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9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十分感谢您以及弗里茨舍和李卜克内西来信说明情况460，这就使我终于能够把整个事实弄清楚。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关于这一点，莱比锡人过去的信以及和希尔施的全部纠纷就可以证明。[55]如果莱比锡人一开始就拒绝苏黎世三人团[56]提出的实行检查的要求，这种纠纷就不会发生。如果这样做了，并将这一点通知希尔施，那末一切都会是正常的。但因为没有这样做[57]，所以当我把已发生的事和被忽略的事，把当事人现在谈的情况和他们过去的信再次加以比较时，就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赫希柏格对我说的话没有错：苏黎世人的检查只是针对希尔施而定的，而对于福尔马尔则没有必要。
至于说到经费[58]问题，您把事情看得这么简单，我并不很奇怪。您碰到这种事还只是第一次。但是希尔施则恰恰是从《灯笼》的实践中取得了经验，而我们对这一类事情已屡见不鲜，并且亲身对此有所体验，因此如果希尔施力求慎重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认为他是对的。《自由》尽管有各种津贴，出版了三个季度就亏空一百英镑（等于二千马克）。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份在国内被禁止的德国报纸能够没有大量津贴而维持得住。您不要被初步的成绩所迷惑。偷运入境的真正的困难才开始逐渐出现并且在不断增加。
您关于议员和一般党的领导人在保护关税问题上的态度的那番话，证实了我信中[59]的每一个字。非常糟糕的是，党自夸在经济问题上比资产者如何高明，但在这方面的第一次考验中，就和民族自由党人486一样发生分裂，一样显得一窍不通，而民族自由党人至少还可以为自己可怜的崩溃辩解，说这里发生的是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的冲突。更糟糕的是，人们竟然让这种分裂公开暴露，而且在行动上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既然意见不能统一，那末就只有一条出路：宣布这个问题纯粹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它也确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并且不参加投票。[60]但最糟糕的是：容许凯泽尔发表可悲的演说和在初读时投票赞成法案。只是在这次投票之后，希尔施才对凯泽尔进行了猛烈抨击178，即使随后在三读时凯泽尔又投票反对这个法案，那也无济于事，而且更糟了。
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辩护的理由。461党如果现在还让自己受以前在安逸的和平时期作出的种种代表大会决议的约束，那末它就是给自己带上枷锁。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可以随时改变。反社会党人法139使代表大会不能召开，从而对旧的决议不能做出任何修改，这也就废除了这些决议的约束力。一个党丧失了作出有约束力的决议的可能性，它就只能在自己的活的、经常变化的需要中去寻找自己的法规。如果党甘愿使这种需要服从于那些已经僵化和死去的旧决议，那它就是自掘坟墓。
这是从形式方面看。而这个决议的内容本身也使它失去任何效力。第一，它违背纲领，因为它容许投票赞成间接税；第二，它违背党的策略的明确要求，因为它允许目前的国家征收捐税；第三，如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这样：
代表大会承认自己对保护关税问题不够了解，所以不能作出赞成或反对的明确决议。因而它声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外行，而为了迎合可爱的公众则只能泛泛地谈一下，其中有些地方言之无物，有些地方自相矛盾或者同党纲相违背；而代表大会却轻松地认为，这么一来就可以摆脱这个问题了。
在和平时期，曾经以承认自己是外行的办法来把这个在当时是纯学术性的问题束之高阁，而在目前的战斗时期，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迫切，难道在没有通过新决议（这在目前办不到）来按法定手续取代这项决议之前，还应当让这种说法束缚整个党的手脚吗？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不管希尔施对凯泽尔的抨击在议员当中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些抨击反映出凯泽尔的不负责任的发言在国外德国的和非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所造成的印象。现在终于应该懂得，我们不仅要在自己家里，而且还要在欧洲和美洲的面前维护党的声誉。
因此，我要谈谈报告462。不管报告的开头多么好，不管它对保护关税问题辩论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多么头头是道，但是在第三部分中向德国庸人的让步却是多么令人不愉快。[61]为什么要写那么一段关于“内战”的完全多余的话？为什么要迎合“舆论”（这种“舆论”在德国总是啤酒馆里的庸人的舆论）？为什么在这里要把运动的阶级性完全抹杀？为什么要让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拍手称快？而且所有这些让步完全是徒劳。德国的庸人是懦弱的化身，他们只尊重那些威吓他们的人。[62]而那些想取悦于他们的人，他们认为和自己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些人的尊重不会超过对自己的尊重，就是说，毫不尊重。现在，普遍认为啤酒馆里庸人们的愤怒的“风暴”，即所谓舆论，已经重新平息，加之捐税的重担已把这些人压倒，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说这些甜言蜜语呢？真该让您知道这件事在国外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您在国外住上半年，那末，您对党的议员向庸人表示的这种完全不必要的妄自菲薄，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公社失败以后袭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狂风暴雨，完全不同于德国诺比林事件390后的嚎叫。然而法国人表现得是多么骄傲和自豪啊！您可曾见过他们这样软弱，这样恭维敌人？当他们不能自由讲话时，他们就沉默，而让庸人去尽情地喊叫，他们知道，他们的时代是会再来的，而这个时代现在已经来到了。
您关于赫希柏格的那些话463，我乐于相信。我对他个人确实没有什么要反对的。不过我还是认为，仅仅是对社会党人的迫害才使他明白了他在内心深处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我曾力求使他明白这一点，看来这是徒劳。但是，既然他已搞出了一个纲领，那么如果认为他并不打算使之得到承认，就是认为他所具有的弱点超过了德国庸人通常具有的弱点。在那篇文章174以前的赫希柏格和以后的赫希柏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63]
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上竟然读到了这样一篇易北河下游的通讯464，在这篇通讯中，奥艾尔拿我的信作根据，指责我——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很清楚——“对最久经考验的同志散播不信任”，也就是说，我对他们进行诽谤（因为要不这样说，好象我就会有理由这样作）。[64]他不以此为满足，还把一些我的信中根本没有的既愚蠢而又卑鄙的东西强加于我。看来，奥艾尔以为我想从党那里得到某些东西。但是您知道，不是我想从党那里得到某些东西，恰恰相反，是党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东西。您和李卜克内西都知道：我对党的全部要求仅仅是请它不要打扰我，以便我能够完成自己的理论著作。446您知道，最近十六年来经常不断地请求我为党的机关刊物撰稿，而我也满足了这些请求，按照李卜克内西的特定要求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小册子，例如《住宅问题》[65]和《反杜林论》。至于党为此而报答我的那种深情厚意，——例如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杜林问题的令人惬意的辩论92——我就不想多说了。您也知道，从党建立以来马克思和我就一直自愿地保卫党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同时，我们对党也只有一个要求：请它不要背叛自己。
如果党要求我为它的新机关报[66]撰稿，那么，不言而喻，党至少应该设法做到这一点：不要还在同我谈判时就在这个机关报上把我诬蔑为诽谤者，而且还是由该报的名义所有人之一[67]干的。我不知道有任何文坛荣誉法典或什么别的荣誉法典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我相信，甚至一条爬虫147也不会这样做。因此我不得不提出如下质问：
（1）对于这种平白无故的卑鄙的侮辱，您打算怎样为我洗雪？
（2）您能向我提供何种保证，以便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此外，关于奥艾尔的诽谤，我还想指出，我们在这里既没有过低估计党在德国所必须克服的困难，也没有过低估计尽管如此仍然获得的成就的意义和党员群众一贯的模范行动。不言而喻，在德国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同在任何其他国家所获得的胜利一样，都使我们高兴，甚至使我们更高兴，因为德国党从一开始就是以我们的理论为依据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党的实践，特别是党的领导所发表的公开言论要符合总的理论。我们的批判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不愉快；可是，如果党有一些人住在国外，他们不受当地斗争的复杂情况和琐碎事情的影响，时常根据适用于各国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原则来衡量事态和言论，并向党反映党的所作所为在国外所产生的印象，这对于党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