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题名最少年——秦伯未
1909年11月13日，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发起成立南社，共有社员1180多人，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秦伯未（1901—1970），出生儒医世家，为宋代词人秦观的第27世孙。幼年好读经书，凡经史子集、诸家医典、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涉。15岁开始写诗，早年即加入柳亚子创立之南社，与众多文人墨客相交甚密，其诗律之细，构思之速，常为人所赞颂，30岁出版第一部诗词集《秦伯未诗》，40岁时刊印《谦斋诗词集》七卷，有“南社题名最少年”之誉。诗词以外，兼工画，尝云：“题画诗极不易作，题花卉尤难，既殊咏物，又别议事，在若即若离、有意无意间出之，饶有趣味，斯为上乘。冬心为此别辟蹊径，深得三昧。今之画人，不堪共一谙矣。”也精于书法，其书取法魏碑，似赵子谦、杨见山，行笔工整，蝇头小楷亦浑匀流利。
然而，秦氏于诗词书画的酷爱远不及于对中医事业的挚爱，1919年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在名医丁甘仁门下攻读中医。192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上海同仁辅元堂应诊，以治内科杂病见长，对虚痨痼疾尤精。1927年，与王一仁、章次公、王慎轩、严苍山等创办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务长、院长，亲自编著多种讲义，教授《内经》及内科。1930年，创办中医指导社，主编《中医指导丛书》《中医指导录》杂志，开展学术交流和社会咨询，社员遍及国内外。1938年创办中医疗养院，设内、外、妇、幼等科，有病床百余张，作为学生实习基地。1953年赴苏联会诊、讲学。1954年受聘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内科主任。1955年调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并执教于北京中医学院，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国家科委中药组组长、全国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1960年赴蒙古国会诊、讲学，其后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及皮肤性病研究所合作，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及脊髓痨等疑难病症获得良效。除此之外，常应全国各地之邀，参加会诊、讲学及各种学术活动，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毕生致力于中医临床和中医教育事业。
秦氏十分重视对《内经》的研究，享有“秦内经”之美称。其认为《内经》总结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同时也表达了古代的医学思想体系，成为祖国医学发展的基础，研究祖国医学先要学习《内经》，然后可以顺流而下地贯彻到其他医书，不如此，便像失掉了钥匙，无法打开中医宝库的大门。他先后撰写了多种有关《内经》的专著，计有《秦氏内经学》《读内经记》《内经病机十九条之研究》《内经知要浅解》《内经类证》《素灵辑粹》，对《内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归纳、整理、研究工作，并广泛应用《内经》理论指导临床实践。
针对60年代初期中医界出现的忽视中医基础理论，强调单方验方，或单纯依据西医诊断、化验指标进行用药，而不加以辨证分析的倾向，秦氏在《谦斋医学讲稿》一书中专辟“浅谈辨证论治”一节予以论述，认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诊疗规律，从认识症候到给予适当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辨证论治所以成为中医的诊疗规律，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辨证论治是中医处理疾病的程序和方法，是依据临床表现，通过四诊、八纲作出诊断和治疗的过程，所以辨证论治和诊断不可分割，根据不同的发病过程，随时辨随时论，不是经过一次辨论就不需再辨论，这是中医治病的精神”。
秦氏在温病方面，提出了温病当以风温为纲的观点，并根据个人临床体会分为恶风、化热、入营、伤阴四个时期，提出了温病的十二个治法。并强调寒温统一，认为温病是伤寒的发展，伤寒和温病并无分歧，若将两者对立起来，是偏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秦氏在肝病方面，提出了“肝气和肝郁”“肝火和肝热”“肝风和肝阳”等几个重要概念的区别。他认为，“肝气”是指肝脏的作用太强及其产生的病证，其性横逆；而“肝郁”是指肝脏气血不能条达舒畅的病证，其性消沉；前者疏泄太过，后者疏泄不及，因此在治疗用药方面就有出入。
秦氏认为，中医在长期同疾病斗争中，对于很多疾病都有深入的认识和丰富的治疗经验，并且作出了初步总结，应该很好地继承。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好比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终成幻影而已。然秦氏所谓的继承，并不是一味地照搬前人的经验，而是批判地接受，是有创新地继承。他常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用古人丰富的经验知识指导临床，去芜存精，提纲挈领，综合分析归纳成为一整套更为准确、更为完整的理论。他在《腹泻的临床研究》（《谦斋医学讲稿》）一文中，就是根据《内经》《难经》《诸病源候论》《医宗必读》等古代文献关于腹泻的病因、病名、治则的记载，提出以暴泻、久泻为纲，以虚实两类来辨证施治的规律，虚证于内伤，浅者在脾，深者及肾；实证属于病邪，以湿为主，结合寒邪和热邪以及食滞等，采用化湿、分利、疏散、泄热、消导、调气等多种泻法，以及健脾、温肾、益气、升提、固涩等多种补法。其在临床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治愈了众多的难治性腹泻患者。
秦氏强调正确认识中西医结合，他在学术上善于学习，认为西医的诊断有时可助于对某些疾病的性质、发展和转归的认识。因此他在临床实践中，多参考西医的诊断，而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进行辨证论治，充分发挥中医特色，常收到很好的疗效。但同时，他又主张西医诊断仅供参考，而不能受其束缚，要有信心和勇气使用中医的理法方药去治疗，不宜失去中医之根本。他每诊治一种疾病，总是根据不同年龄、体质、临床表现及发病经过，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详细分析，然后确定治则、治法和选方用药，最后总结经验教训。通过实践，他进一步体会到，中医治疗西医诊断的疾病，要想取得疗效，关键在于必须运用中医的理论为指导，细致观察，不能忽视中医辨证的依据，并要有严肃的科学态度。
秦伯末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