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社”的由来
关于证人社成立的背景,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谈：社会背景及思想背景。
就社会背景而言,无需赘言,明代到了末代皇帝崇祯的那个年头,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弊病已经积重难返,而在前朝的天启年间,阉党与东林的党争所引起的政治动荡及社会反响是异常强烈的。天启四年（1624）底,刘蕺山上疏阐明东林诸子为正直之士,并弹劾阉党首领魏忠贤（1568—1627）,次年二月,遭到了革职为民的严厉处分。这对蕺山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因祸得福”的好事。因为就在同年五月,阉党开始着手对东林党的全面镇压,逮捕了杨涟（号大洪,1572—1625）等“六君子”,上演了一场血腥屠杀的惨剧。
然而就在同年同月,刘蕺山作出了一个异常的举动,他在家乡蕺山的山麓“解吟轩”公开招徒讲学,他内心当中有一基本想法：在“天地晦冥,人心灭息”的当今之世,“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隙乎”！他认为世道黑暗的终极原因在于人心,所以改善人心便不至于危害“尔国尔家”,他指出：“世道之祸,酿于人心,而人心之恶以不学而进。今日理会此事,正欲明人心本然之善,他日不至凶于尔国,害于尔家。”［10］这是一种由讲学而正人心、进而便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应当与阳明心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同时也是蕺山一生的理想与抱负。就在这次讲学过程中,蕺山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标志性学说：“慎独”。他说：
此心绝无凑泊处,从前是过去,向后是未来,逐外是人分,搜里是鬼窟,四路把截,就其中间不容发处,恰是此心真凑泊处。此处理会得分明,则大本达道皆从此出。［11］
《蕺山年谱》在该条后,记曰：“于是有慎独之说焉。”可见,被后人认为是蕺山思想之宗旨的“慎独”说,其实是在一种特殊的人生境遇中提炼出来的,他要求人们在正心之际,既不能瞻前或顾后,也不能逐外或执内,而应就此“心”的当下即刻之状态,作一番痛切的体认,他叫做“四路把截,就其中间”,他认为由此便可实现“天下之大本”的“中”以及“天下之达道”的“和”,［12］以使吾心之状态最终达到“中和”的理想境界。
同年底,著名的东林党人高攀龙（号景逸,1562—1627）获悉蕺山讲学的举动,致函蕺山,劝他“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13］。意谓在敏感时期,不必有意去触犯时忌,否则反而害事。然而就在次年,阉党变本加厉,又发动了“七君子”事件,锋芒所指有梨洲之父黄尊素（号白安,1584—1626）,而高亦在黑名单当中,景逸闻讯被迫自绝,最终也未能逃过阉党之手。等到阉党势力被镇压下去的崇祯初年,蕺山作为正直不阿的典型在社会上获得了极高的声望,自然形成了一股凝聚力。于是,证人社也就在他的人格魅力的感召下得以成立。对于蕺山来说,他是要继承当年在阉党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他在“解吟轩”举办讲学的那种精神、那份理想。因此,证人社其实是时代的产物,从其成立之初开始,蕺山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通过挽救人心来重整社会秩序,以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最终理想。尽管就结局而言,随着明朝的灭亡,这一理想最终化为泡影。
另一方面,在绍兴府会稽县,以陶望龄（号石篑,1562—1609）、陶石梁兄弟为首的一股社会势力不可小视。陶氏在会稽为大姓,是当地非常显赫的望族,且为仕宦世家,其父陶承学（号泗桥,1518—1598）,官至南京礼部尚书。［14］陶石篑英年早逝,但他以会试第一、廷试第三的成绩而蜚声朝野,官至国子祭酒,在官场上颇有清名,并以其文学上的造诣,在当地有着十分高的名望。［15］至于陶石梁,蕺山对他有一个基本评价,从中可知在蕺山的眼里,石梁堪称周汝登（号海门,1547—1629）、陶石篑的思想继承者：
吾越自阳明先生倡良知之说,直指人心,凡圣同辙。一时学者闻之,如大梦获呼,信吾道之易简直截。由是以传龙溪,龙溪传海门,宇内望为适派宗哲。海门之设教郡中也,实惟二陶先生首奉坛坫,招徕同志,共嘘薪焰。未几,文（按,即陶石篑）简没而海门东归,风气于焉中繲。先生（按,指陶石梁）独抱文简未竟之业,精推而潜伏之。……一时云合景从,奉先生如海门往
。而先生尤以贞素之风,一洗自来空谈之弊。故服习既久,人人归其陶铸,社学、岩居,递传胜事。［16］
在这篇祭文中,刘蕺山清楚地表明“二陶”在“越中”的思想传承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他着重指出,自阳明、龙溪而海门,再到石篑、石梁,其间是一脉相承的,这个说法其实已经道出了证人会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大而言之,它与阳明心学在“越中”的思想传统有关；具体而言,则与龙溪、海门一派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至于文末所谓“社学”和“岩居”,则分别是指“证人社”和“白马岩居”（即“白马会”,详下）。在蕺山看来,两者的存在及其发展,都有赖于陶石梁。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蕺山甚至认为石梁讲学收到了一洗“空谈之弊”的社会效果。事实到底如何,我们将在后面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这里只需指出,即便考虑到通常只是尽讲好话的祭文体例之特殊因素,故在评估上述说法的确切含义时,需打些折扣,但我们仍然可以相信蕺山所言并非虚构,因为石梁在讲会上确是经常强调按照“迁善改过”的原则作切身的道德实践。不过,石梁经常在讲会上所宣扬的“因果”及“功过格”等思想内容,则被蕺山刻意隐去,显然这是出于为贤者讳的考虑。
事实上,若就绍兴府地区的学术思想之背景而言,蕺山与石梁所开创的“证人社”,与万历年间由周海门与陶石篑开创的“证修社”也有某种思想上的关联。该社成立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秋,地点在绍兴府治所在地山阴县城的“阳明公祠”,据称“集郡友数十人”而成立,［17］不过会所并未固定,后来的讲学地点大多在会稽。［18］根据周海门在“会约”中的规定,证修社的宗旨仍然是阳明学的“致良知”,但其实践功夫的具体方法已有了微妙变化,海门更强调内与外（家庭与社会）必须双管齐下,“内”须“从家庭中竭力,必以孝弟忠信为根基”,“外”须“在境缘上勘磨,莫为声色货利所沾染”。［19］归结起来就是四个字：“证修交勉”。［20］他认为为学须以尧舜相传之道为证为修,目标是“习心浮气,消融必尽；改过知非,丝发莫纵”,［21］最终就能成圣。就此而言,这与后来蕺山、石梁创立的“证人社”的主旨非常相近,因为证人社的主旨也无非是通过“改过”实践以证成人之所以为人的目标,亦即成就圣人。
海门思想非本章之主题,然其晚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宗旨,却与证人会的讲学主题很接近,故须略赘几句。我们已经提到在证人会上,无论是石梁还是蕺山,都非常强调“迁善改过”之道德实践的重要性。其实,在海门晚年思想中,他已经很明确地提出“迁善改过”是他自己终身奉行的“四字符”,他说：
近惟以“改过迁善”作四字符,终日终年力此四字,觉无处用不着,无刻放得过。盖此四字与“着衣吃饭、梳头洗面”八字,终吾身矣。不肖,先师（按,指王龙溪）门人也,先师学在良知,而不肖以此四字与良知合辙。孔子曰：“能见其过而内自讼。”慧能云：“常自见己过,讵别有希奇高妙语乎？”此予日所津津用享之者也。［22］
关于“内自讼”,我们在第三章已有讨论,这里不赘。
我们知道阳明晚年“四句教”的第四句是“为善去恶是格物”,可见阳明也把“为善去恶”看作是他致良知的重要工夫之一。周海门在这里不提“为善去恶”,而是把“迁善改过”提升到了“致良知”的高度。在他看来,“致良知”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在“着衣吃饭、梳头洗面”的日常生活中,切实地实践“迁善改过”即可。更为重要的是,海门指出“迁善改过”的理论依据就在于孔子的“内自讼”之说,如此一来,“迁善改过”被诠释成了儒学的一个重要传统。［23］海门的这一思想对陶石篑产生了重要影响,石篑说：
学道人,善是己善,过是己过,迁是己迁,改是己改。……念念知非,时时改过,始有相应分,是真迁善,是真改过。［24］
可见,“迁善改过”作为致良知的切实方法,构成了“证修会”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周、陶的思想传承中显得非常突出。刘蕺山《人谱》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也正是孔子的“内自讼”之说,［25］他也特别强调“迁善改过”的重要性。黄梨洲指出“《人谱》一书,专为改过而作”,［26］说得非常确切。
至此我们可以说,在明末的最后几十年当中,海门、石篑一系的思想传承在“越中”地区仍有影响,而且事实上也对蕺山、石梁开创的证人社产生了诸多方面的直接影响,特别就“迁善改过”这一思想主题而言,尤其如此。
不过,根据刘蕺山的观察,当时证修社鱼龙混杂,甚至有“一二败类”掺杂其间,他指出：
昔海门先生开讲郡中,其后有一二败类者,或言清而行浊,或口是而心非,致为陶文简公厉声举发,其人遂自窜去,而学会亦从此告罢,至今以为口实,令人不敢举“道学”二字。前车之覆,亦可戒也。［27］
所谓“一二败类”,具体何指,已无法考证。要之,该“会”不久就偃旗息鼓则是事实。对于蕺山来说,如何避免重蹈“证修社”之覆辙,这是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