不值，只能说明约翰·莫斯特的极端爱好个人虚荣。尽管掀起一片喧嚣，但是，除了在柏林的各式各样的败类中间之外，他在德国一无所获，于是他就同巴黎的巴枯宁主义者的余孽，即《社会革命报》的那伙人，结成了同盟（这个刊物的读者整整有二百一十人，但它有皮阿的《公社报》作为同盟者。那个怯懦的闹剧小丑皮阿——他的《公社报》把我说成是俾斯麦的得力助手——对我很恼火，因为我总是以极轻蔑的态度对待他，戳穿他利用国际来搞阴谋诡计的一切企图）。不管怎么样，莫斯特做了一件好事，把所有那些大喊大叫者——安得列阿斯·肖伊、哈赛尔曼等等，等等——组成了一个集团。

由于俾斯麦实行新的戒严[33]和迫害我们党的党员，给党筹集经费是绝对必要的。关于此事我昨天已写信给约翰·斯温顿[34]（因为一个好心的资产者最适于做这种事），并告诉他可以向你更详细地了解德国的情况。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琐事以外——在我们多年的流亡生活里，我们见到过多少这类突然发生，然后又化为泡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事！——整个说来，事情（我在这里指的是欧洲的总的形势）进行得非常好，大陆上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内部也是这样。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恰恰是《平等报》（主要是由于盖得转到我们这边和我的女婿拉法格的努力）第一次成了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连《社会主义评论》的马隆——虽然还带有同他的折衷主义本性分不开的不彻底性——也不得不声称自己（我们过去是仇敌，因为他原来是同盟60的创始人之一）信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即德国的社会主义。我为他写了《调查表》506，最初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印了大量单行本在法国发行。此后不久，盖得来到了伦敦，在这里和我们（我、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普选起草一个工人竞选纲领507。尽管我们反对，但盖得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法定最低工资之类的废话奉献给法国工人（我对他说：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末，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除了这些废话之外，这个很精练的文件在序言中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这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因此，它引起了法国一切以“制造云雾”为生的骗子手的强烈反对。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这个纲领还是首先在中央区，即在巴黎及其郊区被通过，接着又在其他许多工人区被通过。同时形成了这样一些工人团体，它们对纲领持反对态度，但是接受（那些不是由真正的工人，而是由游民以及少数受骗工人作为普通成员组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不接受）纲领中的大部分“实际”要求，而在其他问题上则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证明，这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在此以前，那里只有一些宗派，它们的口号自然是来自宗派的创始人，而无产阶级群众却跟着激进的和伪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决定性关头为这些人战斗，而在第二天就遭到由他们捧上台的家伙的屠杀、放逐等等。

几天前在里昂出版的《解放报》，将是在德国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工人党”的机关报。

同时，就在敌人的阵营里——即在激进派的阵营里——过去和现在都有拥护我们思想的战士。泰斯在罗什弗尔的机关报《不妥协派报》上开始探讨工人问题；公社失败以后，他同一切“有思想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样，来到伦敦时还是个蒲鲁东主义者，但由于跟我的个人接触和认真研究《资本论》[35]，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此外，我的女婿[36]放弃了他在皇家学院授课的职位40，回到巴黎（幸好他的家属还留在这里），成为极左派的领袖克列孟梭的《正义报》最有影响的编辑之一。他工作得很有成效，那位在今年4月还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拥护美国的民主共和观点的克列孟梭，最近在马赛所作的反对甘必大的演说中，就不仅在总的倾向方面，而且在最低纲领的最重要的几点上，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508克列孟梭是否会履行诺言，这根本不重要。无论如何，他已把我们的思想传播到激进党里去；说来好笑，仅仅作为“工人党”的口号出现的东西，激进党的机关报总是要加以轻视或嘲笑，而现在当他们从克列孟梭嘴里听到时，却当作奇妙的启示为之惊叹不已。

我未必需要告诉你，——因为你了解法国的沙文主义——关于牵动从盖得、马隆到克列孟梭这几个领袖人物的那些秘密的线，只限你我知道。不要把这些说出去。如果想要帮助那些法国先生，就得秘密地去做，以免伤害他们的“民族”感情。事实上，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把我们的合作者叫作在“大名鼎鼎的”普鲁士间谍——卡尔·马克思独裁统治下的普鲁士间谍了。

在俄国——《资本论》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受到更大的重视——我们得到了更大的成功。在那里，我们一方面有批评家（大多数是年轻的大学教授，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还有一部分是评论家），另一方面有恐怖主义者的中央委员会509，它最近在彼得堡秘密印发的纲领引起了在日内瓦出版《土地平分》（这是从俄文按字面译成德文的）的旅居瑞士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极大愤慨。他们——大多数（不是全部）是自愿离开俄国的——和冒生命危险的恐怖主义者相反，组成了所谓的宣传派（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

这次就写到这里。希望你尽快来信。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完全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要是你能给我找到关于加利福尼亚经济状况的详细的（有内容的）材料，我将非常高兴，钱当然是由我付。我很重视加利福尼亚，因为资本主义的集中所引起的变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这里表现得如此露骨和如此迅速。

216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0年11月5日［于伦敦］

匆匆又及。

亲爱的左尔格：

刚刚给你寄去了一封长信[37]，投邮之后，邮局关门之前，忽然又想起了一件关系到可怜的波克罕的事情。今年夏天当我从兰兹格特到哈斯廷斯去看他时，发现他病在床上，他要我写信给你，让你去找一个叫弗兰茨·穆尔哈德的人（霍布根市华盛顿街215号）。他欠我们的波克罕的钱，我记得是十英镑。这些钱是波克罕借给穆尔哈德作为去美国的旅费的；波克罕手里有穆尔哈德的借条。

祝好。

你的　卡·马·

217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　卡尔斯巴德

［1880年11月12日于伦敦］

大概您已经收到了我的妻子终于寄出的信。她和所有生病的妇女一样，对目前给她治病的那些医生总是不相信。

218　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　曼都亚

1880年11月13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洛里亚先生：

我的妻子病重，家里一片混乱，因此我迟迟未能答复您9月14日的来信。遗憾的是，我个人的钱有限，不能供给您在伦敦逗留的费用；这尤其使我感到难过，因为我非常赞赏您的才能、您的学识和您在科学上的前途。

由于我深居简出，并且避免同英国新闻界来往，我能用来帮助您的影响和联系很少。我根据经验知道，在伦敦的意大利人中间，无论是在给报刊撰稿和私人授课方面，或者是在其他的谋生领域，都充满着最尖锐的竞争。

尽管如此，当议会复会时——因为在复会以前整个上流社会，即由一万人组成的上层都不在首都——我将同某些热心的和有影响的人士商量。烦请您告诉我，您是否能讲法语和讲一点英语。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19　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510　伦　敦

1880年12月8日［于伦敦］

阁下：

马克思夫人同大多数患慢性病的人一样，有时候突然不能起床，随后又重新能够同人们来往。她原以为过几天就能去看望海德门夫人，因此没有立即给她写信，但是本星期我们家里有大陆上来的客人，所以她要我告诉您，她下星期将荣幸地去拜访海德门夫人。

我欢迎您所说的办报纲领。您说您不同意我党对英国的观点，对此我只能答复说，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着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

在德国，工人阶级从工人运动一开始起就清楚地懂得，不经过革命，就不可能摆脱军事专制制度。同时，德国的工人也懂得，这样的革命，不预先进行组织、不掌握知识、不进行宣传和［字迹不清］，即使开始时是顺利的，但归根到底总会反过来反对他们。因此他们是在严格的法制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非法行为完全来自政府方面，它宣布工人为非法。139构成工人的罪状的不是行动，而是不合他们的统治者心意的观点。幸而，这个依靠资产阶级排斥工人阶级的政府本身，现在愈来愈使资产阶级不能忍受了，因为它击中了他们的最痛处——钱袋。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

请代我向海德门夫人问好。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220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12月24日于伦敦

老朋友：

急忙告诉你，我刚刚给你汇去了五英镑，即一百二十六法郎，希望你能收到。

当李卜克内西在这里的时候，我斥责了他在分配救济金时完全没有考虑到你，虽然你和许多柏林人——而他们中间还有明显的坏蛋——同样是，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反社会党人法139的受害者。现在他写信告诉我：我们会照顾贝克尔。请注意这点是否照办了，如果没有这样做，而你又不便于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末请给我写封短信，我来替你办这件事。

新年好！

你的　老弗·恩格斯

221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伦　敦

1880年12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

请于本星期五晚上（七点钟）到这里来吃饭并迎接新年。

祝好。

卡·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