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草稿］
1879年6月26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很遗憾，您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您是想约我写稿的[6]，否则您可以马上得到明确的答复。
早在我由于多次的催促而决定批判无聊透顶的杜林先生时[7]，我就已向李卜克内西坚决声明，这是我最后一次容许打断我的一些较大的著作446来为杂志撰稿，除非政治事件一定要求这样做，——而这要由我自己来作出判断[8]。我从在伦敦度过的九年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要完成一些较大的著作而同时又积极参加实际的鼓动，是不可能的。我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如果我还想完成什么事情的话，那就应当把我的任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新社会》创刊时，我写信给维德先生也是这样说的。[9]
至于赫希柏格先生，如果您认为我对他抱有某种“反感”，那就错了。当赫希柏格先生创办《未来》时，我们收到了署名“编辑部”的邀请撰稿的信件。104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赫希柏格先生的名字，当然我们没有理睬这样的匿名信件。此后不久，赫希柏格先生公布了他的《未来》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社会主义是建筑在“正义”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347这样一个纲领，从一开始就把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不是某些思想或原则（如正义等等）的结果，而是物质经济过程、社会生产过程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的人，全都直接排斥在外。这样，赫希柏格先生自己就使我们根本不可能为之撰稿。而除了这个纲领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可以使我对赫希柏格先生的哲学观点作出可靠的判断。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理由使我对他抱任何“反感”或对在他领导下出版刊物一事产生偏见。相反，我对它采取的态度，同对任何别的预告要出版的社会主义刊物所采取的态度完全一样，就是说，在我还不知道它将刊登些什么的时候采取同情观望的态度。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不得不完全拒绝为期刊撰稿，因为我打算完成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对整个运动的意义比几篇杂志上的文章要大一些。因此，正如您所看到的，我好些年来毫无例外地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按照这一准则办事。
您提供的情况也使我感到关切；您说这里有人向您散布，说什么我，因而还有马克思，“完全赞成”这里的《自由》的立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自从莫斯特先生对社会民主党议员进行攻击443以来，我们从没有看见过他。我们对这件事的意见如何，他只能从我在本月中旬给邀请我去作报告的工人协会书记[10]的回信中知道[11]。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邀请，因为，否则的话，在德国和其它国家就会作出结论，似乎我赞成《自由》对社会民主党议员发动的、而且是公开发动的那种论战。我完全不同意这种做法，尽管我根本不赞成帝国国会中的某些发言。
我们从别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消息，因此希望能够坚决制止这种招摇撞骗的行为。这很容易做到，只要您费心把那些信中有关部分抄寄给我们，使我们确切地知道，都说了我们些什么，并能以此为根据采取行动就行了。您提供的情况当然只是一般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知道确切的情况，以便能直接采取措施。
将近四十年来，这种革命的喧嚣声对于我们已经一点不新鲜了。
如果莫斯特先生投入无政府主义者或者甚至特卡乔夫之类的俄国人的怀抱，那么，倒霉的只不过是莫斯特自己。这帮人由于他们在自己这伙人中间搞无政府主义而走向灭亡。因此我并不认为，有时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是不好的。
您提到的那些著作，如果其中有些已经售缺，那我就无法给您弄到。有些著作我自己连一本也没有留下，我到旧书商那里寻找，也没找到。
至于法国的运动，我们不仅同此地的党内同志，而且直接同巴黎建立了联系，一般地说，在国际时期建立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例如，我们前几天就收到了最近在波尔图创办的社会主义报纸《工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