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记过”打破“功利”
我们知道,在儒学史上,“义利之辨”历来是一个大题目。自《孟子》首篇《梁惠王上》首章揭示出“义利之辨”这一问题以来,不知引起了多少后世儒者的关注和重视。但就儒学诠释史的角度看,在“义利”问题上取“重义轻利”的观点立场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即便如宋代新儒学中代表两大思想阵营的朱熹与陆九渊（世称象山先生,1139—1193）,两人虽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争执不休,但在“义利之辨”的问题上却基本一致。那么,到了明代末年蕺山的那个时代,为什么会再度出现功利主义对儒家伦理的挑战？大致可从两个方面看,首先,晚明出现的功利主义对儒家思想的挑战,与宗教问题密切相关,而绝非单纯的伦理学问题；其次,“功过格”思想之所以大行其道,与晚明心学已走向穷途末路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
首先须指出,正如蕺山所批评的,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两种主要思想倾向：“高之或沦于虚无”、“卑之或出于功利”,然而“二者同出异名”,究其实质,无非是“功利之惑人”。前者主要指佛老,后者主要指功过格思想。在蕺山看来,袁了凡《功过格》为代表的“功过相抵”的思想当中,“行善”目的可以设想成是为了抵消罪过而获得更大限度的世俗幸福。这在蕺山的判断中,就叫做“邀福嗜利”。
本来,《功过格》所谓“百善五十善”等的数目设计,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能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善恶行为的状况,然后通过不断改善这种状况,使得自己的善行能够不断消除恶行,最终完全抵消恶行,从而改变自己生活的幸福状况,乃至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说,《功过格》无非是这样一种单纯的数字设计而已,那就大错特错了。重要的是,在这套《功过格》设计方案的背后,有着十分重要的观念支撑,我们不妨归结为两点：“上帝存在”、“果报不爽”。以下试以袁了凡为例,略作稍详的说明。
说起袁了凡,他在当时的名声主要不在学界而在社会,以时下的俗语来说,可谓是“社会文化名人”,其一生留下的著作十分丰富,最受人欢迎的莫过于上面蕺山一再提到的《功过格》；然而根据了凡自己在一部自传性的著作《立命篇》（按,又称《省身录》、《阴骘录》）［39］中的叙述,这部《功过格》是云谷禅师（1500—1575）［40］传授给他的,所以严格说来,它的作者版权应是云谷而非了凡。只是在晚明时代,由于了凡《立命篇》的格外畅销流行,以致人们以为其中的《功过格》也必定是了凡的创作。的确,云谷所授的《功过格》是借助了凡《立命篇》而得以大行其道的,因此即便视其为了凡之著,亦未尝不可。［41］
了凡《立命篇》宣扬的一个主题思想是：通过善行的不断积累,是完全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他称之为“立命”。具体而言,叫做“命由我作,福自己求”。这一“立命”思想又是建立在上帝存在及果报观念之基础上的。所以他宣称有必要将自己的日常行为“焚香告帝”,以便取悦于上帝（或上天）,从而得到上帝的眷顾。在天人之间取得联系的过程当中,作为人所能做的关键工作就是,做好日常行为的数字统计,统计原则是“善则记数,恶则退除”,亦即所谓的“功过相折”。因此向上帝作总结汇报时,出现在记录本上的只有善行记录,然后通过上帝的审阅,根据善行的数目,就可从上帝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
吾于是而知凡称祸福自己求之者,乃圣贤之言。若谓祸福惟天所命,则世俗之论矣。
最后他向自己家族后人再三叮咛：
云谷禅师所授立命之说,乃至精至邃、至中至正之理,熟玩而勉行,毋自旷也。
以上就是了凡《立命篇》的基本内容。［42］
由上可知,了凡虽然“祸福”连称,但他所关注的乃是如何得到福报的问题,至于恶行问题则被消解在善行的积累过程中。于是,他的这部书给人以这样一种精神鼓励：上天是决定祸福的最终裁决者,但是上天的裁决是以人的善恶情况为根据的,所以说到底,人不要抱怨上天报应不公,而要不断努力积累自己的善行,最终就可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说“祸福”乃是“天之所命”而非人的行为所能改变,这才是容易误导人的“世俗之论”,不足为信。可以想见,这样一种所谓的“立命”之学,配合他的因果报应历历不爽的观念宣传,再加上他以身说法的叙述策略,［43］的确对于世俗人心具有很强的诱惑力,蕺山说“以是世人信之不疑”,当非虚言。显然,了凡的这套说教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他的立命说强调了人的行为对上天施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其前提恰恰就是上帝存在保证了报应系统的客观有效。
然以蕺山的观察,了凡的这套说法错就错在这样一点：“功过相折”。用蕺山的说法,亦即“善恶并书”。不过准确地说,了凡《功过格》突出的是以善抵恶,故就其结论言,善行积累才是最为根本的,只是从最终的效验上看,善行自然会抵消恶行的。显然,蕺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了凡的劝善思想之实质无非是只讲积善而不讲改过。说得通俗一点,只要有能力不断扩大善事,便无须关注如何面对恶行问题,就可永享人生富贵。这在现实社会中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不难想象的是,若依这套理论推论下去,就会得出“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奇怪逻辑。例如晚明通俗小说《金瓶梅》中的恶人典型西门庆简直无恶不作,但毫无负罪感,甚至还得意地宣称：
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44］
这段话非常著名,无非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典型说法。而且依西门庆的逻辑,重要的不在于有钱能否改变人的经济生活,而在于有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道德状况,其根据就是“功过相折”这套原理。按此逻辑,一切人伦道德、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而没有绝对的标准,是可以随着金钱的拥有状况而改变的。其后果将十分可怕,不仅会导致“邀福嗜利”的功利主义,还将导致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不难设想,西门庆这一人物塑造虽是小说虚构,但是《金瓶梅》的作者肯定非常熟悉了凡那个时代的那套《功过格》思想。
不过,同样是相信和欣赏“功过格”及其报应思想的人却未必认为《金瓶梅》作者会得到好报,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该书败坏人伦道德,所以上天是一定会施予惩罚的,例如清初大儒孙奇逢（号钟元,世称夏峰先生,1585—1675）的弟子申涵光（号凫盟,1619—1677）便指出：
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时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每怪友辈极赏此书,谓其摹画人情,有似《史记》。［45］
顺便提一下,在当时北方大儒孙奇逢的周围有一种宣扬功过格思想的氛围,申涵光是其典型之一,他不但自己深信果报,而且强调应将《功过格》付诸行动,光是“翻刻流布”是不行的,他指出：
《太上感应篇》、《功过格》等书常在案头,借以警惕,亦学者制心之一端。若全无实行而翻刻流布,自欺欺人,何益之有？［46］
这是说吾人应以《功过格》为武器,才能抵挡《金瓶梅》一类淫书的诱惑。若将西门庆与申涵光的两段话合观,则可发现前者以《功过格》为依据,动摇了道德判断的严肃性,后者亦以《功过格》为依据,强调道德判断必有因果规律的保证,因而具有绝对性。我们目前还不知申涵光是否读过蕺山的著作（由其师孙奇逢对蕺山的推崇,他有可能读过蕺山之书）,故难以判断他对蕺山《人谱》的判断。然而,由申涵光的议论来反观蕺山的上述担忧,可谓蕺山并非“杞人忧天”,如果“善恶并书,但准多少以为销折”,是有可能导致“过终无改”的,最终“落于功利一路”。［47］可以说蕺山的这一判断已有后人的论著得到了印证。
要之,在蕺山看来,了凡《功过格》虽以劝善为目的,但结果却有可能适得其反,不是劝人为善而是恰恰助长了有些人作恶的胆量,根本原因就在于了凡的这套思想未脱“功利”习气,导致人们存有这样一种“幻想”：以为花钱行善就可抵消罪恶。如此,则善恶成了一种商品,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那么,“功利”如何打破呢？理论上人们都知道“功利”是不好的,但光在口头上说是不行的,还须落实在行动上。最好的办法就是,针对了凡的《功过格》,我们也来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记录方案,但必须明确行为目标和记录原则：行为目标是“改过”,记录原则是“只记过不记功”。其结果就是蕺山的《人谱·纪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