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0年11月5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我长时间没写信的原因是：（1）工作太忙；（2）我的妻子病重，她病了一年多了。
你自己已经看到，约翰·莫斯特闹到了什么地步，另一方面，所谓党的机关报，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更不用说那里的《年鉴》了）是多么可悲；独揽大权的是赫希柏格博士。关于这一点我和恩格斯经常在书信来往中同莱比锡人进行争论，而且往往争论得很激烈。[32]但我们避免任何公开干预。比较安稳地住在国外的人，不应当使那些在国内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并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处境更加困难，而使资产阶级和政府高兴。几个星期以前，李卜克内西来过这里，并保证一切方面都将“改善”。党组织已经恢复，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就是说，“秘密”到使警察不知道。
从一份俄国的社会主义报纸上我才完全看出了莫斯特的卑鄙。他在这份报上用俄文发表的东西，从来没敢用德文发表。这已经不是对个别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污蔑。同时，这也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他完全不了解他从前贩卖的学说。这是无稽之谈，它是那么愚蠢，那么荒谬，那么庸俗，以至最后变得一文不值，只能说明约翰·莫斯特的极端爱好个人虚荣。尽管掀起一片喧嚣，但是，除了在柏林的各式各样的败类中间之外，他在德国一无所获，于是他就同巴黎的巴枯宁主义者的余孽，即《社会革命报》的那伙人，结成了同盟（这个刊物的读者整整有二百一十人，但它有皮阿的《公社报》作为同盟者。那个怯懦的闹剧小丑皮阿——他的《公社报》把我说成是俾斯麦的得力助手——对我很恼火，因为我总是以极轻蔑的态度对待他，戳穿他利用国际来搞阴谋诡计的一切企图）。不管怎么样，莫斯特做了一件好事，把所有那些大喊大叫者——安得列阿斯·肖伊、哈赛尔曼等等，等等——组成了一个集团。
由于俾斯麦实行新的戒严[33]和迫害我们党的党员，给党筹集经费是绝对必要的。关于此事我昨天已写信给约翰·斯温顿[34]（因为一个好心的资产者最适于做这种事），并告诉他可以向你更详细地了解德国的情况。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琐事以外——在我们多年的流亡生活里，我们见到过多少这类突然发生，然后又化为泡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事！——整个说来，事情（我在这里指的是欧洲的总的形势）进行得非常好，大陆上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内部也是这样。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恰恰是《平等报》（主要是由于盖得转到我们这边和我的女婿拉法格的努力）第一次成了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连《社会主义评论》的马隆——虽然还带有同他的折衷主义本性分不开的不彻底性——也不得不声称自己（我们过去是仇敌，因为他原来是同盟60的创始人之一）信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即德国的社会主义。我为他写了《调查表》506，最初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印了大量单行本在法国发行。此后不久，盖得来到了伦敦，在这里和我们（我、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普选起草一个工人竞选纲领507。尽管我们反对，但盖得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法定最低工资之类的废话奉献给法国工人（我对他说：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末，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除了这些废话之外，这个很精练的文件在序言中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这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因此，它引起了法国一切以“制造云雾”为生的骗子手的强烈反对。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这个纲领还是首先在中央区，即在巴黎及其郊区被通过，接着又在其他许多工人区被通过。同时形成了这样一些工人团体，它们对纲领持反对态度，但是接受（那些不是由真正的工人，而是由游民以及少数受骗工人作为普通成员组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不接受）纲领中的大部分“实际”要求，而在其他问题上则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证明，这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在此以前，那里只有一些宗派，它们的口号自然是来自宗派的创始人，而无产阶级群众却跟着激进的和伪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决定性关头为这些人战斗，而在第二天就遭到由他们捧上台的家伙的屠杀、放逐等等。
几天前在里昂出版的《解放报》，将是在德国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工人党”的机关报。
同时，就在敌人的阵营里——即在激进派的阵营里——过去和现在都有拥护我们思想的战士。泰斯在罗什弗尔的机关报《不妥协派报》上开始探讨工人问题；公社失败以后，他同一切“有思想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样，来到伦敦时还是个蒲鲁东主义者，但由于跟我的个人接触和认真研究《资本论》[35]，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此外，我的女婿[36]放弃了他在皇家学院授课的职位40，回到巴黎（幸好他的家属还留在这里），成为极左派的领袖克列孟梭的《正义报》最有影响的编辑之一。他工作得很有成效，那位在今年4月还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拥护美国的民主共和观点的克列孟梭，最近在马赛所作的反对甘必大的演说中，就不仅在总的倾向方面，而且在最低纲领的最重要的几点上，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508克列孟梭是否会履行诺言，这根本不重要。无论如何，他已把我们的思想传播到激进党里去；说来好笑，仅仅作为“工人党”的口号出现的东西，激进党的机关报总是要加以轻视或嘲笑，而现在当他们从克列孟梭嘴里听到时，却当作奇妙的启示为之惊叹不已。
我未必需要告诉你，——因为你了解法国的沙文主义——关于牵动从盖得、马隆到克列孟梭这几个领袖人物的那些秘密的线，只限你我知道。不要把这些说出去。如果想要帮助那些法国先生，就得秘密地去做，以免伤害他们的“民族”感情。事实上，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把我们的合作者叫作在“大名鼎鼎的”普鲁士间谍——卡尔·马克思独裁统治下的普鲁士间谍了。
在俄国——《资本论》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受到更大的重视——我们得到了更大的成功。在那里，我们一方面有批评家（大多数是年轻的大学教授，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还有一部分是评论家），另一方面有恐怖主义者的中央委员会509，它最近在彼得堡秘密印发的纲领引起了在日内瓦出版《土地平分》（这是从俄文按字面译成德文的）的旅居瑞士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极大愤慨。他们——大多数（不是全部）是自愿离开俄国的——和冒生命危险的恐怖主义者相反，组成了所谓的宣传派（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
这次就写到这里。希望你尽快来信。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完全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要是你能给我找到关于加利福尼亚经济状况的详细的（有内容的）材料，我将非常高兴，钱当然是由我付。我很重视加利福尼亚，因为资本主义的集中所引起的变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这里表现得如此露骨和如此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