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迁善改过
在明代末年的太仓流传着一个说法：“太仓四君子”。按出生年代排列,依次是：盛敬（字圣传,号寒溪,1610—1685）、陆世仪（字道威,号桴亭,1611—1672）、江士韶（字虞九,号药园,1612—？）［12］、陈瑚（字言夏,号确庵,1613—1675）。他们的出生年龄恰好依次相差一岁,彼此志气相投,于崇祯九年（1636）结成了一个学习小组,互相“考德问业”,力志“圣贤之学”,他们一方面依照儒学规程作修身实践,一方面也不断进行学习交流,为应付举业考试而互相鼓励。结果是确庵得中举人,另三人终生都是明朝诸生。《清史稿》卷480将“太仓四君子”的传合在了一起,而“四君子”之名则始见于《安道公年谱》崇祯九年（1636）条：“始与陆桴亭、江药园、盛寒溪约为圣贤之学。……寒溪闻之,欣然相从其学焉。里中遂有陈、陆、江、盛四君子之称。”［13］在这四人中,陈、陆所交尤为亲密。［14］
陈确庵是明崇祯十六年（1643）举人,但来不及进入仕途,次年明朝的北京政府便灭亡了。此后,确庵绝意仕进,隐居昆山蔚村,最终在蔚村逝世。虽说是隐居,不过他时常在昆山招来同道好友前来饮酒作诗,而且也常常往来奔波于常熟、嘉定一带展开讲学活动。陆桴亭是明朝生员（崇祯六年补苏州府学诸生）,明亡那年,他也离开城市迁居任阳（按,在今常熟市任阳镇）,然而不过一两个月,便由于当地形势混乱而返回太仓城。［15］明亡以后,他绝意科举功名,与确庵等人一道,将全部精力倾注于乡村的重建工作。但桴亭后来的名声远远超过确庵,主要原因是由于他的理学著作《思辨录》为其博得了极大的声誉,［16］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崇朱反王的思想立场备受清代儒者的称赞,最终于光绪元年（1875）,成功入祀孔庙。［17］
上面提到“太仓四君子”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他们没有模仿当时流行的做法,为这个小组取一个正式的“会社”名称。关于其前后经过,确庵孙陈陆溥［18］编写的《安道公年谱》卷上崇祯九年（1636）条记载道：
始与陆桴亭、江药园、盛寒溪约为圣贤之学。初,公与桴亭同行袁了凡《功过格》,至是方知与程朱之道尚隔一层。冬夜,与桴亭宿药园家,三人吊古论今,感叹久之乃别,商进德修业之法,期以明年丁丑为始。寒溪闻之,欣然相从其学焉。里中遂有陈、陆、江、盛四君子之称。［19］
按,“初”盖指何年,须略作考订。陈陆溥的记述似是源自确庵所撰桴亭《行状》的记载,确庵说：
王太常为其长君周臣择友,［20］谬及予,君（按,指桴亭）以太常贤大夫也,趋予就之。既就馆,潜行袁了凡《功过格》。其年秋,过君家,发其
视之,则君亦行是逾月矣,相视而笑,以为不谋同心有如此者。然其后两人皆或作或辍,德不加进也。甲戌（1634）、乙亥（1635）,君岁试不利。丙子（1636）冬夜,君与予同宿江君虞九珠树堂之西轩,朔风怒号,篝灯惨淡,三人吊古论文,感叹者久之。乃相商读书为善之法,期以明年丁丑（1637）为始,而圣传亦闻之而共学焉。里人目笑之,有陈、陆、江、盛四君子之称焉。［21］
据此可知,确庵是在王太常家与王周臣一起“潜行袁了凡《功过格》”的。［22］这里没有明确记载“其年秋”为何年,但依照后面所说“甲戌、乙亥,君岁试不利”,可以推测,当在甲戌之前。上面引文中的“初”,应当亦在是年左右。要之,甲戌前后,确庵与桴亭曾经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各自“潜行袁了凡《功过格》”。
然而他们似乎没有坚持下去,“或作或辍,德不加进”,收效甚微。于是丙子冬,确庵等“四君子”“相商读书为善之法”,并决定从次年元月开始付诸行动。那么何谓“读书为善”呢？确庵接着说道：
予因效古人读书记法,偶有所得,则笔而志之,谓之《求道录》。君（按,指桴亭）见而善之,曰“此《中庸》所云慎思明辨也”,遂有《思辨录》之记。当是时,四人者以九日诵读,一日讲贯,其所讨论者,无非古先圣贤正心诚意、修己治人之道。稍暇,则又时时过予外家,连床危坐,自夜达旦,各举其日记,设疑问答,验学问之消长,而君与予尤好辩。君曰是,予曰非；予曰然,君曰不然。合则怡然解颐,不合则穷源极流,争论反复,必求其理之同归一致而后即安。［23］
这里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四人的“读书”情况。可见,“读书为善之法”其实就是“考德问业”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读书”即“问业”,“为善”即“考德”。具体而言,“为善”法是指记录“功过”。因为按照袁了凡《功过格》的设定,记善与记过乃是“功过格”实践的基本程序,其目的就是为了“迁善改过”。而且不仅互看读书笔记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惯用手段,［24］互看“功过簿”之类的日记也已经成了晚明“功过格”运动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彼此之间劝善纠过。［25］所以陈确庵曾经明确地称他们的学习小组从事的就是“迁善改过之学”：“愚自崇祯丁丑始,与桴亭陆子、寒溪盛子、药园江子相约为迁善改过之学。”［26］根据确庵的说法,他创作《圣学入门书》（1652年）的目的也是“以期善相劝,过相规”。［27］另据“年谱”记载,确庵于顺治三年隐居蔚村之后,“约村人为改过迁善之学”。［28］顺治六年,确庵在蔚村尉迟庙向村民讲学,所讲的也是“迁善改过之说”。［29］可见在确庵的记忆中,“迁善改过之学”是他毕生的事业,自丁丑以来,从未间断,尽管朝代已经改易。
陆桴亭后来对于丙子、丁丑间的这段“读书为善”的生活有过这样的回忆：
昔丙子、丁丑之间,弟辈初有志学道,亦虑功夫断续,思为形格视禁之法,乃创立考德、课业二格,每日所为之事与所读之书,夜必实书于录,互相考核,如是者数年。今印板尚存,虽涉粗迹,亦可为收摄之一助。［30］
这里的说法不是“读书为善”而是“考德课业”,而且这是两项功课,是分别作为“二格”来记录的,其中包括“每日所为之事与所读之书”的两项内容,前者是指“为善”,后者则属“读书”。重要的是,记录下来的文本是要在会员当中“互相考核”的,所以务必“实书于录”。这与上文确庵所云“各举其日记”的说法一致。这说明“太仓四子”都有记日记的义务。至于“如是者数年”,到底是坚持了几年,这里没有说明,不过当时记录的文本“印板尚存”,是可以拿来作为参照的。他还指出当初他们“奉行‘功过’”（详下）的这一行为,是可以作为收摄身心之“一助”的,言辞中充满了美好的回忆。
然而在同一封书信中,他对“玉峰”（按,即昆山之雅称）张邑翼等一批乡绅的《功过格》实践作了评论,而后谈到早年与确庵等人“奉行‘功过’”的情形,并说不久便开始“觉其渗漏,因改为《格致篇》”,其云：
“检身”、“慎言”、“摄心”三者,虽分三项,其实只“身心”二字,即《大学》工夫也。邑兄所志所行,已自与古人暗合,特未睹其会通处耳。弟辈丙、丁（丙子、丁丑）之前,亦与言夏、虞九奉行“功过”,继乃觉其渗漏,因改为《格致篇》,工夫一归《大学》。［31］
所谓“检身”、“慎言”、“摄心”,这是张邑翼他们的《功过格》的方案设计,桴亭认为“虽分三项”,实质上也就是《大学》的“身心”工夫而已。并指出张邑翼等人的《功过格》实践已与“古人暗合”,只是还没有“会通”儒学义理。［32］继而桴亭说道,其实这种工夫早在他们“四君子”之间就已经“奉行”过,无非就是记录“功过”的一套做法而已。只是后来觉得这套做法仍有“渗漏”之虞,于是“改为《格致篇》”,最终“工夫一归《大学》”。
遗憾的是,《格致篇》一书现已不存,我们已无法判断该书与《功过格》有何具体差别。不过桴亭经常提到这部书,从中可以略窥该书的性质。他曾给外甥兼弟子许（字舜光,生卒不详）的书信中说道：
《格致篇》乃吾丙子冬间所辑,此时于圣人之道毫无所见,杂取儒释二家言,参错成书,迄今观之,驳杂殊甚,恐误后学。向欲取而焚之,因同志中以为颇便初学,故尚存笥中。然未加删改,终不可令人见也。……愚丙子冬此书成,丁丑春纪《考德课业录》,只第一日便不拘书中条件。盖条例之书说义理原不能尽,况条例又未必精乎！阅书者,神而明之可也。吾辈同志数人如江（按,指江士韶）、陈（按,指确庵）二先生,无不从此书发始,俱彬彬然入室升堂,则知此书何能误人,在人善学耳！“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二语,可诵也。［33］
这里的记述有点奇妙。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格致篇》作于丙子冬,亦即上述确庵所说的“相商读书为善之法”的那一年,他们的约定是从次年丁丑开始才实施他们的计划,现在桴亭却明确地说道“丙子冬此书成,丁丑春纪《考德课业录》”,若此话当真,则所谓《格致篇》并非是丁丑以后所记,换言之,上述桴亭所言“继乃觉其渗漏,因改为《格致篇》”,只能解释为这是桴亭后来将丙子所记录的日记改了一个名称而已。至于原名是什么,已无确考,据我推测,或许与“功过”一类的名字相差不会太远。
问题是,桴亭一会儿说“继乃觉其渗漏”,这是反省这部日记“杂取儒释二家言,参错成书”,其中未免“驳杂殊甚”,所以一直藏诸“笥中”,未敢公开发表,然而另一方面却又说：“此书何能误人,在人善学耳！”意谓“书”本身没有错,关键在于读者怎么读,而且他还有生动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比如他的好友江药园、陈确庵,也都跟他做过同样的工夫,今天都同样“彬彬然入室升堂”,得窥儒学之堂奥了。显然,这语气又充满自信,认为这部书还是有现实意义的。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其中的哪一个说法呢？
其实,哪一个说法都是成立的,要看怎么理解。当他说当初的这部日记“杂取儒释”、“驳杂殊甚”,说的是实话,他指的是其中开列的“条例”与袁了凡《功过格》有几分瓜葛。因为了凡《功过格》本身就是一部杂糅儒释道三家的伦理规条而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道德劝善书”,其观念支撑是“上帝存在”、“果报轮回”,显然与儒家伦理学的理性精神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桴亭有关“奉行功过”的记录也就难免“驳杂殊甚”,当然这一判断是基于儒家立场而言的。
然而且不论“奉行功过”的手段与方法带有何种宗教伦理的偏向,就其实质与目标而言,无非是为了“迁善改过”。就此而言,这又与儒学宣扬的为善去恶的思想精神是吻合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奉行‘功过’”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得鱼忘筌,得兔忘蹄”。也正由此,所以桴亭并不真心认为此书该毁,而要藏于“笥中”,有待来日,而且他还曾表示“鄙意欲摘其中大意相晓”,［34］看来他仍然非常珍惜早年的这部日记,认为其中的部分内容还是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的。
不管怎么说,可以明确的是,陆桴亭确曾仿照袁了凡《功过格》来修身实践。这从其子陆允正所撰《桴亭先生行实》的记录亦可得到证实：
甲戌,先大夫得中风疾,府君震骇,不知所自,口为
食,厕
必亲,侍卧起者五载。其年秋,奉行袁了凡《功过格》。冬,会晤虞九江先生之珠树堂,篝镫剧谈,感慨交集,相约为体用之学,府君仿了凡意,作《格致篇》,以明年丁丑年元日为始。［35］
这里非常明确地指出桴亭是“仿了凡意,作《格致篇》”,既不像陈确庵描述的：“潜行袁了凡《功过格》”,也不像陆桴亭辩解的：先是与确庵、虞九一道“奉行功过”,而后“觉其渗漏,因改为《格致篇》”。
然而根据桴亭给许的信中所述,可以断定所谓《格致篇》只是名称变换而已,所指乃是丙子、丁丑年间“奉行功过”的记录。现在揆诸允正的记载,已可得到印证,当时桴亭的确是仿“了凡意”而创作了《格致篇》,记录年份的上限似应由丙子上推至甲戌,下限则是丁丑。［36］不过,桴亭自身的各种说法很模糊,他后来在《思辨录》中讲到《格致篇》的时候,有意不谈他曾实行“了凡《功过格》”,只是坦承他的《格致篇》是始于丙子冬,从丁丑春初起还继续过一段时日,其云：“予自丙子冬,作《格致篇》,丁丑春初,用力于斯道甚锐。”［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