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人谱》是明末大儒刘宗周（号念台,世称蕺山先生,1578—1645）晚年的一部论著。据载,蕺山于崇祯七年（1634）草成此书后再三修改,最后于临死前一个月仍在修订,［1］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绝笔”之作,也是他的所有著述中最具实践意义的一部论著。据其弟子张应鳌（字奠夫,生卒不详）的说法,蕺山临死前将这部著作托付给门人弟子,要求他们从今往后严格遵守,其云：

于戏！《人谱》一书为先师绝笔,易箦时谆嘱传习兢兢者。［2］

蕺山子刘（字伯绳,1613—1664）［3］在死前也留下遗言,一再叮嘱后人须以《人谱》修身行持：

若等第遵《人谱》,记忆大父（按,指蕺山）绝粒,无应举,无就吏,安贫读书,养教子孙。［4］

可见,《人谱》在蕺山一族中被奉为代代相传的传家宝。［5］不仅如此,正如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人谱》还被蕺山一派门人以及清初许多儒者视为重要的实践手册及善书经典。

本章通过对此书的结构内容、义理内涵及其前因后果等方面展开分析（当然其中会涉及与蕺山哲学的关联等问题）,旨在揭示这样几点：（1）从结构上看,《人谱》的某些方面与晚明开始流行的《功过格》有相似之处,这说明蕺山制作此书是受到了当时道德劝善运动的影响；（2）就其思想内容来看,《人谱》毕竟与以果报观念为基础的《功过格》思想不同,反映了蕺山严格的道德主义立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部儒门劝善书；（3）《人谱》的核心思想是“改过”,具体手法是“讼过”,终究目标是“成圣”,是如何将慎独诚意之学化为具体行动的实践指导书；（4）《人谱》的出现及其在清初的广泛流传,充分说明明清之际的儒学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成就圣人这一儒学理想的达成固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有必要为儒学的道德实践论提供一套实际有用的行动方案,光是口头上讲“实践”是行不通的。［6］

众所周知,蕺山哲学的特质在于“慎独诚意”,现在学界一般称其思想体系为“慎独诚意之学”。但本章的重点并不在于探讨蕺山学的义理体系,这方面的论著已有很多,可参考东方朔的《刘蕺山哲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黄敏浩的《刘宗周及其慎独哲学》（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特别是后者专设“慎独哲学的实践——《人谱》的分析”一章,着重分析了《人谱》的结构及其思想特色。故我将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人谱》一书的劝善理论、行善方式及其与晚清思想转向的关联。不过为了后文的叙述方便,仍有必要先从《人谱》一书的结构内容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