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363 莱比锡
1878年2月11日［于伦敦］
俄国人做了一件好事：他们毁坏了英国的“伟大的自由党”，使它长时间不能成为执政党；而执政的托利党也竭力通过卖国贼得比和索耳斯贝里（后者是内阁中真正的俄国工具）来自己杀死自己。
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这帮家伙跟在格莱斯顿、布莱特、蒙德拉、摩里之流以及工厂主恶棍等等的后面，为了各族人民的解放者——沙皇的更大的荣誉而大喊大叫，可是自己的阶级兄弟被南威尔士矿主逼得快要饿死了，他们却无动于衷。365卑鄙的家伙！为了把这一切做得更彻底，在下院最近投票时（2月7日和8日，“伟大的自由党”的大多数台柱——福斯特、娄、哈尔科特、戈申、哈廷顿甚至（2月7日）伟大的约翰·布莱特本人——为了避免表决使自己过份丢脸366，在投票时丢下自己的队伍不管而逃之夭夭），下院中仅有的工人议员，而且说来可怕，是直接代表矿工的议员而且本人就是血统矿工的伯特和卑贱的麦克唐纳，竟然同颂扬沙皇的“伟大的自由党”喽罗一致投票！
但是，迅速展示出来的俄国人的计划立即驱散了魔力，破坏了“机械的鼓动”（一张张五英镑钞票就是这种机械的主要推动力）；在这种时候，莫特斯赫德、豪威耳、约翰·黑尔斯、希普顿、奥斯本之流以及所有这些坏蛋要是敢在任何一个公开的工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就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他们的“凭票入场的非公开的会议”也被人民群众用暴力冲垮和驱散。
但是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觉醒得太晚了，至少从当前的事件来看是如此……
俄国的外交远不是支持“基督教”对“新月”的无理的仇恨。它认为，土耳其虽然在欧洲已被压缩到君士坦丁堡和鲁美利亚的小部分地区，但是在小亚细亚、阿拉伯等地却有巩固的内地，因而应该通过攻守同盟使之受制于俄国。
在最近的一次征讨中，十二万波兰人在俄国军队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要做的是把土耳其人同波兰人合并到一起，于是欧洲的两个最骁勇的、渴望向欧洲复仇雪耻的民族，就都将站到俄国的旗帜下，——主意倒不错！
1829年普鲁士的作法和现在正好一样，但当时它充其量还只是欧洲小国中最大的一个，而且显然是在俄国的庇护之下。
吉比奇使俄军在越过巴尔干（1829年7月）之后陷入了绝境，对此毛奇作了很好的描述。367当时只有靠外交手段才能解救它。
第二个战役的结局几乎和第一个战役同样糟糕368，此后会是finis Russiae——会是俄国的末日。因此沙皇尼古拉以参加普鲁士亲王威廉（如今是德国皇帝）的婚礼为名，于1829年6月10日到达柏林。他请求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戴着胜利的花冠”369）对土耳其政府施加影响，让它派出代表，以便开始议和。这时吉比奇还没有越过巴尔干，他的大部分军队被阻截在锡利斯特里亚城下和苏姆拉[4]附近。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按照同尼古拉的协议，正式派遣缪弗林男爵为驻君士坦丁堡的特命公使；但他在那里应当作为俄国利益的代理人进行活动。缪弗林简直是个俄国人，正象他本人在《我的一生》这本书中所说的一样；1827年他拟定了俄国进军计划，他极力主张吉比奇不惜任何代价越过巴尔干，而他自己则以调停人的身分在君士坦丁堡进行阴谋活动；他自己说，被这次进军吓坏了的苏丹[5]将会求助于“他这位朋友”。
在保障欧洲和平的幌子下，他把法国和英国拉到自己方面来；对于后者，他的办法是通过英国大使、亲俄的罗伯特·戈登对他的哥哥阿伯丁伯爵施加影响，又通过阿伯丁对威灵顿施加影响，威灵顿后来对此懊悔万分。
吉比奇在越过巴尔干时，于7月25日（1829年）满意地收到列施德-帕沙关于开始和谈的书面邀请。同一天，缪弗林初次同罗伊斯-埃芬蒂（土耳其外交大臣）[6]会谈，他以自己的（罗伊斯亲王[7]般的）激烈讲话吓倒了对方；其间他还提到了戈登等等。在普鲁士公使（在英国大使戈登和法国大使吉埃米诺支持下；二者都已被缪弗林说服）的压力之下，苏丹接受了下列五项和平条件：（1）奥斯曼帝国的完整；（2）保留土耳其政府和俄国之间原有的条约；（3）土耳其政府参加法国、英国和俄国之间（1827年7月6日签订的）有关调解希腊问题的伦敦公约370；（4）切实保证黑海航行自由；（5）土耳其和俄国代办进一步会谈有关双方赔偿的要求及其他一切要求。
8月28日，两名土耳其全权代表，萨迪克-埃芬蒂[8]和阿卜杜-喀德-贝伊，在居斯特尔（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武官）陪同下到达阿德里麦堡[9]，俄国总参谋部设在这里已经将近一星期。9月1日，俄国全权代表（阿列克塞·奥尔洛夫和帕连）刚刚到达布加斯，吉比奇没等他们到来便开始了谈判。
但是在谈判期间吉比奇一直把自己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他（不顾自己的困境，或者说得确切些，是由于这种困境）骄横无耻地要求土耳其全权代表在八天的期限内同意下列条款：
布来拉、茹尔日沃[10]和卡拉法特的要塞应当拆毁，这些地方本身划归瓦拉几亚。土耳其把黑海上的阿纳帕和波提与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割让给俄国；七十万“布尔斯”（约一亿二千万法郎）的军事赔款，缴纳赔款的保证是，将锡利斯特里亚和多瑙河各公国留给俄国人作抵押。给俄国商人大约一千五百万法郎的赔款以补偿他们的损失，赔款应分三期缴纳，每付款一次，俄国军队就后撤一步，先撤到巴尔干山麓，然后撤到这个山脉以北，最后撤到多瑙河彼岸。
土耳其政府对这些条件提出抗议，这些条件同沙皇[11]关于不提过分要求的保证是显然矛盾的。新任普鲁士公使罗伊埃尔（缪弗林，这位“土耳其政府的朋友”和和平天使干完自己的刽子手勾当以后，于9月5日溜走），和受缪弗林欺骗的吉埃米诺将军以及罗伯特·戈登爵士一道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抗议，因为这种蛮横态度违背了约定的条件，这甚至使得“戴着胜利的花冠”的人也感到走得太远了。吉比奇知道，他在军事方面处境困难，于是作了虚假的让步：同意从正式和约中删掉关于军事赔款数额的条款；缩减赔偿俄国商人的第一期付款额，因为正象土耳其代表声称的，“最无知的人也知道，土耳其政府无力支付”。和约终于在9月5日签订。371
欧洲反应强烈，英国非常愤慨；威灵顿大发雷霆；连阿伯丁也从紧急报告中看出，和约的每一项条款都包藏着危险，因而力图缔结一项普遍盟约，由所有大国（包括俄国在内）保证东方的和平。奥地利没有反对；但普鲁士破坏了这个计划，拯救了俄国，使它摆脱了欧洲会议对它的威胁。（当时，法国由于查理十世准备实行政变，打算同俄国订立秘密协定；还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规定法国应该取得莱茵河各省。372）
这种情况使涅谢尔罗迭感到可以放手地干；他给英国大臣们发了一封蛮横无礼和口吻轻蔑的电报，也就是发往伦敦给利文伯爵（俄国大使）的那封电报。
这就是普鲁士当时的所作所为，而如今它又以更大的规模重复了同样的作法。这班霍亨索伦真是好样的霍亨施陶芬！俾斯麦在他处理奥地利和法国事务时373毫不费力地表现了国务才略；反对奥地利时他依靠波拿巴和意大利人，而在反对法国时他得到整个欧洲的支持。此外，他所追求的目的是由形势提出并做好了准备的。
现在形势复杂化了，才能就完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