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在以上各章的“结语”中,我们对于所考察的一些主要问题已分别作了总结性的论述。大致已经了解,晚明以来,从地方乡绅到上层精英,他们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是如何切身实践“迁善改过”,又是如何参与并推动“劝善”运动的,从中窥看到儒学与宗教之间的紧张、冲突乃至互动等种种面相。若就本书着重探讨的主角人物的数量而言,则非常有限,大致只有颜茂猷、刘蕺山、陶石梁、陈确庵、陆桴亭；附带讨论的人物也屈指可数：王龙溪、罗近溪、周海门、陶石篑、袁了凡、王朝式、祁彪佳,等等。读者或许会有疑问,这样一批人物何以能代表16、17世纪近世中国的一般思想状况？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妨再来观察一下本书章节安排中来不及深入探讨的几位思想人物,在道德与宗教的问题上有哪些思想表述,以为补充性的几点考察。当然任何数量上的增加总是有限度的,并不能以人物数量的增加来证明当时社会整体思想状况的同一性。事实上,正如本书“导论”已表明的那样,就宋元明清时代的思想表述之特征而言,其本身就具有多种空间,互相之间既有不同又有关联,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多样性而非同构性。例如民间信仰的文化空间虽然亦在一定程度上为上层士人所共享,但毕竟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构成整体一致的关系。因此,通过以下几点考察,旨在指出晚明清初的一些读书人在他们的儒学信仰之外,其实在宗教信仰领域亦别有一番思想旨趣,应能提供我们许多深刻的省思。

不过这一次,我想避免采用江南士人的案例,而取陕西的文翔凤、广西的王启元、江西的谢文、河北的魏裔介作为代表性个案,以便照顾到当时中国“不发达地区”的地方儒者在本案中的“发言权”。其中除了谢文为诸生出身以外,其余三位均为进士出身,魏裔介则是一位官至“大学士”的大官僚,不过在思想史上,这四位人物都不起眼。当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并不构成思想群体,他们的生活年代大约横跨一百年。前两位生当明末,后两位生在明末而思想活动则在清初。

关于文翔凤、王启元,有两篇论文令我受益匪浅,即上面已有提及的陈受颐的《三百年前的建立孔教论——跋王启元的〈清署经谈〉》、王森的《明末清初儒学的宗教化——以许三礼的告天之学为例》,前者专门探讨了王启元力图建立孔教的问题,后者则在探讨清初许三礼（号酉山,1625—1691）“告天”之学的同时,附带介绍了启元、翔凤二人的化儒学为宗教的主要观点。另外,黄一农《“泰西儒士”与中国士大夫的对话》［1］一文则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对王启元也有简明扼要的介绍。关于谢文,赵园《易堂寻踪》一书有不少点睛之笔,但论述略显零散。关于魏裔介的劝善思想研究则很少见,这是须较多着墨的人物。［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