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社”的成立
关于证人社的成立经过,刘蕺山在为证人社撰写的《会约书后》中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说明：
吾乡自阳明先生倡道龙山时,则有钱（按,指钱绪山）、王（按,指王龙溪）诸君子并起,为之羽翼。嗣此流风不绝者百年,至海门、石篑两先生复沿其绪论,为学者师。迨二先生没,主盟无人,此道不绝如线。而陶先生有弟石梁子,于时称“二难”,士心属望之久矣。顷者,辞济阳之檄,息机林下。余偶过之,谋所以寿斯道者,石梁子不鄙余,而欣然许诺,因进余于先生（按,指陶石篑）之祠,商订旧闻,二三子从焉。于是有上巳（按,即“三月三日”）之会。既退,石梁子首发“圣人、非人”之论,为多士告。一时闻之,无不汗下者。余因命门人某次第其仪节,以示可久,遂题其社曰“证人”,而稍述所闻以约之,从石梁子志也。［28］
首先关于文中“石梁子首发‘圣人、非人’之论”须略赘几句。按,《刘宗周全集》本将“圣人非人”作连句,盖误。“圣人、非人”应断开,否则有可能误读为“圣人不是人”,这将导致极其严重的误读。例如郑吉雄《黄梨洲恢复证人讲会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一文就有此误读,他指出蕺山的“圣人人人可做”正是“驳斥石梁‘圣人非人’的理论”,蕺山的《人谱·自序》“更直接地指责‘非人’之说是‘远人以为道’。”［29］钱茂伟也有同样的误读,他认为,“刘宗周针锋相对地提出圣人即人说,意谓圣人之人,即普通之人,‘圣人人人可做’”［30］。两者均将“圣人非人”理解为对“圣人”的全盘否定。事实上,该句出自陶石梁《证人社题词》,原文是：“夫学,以学为圣人也。人不圣,即不可为人。故学,以学为人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吾亦曰：人二,圣人与非人而已矣。”［31］由此可见,这是陶石梁在证人社成立之初提出的一句口号,蕺山所言“无不汗下”,当是对此说的肯定。另须指出,石梁的“圣人、非人”说所含的思想意蕴与蕺山的“证人”说是完全相通的,他在“人不圣,即不可为人”的立论基础上,指出人们必须面对“圣人与非人”（或为“圣人”或为“非人”）的问题上作出自己的抉择。郑文及钱文之所以会有上述误读,究其原因盖在于对晚明绍兴地区周、陶一派的学术宗旨缺乏思想上的了解,进而轻信黄梨洲（亦含全祖望）等人对陶石梁以及后来的姚江书院讲学充满贬义的历史评判的真实性。关于这一问题,详见后述。
再就上述蕺山的这段话来看,他从蕺山家乡即绍兴地区的思想传承讲起,从阳明讲到龙溪、海门、石篑,继而提到石梁为当时“士心属望之久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蕺山与石梁一起,在“陶文简祠”宣布成立证人社,讲会时间则定在每月“三日”。由文末所谓“从石梁子志”［32］可以看出,陶石梁当是成立该会的主要提议者之一,而地点选在“陶文简祠”,亦可作为一证。
然而,促成该会成立的动议者,则另有人在。清初学者、蕺山门人董
（号无休,世称重山先生,1615—1692）［33］在《沈聘君传》中指出：
（沈国模）至嵊见周海门先生汝登,海门契之曰：“吾老矣,郡城陶石梁、刘念台,今之学者也,其相与发明之。”先是,天启甲子（1624）刘子学圣人之学,谓吾越与闻大道始尹和靖先生（按,即尹蔰,1061—1132）,旧祠古小学久而荒,请于当事复新之,未有绪。逾八年,崇正（按,“祯”之避讳字）辛未（1631）,郡中祁中丞彪佳、王文学毓蓍兄弟、山阴征士王朝式、诸生秦承佑等启请刘子与陶石梁先生讲学于陶文简祠,已集阳明书院,间集白马岩居,名证人社。时刘子年五十四,聘君年五十七,偕同邑管征君宗圣、史隐君孝咸、文学孝复,与焉。［34］
这是关于证人社成立之经过的更为具体的说法。从中可知,证人社的具体动议者其实是沈国模（号求如,1574—1656）、祁彪佳（字世培,1602—1645）、王毓蓍（字玄趾,？—1645）、王毓芝（字紫眉,生卒不详）、［35］王朝式（字金如,1602—1640）、秦承佑（疑即秦弘佑,生卒不详）等一批人,积极参与者则有管宗圣（字允中,号霞标,1578—1641）、史孝咸（字子虚,号拙修,1582—1659）、史孝复（字子复,号退修,？—1644）。其中,沈、管、二史为余姚人,其余均为山阴人。在年辈上,除祁、王外,这批人与蕺山大致属于同辈,沈略为长辈,年长蕺山三岁,管则与蕺山同庚。其中,除祁彪佳为进士出身外,其他人均为诸生。这批人的师生关系有点复杂,或为求如门人,或为蕺山、石梁门人,或是同为蕺山、石梁之门人,而蕺山门人祁彪佳又曾拜王金如为师,［36］金如则是求如、蕺山之弟子,然据蕺山自述,他们两人又在亦师亦友之间。［3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他们中间,门生故旧之类的观念相当单薄,毋宁说“社友”、“同志”,乃是他们彼此之间“身份认同”的一种常用语。
上述引文中提到“已集阳明书院,间集白马岩居”,这表明证人会的会所并不固定,主要有阳明书院（又称“王文成公祠”、“新建伯祠”）［38］和白马岩居（又称“白马山房”）这两个地方,均在山阴县城（即今之绍兴市）。其中,在“白马岩居”召开的证人会,颇费揣测,被后人称为“白马分会”或“白马别会”,以致当今有些研究者以为“白马别会”是证人会的会外之会,是分裂证人会的一个象征。如上揭孙中曾的论文,即持如此观点。这是由于不了解当时证人会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想当然的推测。其实,“白马会”无非是“证人会”的一个“小会”,董
在《沈聘君传》中指出：
辛未（1631）,刘子家居,征士（按,王金如）与祁中丞彪佳,文学王毓蓍、秦宏（按,避“弘”字讳）佑等启请,于上巳主学会,名证人。月之日如之。已复请四日为证人小会,与及门最亲近者,细商订。越中讲会之盛,自此始。［39］
我们知道“上巳”为三月三日,那么为何在“四日”又复请为“证人小会”？何谓“小会”呢？其实,在晚明讲会的历史上,“小会”是司空见惯的一种会议形式。周海门曾说过万历年间南京及嵊县的一个讲会情况,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小会”的实情：
余昔宦留都,讲会盛行。一会人动百计,以人数多谓之“大会”。中有七八人者,复自为会,以人数少称“小会”别之。小会视大会,为期更密,辨证更详,催趱更紧。余与其间深藉益矣。今予剡有每月初三之会,是所谓“大会”者。已思位、国超辈又欲联一小会,与留都事体适合。余闻而深为从臾。［40］
可见,“小会”的原意是与“大会”有别的小型会议而已,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亲友之间聚集的一种会议形式。证人会的次日“四日”复请为“小会”,应当就是属于亲友间的另一种小型集会而已。据祁彪佳《日记》的记录,“白马会”大多在“初四日”举行,例如《归南快录·乙亥》（1635）十二月初四日,《林居适笔·丙子》（1636年）九月初四日,《山居拙录·丁丑》（1637）三月初四日、五月初四日,等等。当然,在此外的日期碰面讲学亦很常见,此不繁列。蕺山亦曾多次参与“白马山房会”,这可从祁彪佳《山居拙录·丁丑》三月四日的记录［41］以及施邦曜（字尔韬,1585—1644）的一段记述中得到印证：“抑越中开证人之席,主之者念台刘先生。余尝谒于白马岩居。”［42］
然据《明史》卷255《刘宗周传》载：
越中自王守仁后,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
龄,皆杂于禅。
龄讲学白马山,为因果说,去守仁益远。宗周忧之,筑证人书院,集同志讲肄。［43］
这段记述有几处失误,给人的印象是,陶石梁专门在“白马山”讲学,而刘蕺山对其学说非常忧虑,故另辟证人书院。这样一来,白马山会与证人书院会,成了互相对峙的两个讲会。显然,这段记述是根据黄梨洲的说法而来。梨洲指出：
（蕺山）晚虽与陶石梁同讲席,为证人之会,而学不同。石梁之门人皆学佛,后且流于因果,分会于白马山。羲尝听讲,石梁言一名臣转身为马,引其族姑证之,羲甚不然其言,退而与王业洵、王毓蓍推择一辈时名之士四十余人,执贽先生门下。此四十余人者,［44］皆喜辟佛,然而无有根柢,于学问之事亦浮慕而已,反资学佛者之口实。先生有忧之,两者交讥,故传先生之学者,未易一二也。［45］
这是说,石梁一派因讲学与蕺山不同,从而“分会于白马山”。此“分会”一词,实含有“别会”之意。蕺山长子刘
（字伯绳,1613—1664）［46］在《蕺山刘子年谱》崇祯壬申（1632）条则明确使用“别会”一词来指称“白马会”：
……诸生王朝式、秦弘佑、钱永锡等奉石梁先生为师模,纠同志数十人,别会白马岩居,日求所谓本体而识认之。［47］
另据该条记载,是年山阴县“古小学”［48］修葺一新,于是蕺山“大会生徒,发明伊洛‘主敬’之旨,自此去石篑祠,递会于小学、阳明二祠”。［49］上述两条文献透露出两点重要信息：（1）石梁一派在“白马岩居”另开“别会”,而蕺山自此离开石篑祠,主要在古小学及阳明祠召开“证人会”；（2）石梁一派在思想上主张“识认本体”,蕺山在思想上则“发明伊洛‘主敬’之旨”。然而不得不说,刘伯绳指出的这两点都有问题,说石梁等人“分会”于白马山房不假,但这是“证人小会”,而不是什么“别会”,当属于证人社之活动；［50］说石梁等人喜言“本体”亦属事实,然而若说蕺山在证人会上发明伊洛“主敬”宗旨则不免令人生疑。
正如上述,蕺山在1625年讲学于“解吟轩”时已经确立了他的标志性学说——“慎独”,而“主敬”则是蕺山早年在拜师许孚远（号敬庵,1535—1604）之后,受其影响而形成的为学功夫之主张,并不能代表蕺山思想之特色,尤其是在“主敬”前加上“伊洛”二字,意谓蕺山在思想上继承了二程之宗旨,实在匪夷所思。显然,刘伯绳的记录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叙述,其中涉及蕺山思想的诠释问题。［51］
有必要指出,伯绳对蕺山思想的理解相当保守,他在清初学界乃至官方“崇朱抑王”之思想动向日趋明朗的背景之下,对于自己的先父蕺山之思想宗旨如何诠释与定位,有着种种顾虑,这一态度也极大地影响到他对证人社的历史判断发生误差［52］。到了伯绳的下一代,情况就更为严重,譬如伯绳次子刘士林在《蕺山先生行实》中更明确地指出：
诸生王朝式、秦弘佑、钱永锡等数十人自讨所见,奉石梁为师模,别会白马山房,不受先生（按,指蕺山）裁成云。［53］
这末后一句就连伯绳亦未曾言,其意至为明显：“白马别会”已非蕺山所能“裁成”。倘若事实果是如此,则另立“白马会”的那些人（如陶石梁）俨然就是分裂“证人会”的罪魁祸首。
然依我之观察,所谓“别会白马岩居”无非就是上述董
提到的“证人小会”,在石梁等人的意识中根本不存在分裂证人会的意图,毋宁说“白马会”无非就是在“白马山房”召集的小型“证人会”而已。不过,后来证人会多在“白马山房”举行,这似乎是听从了陶石梁的意见。关于个中原因,刘蕺山在给石梁的一封信中曾有披露：
久不领教,深为抱歉。会中不得大教为指南,亦觉黯然无色。前承示,欲避城嚣而另寻闲寂之地,以求同志。此于坐下甚有益,第恐朋友无相从者,不令此会便成虚名乎？吾辈论坐下工夫,即晤言一室亦足了当,而必切切于求友,非徒借友以自鞭,亦与人同归于善耳。弟愚见,姑再举数会,俟朋友中有兴起者,或可延数十年命脉。此时而随意去留,则无处非行教之地矣。七月敬候道驾之辱。《会约》十本奉览,并致诸友。余不赘。［54］
据此,石梁在证人会成立不久,便有好几次缺席,原因是他欲避开城市喧嚣,而要“另寻闲寂之地”。［55］蕺山则以为场地选择可以暂时放一放,目前迫切需要做的是如何设法将讲会延续下去,并且“延数十年命脉”,若时机成熟,“则无处非行教之地矣”。至于“另寻闲寂之地”之主张,是否便是导致另举“白马会”的主要原因,虽无确切文献可以佐证,但应当说是极有可能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黄梨洲“退而与王业洵、王毓蓍推择一辈时名之士四十余人,执贽先生门下”的这一举动,却遭到了刘蕺山的严肃批评。其中王业洵似是骨干分子,［56］蕺山曾给他一封信,对于王氏等人之不满于石梁的态度,蕺山斥之为“以异端摈同侪”,可谓声色俱厉,时间在崇祯戊寅年（1638）十二月,蕺山首先指出：
前者辱诸君子非分之推,自是诸君子秉彝之好,独恨不佞非其人,终不敢违其本心之明而自处苟且,以欺诸君子,转负诸君子之意。……仆自视何如人？農農救过之不遑,而足下遂欲以古人望我,不已过乎？［57］
从其语气推测,这是蕺山受到王业洵等人的竭力邀请,被“推”为讲会盟主,结合梨洲上述所言,大概是指以黄、王为首的“四十余人”执贽蕺山门下一事,否则蕺山不会有如上“欲以古人望我,不已过乎”之说。接着“不已过乎”这句话,话题又转回到陶石梁,蕺山说道：
吾乡陶石梁子,雅为吾党推重,特其入门不免借途于释氏,一时从游之士多以禅起家,卒难骤返于正,亦其弊也。仆与石梁持论每有异同,或至水穷山尽之日,将有废然而返者,未可知也。……［58］
蕺山在这里亦坦言石梁及其门人不免有涉入禅学之弊,然而蕺山对此却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宽容。所以,蕺山严肃地告诫王业洵等人从今往后唯务“旷然大同”,以求“学术会归于一”,他说：
计不出此,而骤主分别之见,至以异端摈同侪,不亦绝人已甚乎？……盖己之取途不可不正,而待人不可不宽；己之儒、释不可不辨,而人之儒、释可姑置之不问。诸君子之行履果能纯乎儒而绝乎释,又何患学释者之不去乎释而从吾儒乎？仆且翘首望之矣。第恐儒、释之辨,终于言说而已,则仆又如诸君子何哉？今而后,务期旷然大同,归于无我,即有异同之见,不妨互相规证,庶几学术会归于一耳。至于往来之礼,终望诸君子止用后辈称呼,仆受之心安理得,诸君子行之亦心安理得,只此便是真学问,惟足下谅之,并致诸友。［59］
由此可见,蕺山的态度明确而严厉,他告诫王业洵为首的一批人不要搞分裂而要团结,儒释之辨止可责己而不可责人。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同年同月,蕺山还给石梁一派的管霞标去信,同样表明了一个态度：吾辈同人不应互相排斥指责,而应从团结出发,体谅“王士美诸兄”的苦心,互相之间应当“仔细培养”、“多方照顾”为是,他说：
吾辈只是埋头向切身处痛切鞭策,莫管异同不异同。即偶见以为异为同也,亦足以相证而相颷,无往非受益之地。如是者,日有就而月有将,久之而意见尽融,藩篱尽化,行到水穷山尽,点点滴滴,消归当下,何处是异？何处是同？近来朋友中稍稍有作异同见者,弟深病其务外好名,每为切切言之,亦有闻之而知警策者矣。兄幸无虑焉。王士美诸兄,初发心向道,政当嘉与而奖借之,亦不必先虑其异同而阻之也。目下机括,正此学绝续之关,愿诸君子仔细培养,如育婴儿,作多方照顾想,方是也。［60］
其中不但说到“近来朋友中稍稍有作异同见者”的情况,而且提到了王业洵,显然与上述蕺山给王业洵信中所述是同一件事。若将上述两封信作一合观,便可明了蕺山此时正面临着“证人会”可能分裂之危机,因而他给双方相关人员写信,对于欲入自己门下的王氏等人严加批评,而对石梁一方则施以宽慰之词。无疑地,如果说此次“分裂”事件确实存在,那么其挑起者乃是王业洵一方,其中或许包括黄梨洲。由此可说,上述梨洲所云“退而与王业洵……四十余人执贽先生门下”,应当就是此一背景下之举动,而蕺山所说也正是指向此次事件。
不管怎么说,从1631年证人社诞生直至1638年底,证人社内部已渐渐出现分裂的苗头,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究其原因,不用说这是由于石梁与蕺山在思想上存在分歧所致。但是由于学术思想上的观点分歧,便将对方视作仇敌,却是蕺山所不愿看到的,他终其一生想要维持证人社的内部团结,然而其最终结果却不能如其所愿,这也是事实。那么,梨洲、业洵等人为何对石梁一派如此不满？除了学术观点的分歧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更深一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