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学的医学模式和方法
医学模式方法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其总是带有某种自然观和社会文化的背景，是一个发展变化着的概念。因此，西医学随着医学自然观和社会文化的变化，其医学模式的发展经历了若干个阶段的变迁。
（一）西方近代医学以前的医学模式方法
在自然科学知识极端匮乏的远古时期，健康与疾病被完全归于神灵的作用，人类基本上是通过求神符咒、祈福消灾的方法治病，其他治疗均不得超越“神灵的主宰”——这是神灵主义医学模式。
公元前7世纪—公元1世纪的古希腊医学和古罗马医学，借助西方古代经典自然哲学的概念、原则和方法，用臆想的联系来补充缺少的知识。根据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提出的“四根（四元素）学说”，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提出人体内存在与四元素对应的黏液、血液、黄胆汁、黑胆汁4种液质，并以这4种液质的数量构成比例来解释人的性格、气质、体质和疾病；强调疾病发生变化基于体液腐败变质，治疗的着眼点就是排出这些不好的体液；提倡通过调节饮食和生活方式来恢复健康的自愈理论。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体内有3种灵气，即主形体营养的生长灵气、主功能的感觉灵气和主理性思维活动的理性灵气。据此，古罗马著名医学家盖仑从“灵气论”出发，将人体内的“灵气”分属于消化、呼吸和神经解剖系统中。希波克拉底和盖仑的学说常常根据自然哲学观点引申，并依据哲学信仰来理解人体和疾病的现象——这是当时医学科学的自然哲学模式。
公元5—14世纪，西方的中世纪医学处于僧侣的神学禁锢之下。原来重视解剖、生理的盖仑医学被当时的欧洲经院哲学加以歪曲以证实教会的教义，盖仑医学被抹上了神学色彩。医学科学精神受宗教教义的桎梏，不断地祈祷和行“按手礼”成为僧侣“医生”治病的主要方式；死亡被归于魔鬼，治愈则归为“圣迹”。因此，“向主祷告”成为当时僧侣治病的一条准则——这是充满宗教神学色彩的、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在这一反科学的医学模式下，医学发生大倒退，西方医学文明在漫长的黑暗中几乎窒息。
公元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医学得以摆脱神权，在批判盖仑医学的基础上，开始接受“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的观点。但由于16世纪机械运动和力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创立了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第一个机械唯物主义体系，在当时机械唯物论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把人体生命活动类析为机械运动的观点，认为“生命不过是由内部关键部件发动起来的胶体运动”，“心脏是发条，神经是游丝，关节是齿轮”，至于思维也是计算；完全以机械力学原理来解释人体构造、生理及思维活动，认为疾病是“人体机器”发生故障，保护健康就是类同于维护机器——这是机械论医学模式。
上述医学模式的演变，反映了西方医学的发展轨迹和总体特征。
（二）西方近代医学到西医学模式方法
1.生物医学模式的确立
近代医学是西医科学步入实验科学发展轨道之后开始的。17世纪以来，在唯物史观的有力推动下，西医学进入“实验医学”发展阶段；通过实验研究和吸收现代科学发明与技术成果，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取得了进步。近代医学以人体解剖、科学实验、临床观察3大手段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经历3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西方医学已逐渐形成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胚胎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等较为完整的生物医学体系，并在20世纪初开始由近代医学向西医学阶段转化。
近代西医学乃至现代西医学建立在生物科学基础之上，强调生物科学对医学的重要意义。近代西医学认为人的疾病状态必然能在生物机体的器官、组织、细胞或分子水平上找到可以观察、检测和量化的形态结构与功能的改变，因而通过纠正机体内的不正常变化就可以使患者康复。这种立足于生物科学基础上的医学研究模式方法，就是“生物医学模式”，它是西医学近代发展的核心标志。生物医学模式的确立，有力地推动了医学科学的进步，尤其是确定生物致病因素、消毒灭菌技术在医学实践中的应用，促进了西医外科学的飞速发展和高效率的传染病防治，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医学模式的转变——西医学模式的确立及其意义
人类疾病谱的改变给医学界带来了关于医学模式的反思。20世纪中叶以来，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已由病原微生物致病的传染病转变为非生物原的疾病，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发病率与病死率普遍上升；多因素影响引起的慢性疾病呈增加趋势。这些以非生物病原致病为主的疾病，原有的生物医学模式已不能完全符合其发生发展规律和临床防治观念，同时，心理、社会因素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等日益明显地改变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并且成为现代多发病的重要诱因。此外，在社会文明发展、人类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日益提高的情况下，人们已不满足于治病与康复，有了养生保健、益寿延年需求。人们对“健康”的概念亦有了更深理解，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因此，随着医学研究与医疗保健服务的体系结构、思维方式和应对策略地转变，就必然要调整医学模式，于是，西医学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新概念。
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并非绝对取代生物医学模式，而是在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强调生物形体以外的心理、社会诸因素的作用，恢复心理、社会因素在医学科学研究中应有的位置，这是生命科学领域认识论的科学性回归。西医学模式并不否定原有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另一个论点：在注意心理、社会因素时，仍必须把生物因素作为研究生命活动和疾病的基础。
西医学模式的确立对医学科学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西医学模式对医学科学的发展作用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医学研究方面，规定了医学科学必须向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在人体内部开展有关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直至在分子、基因水平上有更精细、更完善的生物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又要研究心理因素的产生、发展和心身相互作用的规律，研究疾病的社会本质，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对医学和疾病的影响。
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为临床医学诊疗实践提供了方法总则和思维模式。联系患者的社会背景、心理特征对患者进行全面分析、评估并制定出包括心理治疗和社会治疗在内的综合治疗方案；重视慢性病的防治，开展健康咨询和医学科普教育，改变人们的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等。
此外，西医学模式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医学生的培养能适应西医学模式要求，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医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