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所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37]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新机关报的真正纲领，因为报纸的方针是由他们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己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在于：施韦泽使这里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38]；其实他是加深了运动的性质，即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者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其次谴责他“抛开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作为一个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作为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居显要的职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这样，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85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态度”也会让位于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好象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的有失体统的态度，在可以谴责他们的东西中并不是最无足轻重的！）。那时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对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苏黎世三人团以为，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五六十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选民都非常有理智，不致于用脑袋撞墙壁，不致于以一对十地去进行“流血革命”，那末这就证明，他们永远不容许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重新表现得那样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455，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象“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88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鲁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愈是平静、客观和慎重，就愈不可能重复目前〈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得到成功的步子，而自觉的反动派拿对赤色幽灵的恐惧吓唬资产阶级时就是利用这种步子的。”（88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怀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必须清楚明白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近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俱，又是什么呢！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态度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给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借口的“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吧。如果它自愿地许下诺言，说它愿意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那末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十分客气，取消这个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末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太高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应当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级——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为了遗留给儿孙们。而暂时“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工作，而同时又不致吓倒资产阶级。在这里，我真要颂扬“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了，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崩溃，就极力从事投机事业，尽力促进1873年的崩溃，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垮台做一些工作。
对良好的风度的另一种损害，就是对于“只是时代的产物”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物”，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加上利息偿还他们的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也有一个害处：
“使那些否则会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而且总的说来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从1848年起早就很熟悉所有这些言辞的人来说是如此。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是承认这种斗争的，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远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因而可以把最终的大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的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那末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
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实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末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五名委员[39]和白拉克写的……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人也看看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