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 巴 黎
［草稿］
［1878年11月10日左右于伦敦］
我出面给您写信，是为了谈谈10月6日《马赛曲报》上发表的反对巴里先生的信402。
当这一号《马赛曲报》完全是偶然地——这一点我可以证明——终于落到巴里先生手中时，他立即用英文写了回答并请求我把它翻译成法文。我一天一天地拖延着不完成这项委托，至于原因，您读完这封信以后就会明白。巴里先生无法既说明全部事实而又做到：
（1）不损害尚未决定命运的希尔施的名誉；
（2）不损害希尔施的还在巴黎的内兄弟[36]的名誉；
（3）不在这里引用我的话，以免因此把我卷入同您的公开论战；
（4）不涉及您在信中提到的某些人；
（5）不暴露《马赛曲报》的不诚实。
我认为，现在不是进行这类争吵而使反动派高兴的“适当”时机。另一方面，巴里先生拥有辩护的合法权利。这就要作出抉择。我曾认为要摆脱困难，只有一个办法：希尔施到伦敦来（他曾告诉我，他如果被驱逐出法国就到这里来）。那时，由他在《马赛曲报》上发表几行不损害任何人的名誉的文字，就能使巴里先生满意了。可惜，他自被驱逐以来就杳无音讯。巴里先生终于不耐烦了，由于他清楚地知道，我反对发表他的回答（这个回答在必要时可以在某一家瑞士报纸上发表），所以我们商定：
（1）他的回答暂由我保存；
（2）由我给您写信，做调解此事的尝试。
现在来谈实质性问题。
事 实
（1）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它在国际存在时是这个组织的支部），设在索荷广场玫瑰街6号，由德国和英国两个支部组成。前者选举了埃尔哈特先生为自己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后者选举了巴里先生。伦敦曾传出消息说，由于警察禁止，代表大会将在洛桑举行，因此代表资格证就开到洛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去了。146
现将巴里先生的代表资格证照抄如下，原件保存在我手里：
“索荷广场玫瑰街6号杜会民主主义工人俱乐部。
英国支部。1878年8月31日于伦敦。
公民们：本代表资格证持有人马耳特曼·巴里公民是伦敦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英国支部的代表。
此致瑞士洛桑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英国支部书记弗·基茨。”
其次，巴里先生回来后，书记基茨曾写信要求他向俱乐部报告完成自己所受委托的情况。这封信也保存在我手里。
因此，完全可以证明，派遣巴里先生为代表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而不是象您有些“轻率地”散布的那样，是“国际警察”。
您是根据哪些有份量的事实，来“散布如此骇人听闻的指责”，说巴里先生“是这些人〈即国际警察〉派遣的”呢？
这些事实是毫无根据的，就是说，是以一个叫作舒曼的十分可疑的人物的造谣中伤为根据的，而这些造谣中伤是背着巴里先生偷偷告诉您的。这样，巴里先生没有公开答复暗中对他提出的指责，您难道觉得奇怪吗？[37]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下舒曼。他回到伦敦后，觉得最迫切的事莫过于向《旗帜报》这家“托利党的和波拿巴派的报纸”报告自己的平安获释。
然后这个我以前根本不认识的人，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来见我。当我针对您在信中转述的他的造谣中伤，对他痛加斥责时，他说：“但是塔朗迪埃先生是不对的，我曾明确地对他说过，我只是重复一些传闻，我个人对巴里一无所知”等等。[38]
然后舒曼先生自己主动向我询问巴里的地址，以便去向他道歉。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秘密地告诉一个流亡者（他不知道这个人同我有联系），似乎马克思在同他的谈话中也把巴里当作间谍来谈论。在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关于您的委托人和保证人的诚实的任何说明都是多余的。后来我得到了关于他的材料，并将把它寄往哥本哈根。
您在您的信中问道，“马耳特曼·巴里先生是怎样……给《马赛曲报》写信的”。事情很简单：我交给巴里先生一封致希尔施的介绍信，希尔施带他去《马赛曲报》社并且介绍给马雷先生。回到伦敦后，巴里给希尔施的内兄弟寄去了用英文写的值；而这封信在《马赛曲报》上发表是否适宜，则应由后者决定。希尔施的内兄弟认为这封信对希尔施有利，便把它译成法文并亲自交给了《马赛曲报》编辑部。404
该报纸不加任何评论地发表您的揭露，这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行为，这只能用同一天报纸上刊登的您给昂利·马雷先生的信来解释。如果注意到，您是布莱德洛先生的朋友和记者405，又同巴里先生和逝去的国际有私仇，这就尤其不能容许。
（2）您接着说，巴里在给《马赛曲报》的信中申辩说，“法国警察没有逮捕过他”，您还补充说，“希尔施公民并未申辩说没有逮捕过他”云云，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您是在代表希尔施说话。但是希尔施公民在10月14日给我的信中说您的信是“卑鄙行为”，并且证实他只是在自己获释后才知道这封信的。同时，您还忘了巴里并不是唯一作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英国人，他们至少有十二个人，而且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被法国警察逮捕。德国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它现在被封闭）清楚地理解了巴里信中这句话的意思，它指出“法国政府想向俾斯麦先生讨好，逮捕了希尔施等，但是它没敢殷勤到触犯英国人”。406不过，巴里先生一直同希尔施的内兄弟一致行动，他曾直截了当地向吉果先生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因为后者吩咐过对这些谈话要做记录，所以您可以从官方打听到关于巴里先生同法国警察的暖昧关系的情况。
然而，我还忘记了一点：为了给“你们的上司”增添声誉，您看来想把法国警察说成“国际警察”的牺牲品，而不是它的成员。共和政权当局对事情的理解则不同，它向希尔施的内兄弟道歉时说，“我们的上司”应该尊重“邻国当局”。
您提出的另一项控告（这也应归咎于舒曼先生的好心肠）是，巴里先生在巴黎作为“英国托利党的和……波拿巴派的报纸……《旗帜报》的记者”进行活动。
把《旗帜报》称作“波拿巴派的”报纸，这简直是开玩笑。当路易·波拿巴还是英国可以利用的有益的同盟者时，《旗帜报》曾奉承他，但不象《泰晤士报》那样恶劣，也不象当时的英国激进党领袖布莱特和科布顿先生那样天真，《旗帜报》从来没有象自由党的《每日电讯》那样卖身于波拿巴。现在——也是为了英国的利益——《旗帜报》如同几乎所有的英国报刊一样，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已变为“温和的”甚至“机会主义的”407共和国的拥护者了。
这样一来，只剩下“托利党的”这个修饰语了。请注意，这家托利党的报纸，对新神圣同盟255及其领袖俾斯麦先生，没有停止抨击，而《泰晤士报》却成了俾斯麦的半官方刊物，他自己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就这样说过。而舒曼和布莱德洛先生所属的那个所谓“国际工人同盟”的代表之一埃卡留斯先生，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则正是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进行活动的。为什么巴里先生不可以当《旗帜报》的记者呢？您在英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您应该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不掌握任何一家报纸，因此在举行工人代表大会等时候，就不得不借助于自己雇主的，即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的报纸来发消息，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无论是前者或后者的见解，它是不能承担责任的。您在英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您不应该给英国的政治关系贴上从法国政党的辞汇里搬来的标签。要不然的话，我确信，您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充任英国国家官员的。
在当前情况下，如果您仿效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法兰西共和国报》的记者卡尔歇的先例，把书献给剑桥公爵殿下，那才是应该受到指责的。
最后谈谈您的愤慨指责中的最后一点。好大的罪名！原来是巴里先生对布莱德洛先生在他的《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一篇毫无意义的文章408竟然没有在一星期之内予以答复！……但这是情有可原的。[39]
巴里先生对布莱德洛先生9月22日和29日的文章之所以不大放在心上，是因为他早在7月13日就在《旁观者》发表了自己署名的文章，详尽地阐述了他在东方战争引起英国各政党之间斗争时所采取的行动方针。他关心的是把这篇文章翻印成传单，加以“传播”。
判断巴里先生同布莱德洛先生之间的是非，是他们的“同胞们”的事情，因为，请注意，9月22日和29日《国民改革者》上面的文章不过是重新“温习”这段往事。“同胞们”在7月22日就已作出了判断。这一天，伦敦举行了一次由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召集的，声援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俾斯麦的大规模公开集会。各家报纸都刊登了有关这次集会的报道，并且丝毫不向读者隐瞒，这次集会的主席是马耳特曼·巴里先生。
我完全没有涉及各个政党在东方战争时期的立场。如果一切不按照布莱德洛先生指定的道路走的人（甚至《自由人报》），都被怀疑为同什么警察有关系的话，那末我非常担心，欧洲和美国的大多数社会党人都将遭到巴里先生所遭到的命运。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个法庭的资格表示异议，在我们看来，它是建立新神圣同盟的罪犯。巴里先生毫不理睬布莱德洛先生的无耻行径，还有特别的理由。这就是前国际总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其中包括巴里先生）1871年通过的决定，规定不理睬布莱德洛先生，除非他能推翻总委员会所作的公开揭露：（1）《国民改革者》的编辑同普隆-普隆及其他男女波拿巴主义者有亲密关系；（2）他发表了反对国际的虚伪谰言；（3）他根据肮脏的来源——波拿巴派的和下流的报纸，诬蔑住在伦敦的公社社员。
您至少现在知道，您反对巴里先生的信是毫无根据的。对您的要求只有一点：在《马赛曲报》上发表几行声明，说明由于得到了必要的解释，您收回您的揭露。
祝好。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