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奉行日记
陆桴亭非常看重修身日记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日记不仅是记录日常行为的文本,而且还是应当加以切实“奉行”的一种实践手段,所以他在讲会上经常强调：
今日是上元吉日,在会诸公又各各修身砥行,奉行日记,精者究极于身心性命,粗者用心于务本力农。岂不是以吾心之元合天地之元,当下便是天人合一境界？［38］
在他看来,“奉行日记”之实践行为也就是“修身砥行”的切实功夫,无论是社会上层（“精者”）还是社会底层（“粗者”）,皆可借助于修身日记的实践,以道德自勉,从而使得学者能够“究极于身心性命”,民众能够“用心于务本力农”,也就是说,修身日记的实践是可以贯通上下两层士庶社会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之有“善心”乃是“人心之元”,万事万物都是“根本于人心之元”,“天地能以一元生万物”,“人心能以一元行万事”,因此,只要将“人心之元”的善心尽量“扩而充之”,便可实现“天人合一”。由于奉行日记就是扩充人的善心,最终上达至“天地之元”（亦即“乾元”）,所以便能实现“天人合一境界”。他的这一观点非常独特,这是用“乾元”及“善心”来解释“天地之元”及“人心之元”,并认为这两者的沟通与融合之关键在于人的“修身砥行,奉行日记”。也就是说,“天人合一境界”是须要“奉行日记”才能实现的。
因此,桴亭甚至把“奉行日记”提到了“学问之道”的高度,认为做学问其实很简单,记录“善过”便是学问；反之亦然,学问便是记录“善过”,这是因为通过记日记,我们才能不断地“日日进,日日变,日日化”,从而实现“日日新”：
学问之道无他,只今所行日记善过者是,知日记善过是学问,则日日记,日日进,日日变,日日化。乾坤六爻,正好体认,假如今日时势正当退隐,便是潜龙一爻。既是潜龙一爻,便当思何以为勿用。凡“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等句,俱要一一体认过,必无愧于潜,无愧于龙,无愧于勿用,然后可以谓之学《易》,然后可以完日记善过之分量。［39］
在这里桴亭汲取了《尚书》“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思想资源,认为通过“奉行日记”,便可使人生不断地发生新变化,可见日记这一修身实践是何等重要！
另一方面,他又利用《周易》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之义,进而强调“日记善过”的重要性,在这当中,桴亭隐晦地指出,明清鼎革的当今之世,人们纷纷退隐山林,这正是“潜龙勿用”、“遁世无闷”之时,然而就在“今日时势正当退隐”之际,却有一件事不可忘记,亦即奉行日记,而且还要加强“日记善过”的修身实践,以使自己的人生“无愧”。可见,在桴亭的意识中,“日记善过”这一行为方式有着深厚的儒学经典资源可以作为理论依据；反过来说,学习儒家经典不能停留在文本上,而是要落实在“日记善过”的行为上。有人曾对此表示疑惑,指出“某虽无善,然亦无恶,似不必屑屑记录”,针对于此,桴亭斩钉截铁地回答：“人若无善便是恶,未有于善过之间中立者。”［40］
关于日记对修身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也是陈确庵在讲会上经常强调的一点：
务期勇猛精进,勿使一念懈怠,一刻虚废,方为自爱。即如日纪,乃策励进修良法,遵奉记录,切须诚实,勿事粉饰,以欺父兄师友,欺人实所以自欺,己受其损,于人何与？［41］
可见,日记乃是“策励进修良法”,更须要“勇猛精进”的精神,还必须遵守诚实勿欺的原则。所以在他们的讲学成员留下的一大批日记中,其中又有以《不欺录》命名的。例如,确庵曾于明亡后的1648年至1649年间,在昆山与诸鼎甫等人举行讲会,他们决定“重理前业”,继续实行“迁善改过之学”,他说：
……虽然一家行善,一家必受其福,一人种德,一人必食其报,不言事应而事应具存,况匹夫匹妇之诚有可以感天地、动鬼神者乎！吾友诸鼎甫天资刚毅人也,自戊子（1648）、己丑（1649）,予在蔚村,相约澜、漕诸友,为迁善改过之学,月朝十五,则考其进退而劝戒之,鼎甫与焉。亡何,予徙隐湖,诸友各散去,遂以中辍。今春,鼎甫感于凶岁,重理前业,名其所日记曰：《不欺录》。其自序曰：“善事随遇随行,恶念随起随灭,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善哉言乎！［42］
在这里,确庵阐述了他自以为是一个普遍的道理：行善种德是“必受其福”或“必食其报”的,这是由于人的善行是能够“感天地、动鬼神”的缘故。其中显然涉及“迁善改过”与“因果报应”的关系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稍后再说。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诸鼎甫,以纠正对他的某些误解。
诸鼎甫（1598—？）,［43］昆山人,是确庵于明亡后隐居昆山蔚村时的讲学友,也是确庵隐居生活的经济赞助者。王
森以为即诸仕俨,著有《勤斋考道日录·续录》,并说该《日录》也许就是《不欺录》的摘编本,［44］此说失考。按,《勤斋考道日录·续录》为诸士俨的作品而非诸鼎甫之作。据《安道公年谱》顺治六年己丑载,是年有《蔚村讲义》,末尾有一篇“诸湛庵先生士俨”的《后记》。［45］据此可知,诸士俨号湛庵。
另据诸士俨《勤斋考道日录·续录》所附《诸庄甫先生传》载：
诸士俨,字庄甫,崇祯间补诸生,纠同志讲蕺山《证人谱》,研究性理,阐发朱陆两家之言,多先儒所未及。……国变后,弃诸生,隐居嘉定,授徒自给。所著《迁改录》等书。平湖陆陇其称其刻厉过陈、陆（按,指确庵、桴亭）,孜孜求合于帝天。卒年八十。［46］
这里提到的平湖陆陇其,有必要略赘几句。陆陇其（字稼书,1630—1693）为清初著名朱子学者,他曾当过两年“
城”（即嘉定）县令,故对邻县昆山诸氏一族及其家学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说：
诸庄甫之学不如陈（按,即陈瑚）、陆（按,即陆世仪）,而苛厉过之。其日记云：“生计有无,可以不动念。小人毁谤,可以不与闻。凡事尽其在我,但使方寸可以对大庭,此身可以见上帝,虽饿死亦何憾！”察其生平,确能如此。亦可谓独行之士矣。［47］
可见,诸庄甫严于律己的“苛厉”程度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宗教信仰谨守一条：“此身可以见上帝”,而陆陇其对诸氏的宗教实践显然是很欣赏和肯定的。另一方面,诸庄甫对陆陇其也有很高评价：“陆稼书刻苦砥行,学力纯粹,于金溪、姚江辈辨其讹谬,灿若日星,真吾道之功臣也。”同时,他对桴亭、确庵则有如下评价：“天分既高,涵养又熟,故其于名利之际,自能淡然耳。”［48］
据《安道公年谱》顺治六年己丑“辞玉峰、兰溪诸子援留”条载：“公居蔚村三年,与诸氏庄甫、惠甫诸子及李萼清……辈道义往来。”［49］这里所说的诸庄甫,即诸士俨。显然,诸鼎甫与诸庄甫并非一人。今从陆桴亭方面的记录可以解开这个谜团,桴亭在《乾卦讲义》中说道：
今日蔚村讲会,倡之者确庵先生,同心同德,任劳任费,更有鼎甫、惠甫、庄甫、合甫、幼玉、庸甫诸先生,又值上元胜日,鼎新尉迟神祠合一,村邻里皆与斯会,大家读书行善,孝弟力田。……［50］
至此已非常明显,诸鼎甫有一个大家族,惠甫、庄甫、合甫、庸甫都是这个诸姓大家族的成员,也都是确庵在蔚村讲学团体中的主要成员。至于其中提到的“幼玉”,名叫黄幼玉,则是确庵蔚村讲学的得力助手,在此不赘。［51］要之,确庵所序的《不欺录》乃是诸鼎甫的著作,与诸庄甫的《勤斋考道日录》无关。
上面所引《诸庄甫先生传》中提到,他曾经“纠同志讲蕺山《证人谱》”,这条记载值得关注。根据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推断,明亡之前,确庵与桴亭在丙子、丁丑年间实行袁了凡《功过格》时,并不了解蕺山《人谱》,开始接触蕺山《人谱》,似在癸巳年（1653年）以后。根据桴亭的回忆：
启、祯以后讲学诸公相继沦没,惟山阴刘念台为硕果。壬午（1642）之冬吾娄张受先先生相约同往,不果行。癸巳,武林胡彦远来,始知西安（按,即浙江衢州）有叶静远,得念台之传。已而静远不远千里而至,始知先生之学本于许敬庵,故所得者正,惜未读《语录》之全也。
紧接着这一条,桴亭又记录道：
念台《人谱编》是为接引初学而设,俾得躬行实践,极是妙法。予丙子年,自为《格致篇》,以天理人欲分善过,而主之以敬,作《考德》《课业》二录,与同志数人互相考核者数年,大概亦与此同。［52］
这两条内容均涉及蕺山,应当是同时记录的,可以合看。这是说,桴亭最初知道蕺山之名很早,约在明末的壬午,他受复社领袖张采（字受先,号南郭,1596—1648）的鼓动,本来是约好要一同前往浙江绍兴拜访蕺山的,结果因故而未能成行。［53］等到入清以后的癸巳年,他又从杭州胡彦远（生卒不详）那里得知了蕺山后学的一些消息,了解到“得念台之传”者,有浙江衢州叶静远（名敦艮,字静远,生卒不详）。他是蕺山门人,但不是蕺山门下的著名弟子,在明亡后蕺山一派的学术活动中,他并不十分突出。种种迹象表明,陆桴亭与蕺山门下的交往非常有限,［54］他只是通过叶静远而得知蕺山“证人”思想的,［55］但他也遗憾尚未读到蕺山“语录”全本。由上述引文来看,桴亭对于蕺山思想非常推崇,特别是对蕺山的《人谱》赞不绝口,他认为他们自己当初丙子年“奉行功过”［56］以及丁丑年后“考德”、“课业”的功夫实践,都与蕺山《人谱》的精神相契合。
另一方面,确庵在1655年的一次昆山讲会上,将蕺山《证人社约》与袁了凡《功过格》相提并论：
但既说读书,则凡天文、地理、兵农、礼乐、十三经、二十一史,那一件不当读？既说做人,则凡为孝子,为悌弟,为忠臣,为信友,那一项不当做？然也不是空空去读,空空去做的,须有一个规矩准绳,须有一个法则。当初袁了凡先生有《功过格》,刘念台先生有《证人社约》,文介石先生有《儒学日程》,这都是读书做人的规矩准绳,时习的法则。今不佞又参酌三先生的定为《大学日程》,半月一考校,以此治己,亦以此治人。［57］
文介石（1589—1661）,名祖尧,字心传,号介石,门人私谥贞道先生,云南呈贡人,崇祯中,官太仓州学正,鼎革弃官,与确庵、桴亭交往甚密,讲学不辍,被推为“乡祭酒”。他的《儒学日程》,又名《诸生儒学日程》,是专门针对诸生而制定的,今已不存。根据确庵的记载,其中有“书善过”的内容,规定每月初一集诸生于明伦堂,“考其进退”,其中包括考察诸生日常生活中的“善过”。［58］可见,文介石也是一位“奉行功过”的积极提倡者,明亡后成了确庵、桴亭的讲学团体中的骨干分子。［59］
由上可见,确庵认为读书做人都须要有一套“规矩准绳”以便遵守实行,因而他参照袁了凡、刘蕺山以及文介石的相关文献,制定了一部《大学日程》。其中蕺山的《证人社约》,又称《证人会约》,包括有《学檄》、《会仪》、《约言》、《约诫》四个方面的内容,［60］这些内容正是吸引确庵关注的主要原因。他的《大学日程》也充塞着戒律戒条,后来被编入《圣学入门书》。这部书非常独特,即便称其为“儒门功过格”也不为过,因为其中有大量用来记录功过的表格,在形式上有取于袁了凡的《功过格》,当然其内容实质乃不失为一部宣扬儒家伦理的儒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