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小 结
《人谱》的产生有两大机缘：一是外缘性的,即针对袁了凡《功过格》（亦含秦弘佑《迁改格》）“善恶并陈”、“功过相折”的做法而引发的“邀福嗜利”之类的功利主义思想,蕺山感到有必要端正人们对道德行为的功利态度,以“记过不记功”的方式切断人们“邀福”的妄想,并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推行“改过”实践,最终便可“优入圣域”；一是内部原因,即蕺山深切地感受到如何实现由“太极”向“人极”的转化,最终证成人之所以为人,就须将他的“慎独诚意”理论设计成一套具体可行的方案,一方面通过“纪过”检验以使“慎独诚意”的理论程序化,另一方面通过“讼过”行为以使“改过”实践仪式化。
当然,上述两种因素彼此重叠。也就是说,一方面蕺山竭力排斥《功过格》思想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蕺山设计的《人谱》方案却也吸取了《功过格》伦理规范的条例管理方式,因而显示出在“迁善改过”这一总体方向上,《人谱》与《功过格》是可以殊途同归的。换言之,《人谱》的伦理说教虽是儒学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人谱》的思想主题在于“劝善改过”,不妨称之为“儒门劝善书”。它既是蕺山诚意慎独之学的理论产物,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晚明时代道德劝善运动的产物。
我们知道,《功过格》原是从道教内部产生的,同时也受到佛教人士的关注,其伦理教条有糅合儒释道的强烈色彩,它以因果报应作为基本观念,并且十分讲究数量统计。不过,《人谱》与《功过格》有三点不同,亦即：不讲果报,不记善行,不搞数字化。由此可见,蕺山撰述《人谱》的意图非常明确,他是力图与《功过格》划清界限的。应当看到,蕺山的基本观念仍然是心学式的,一方面他深刻意识到人的现实存在往往处在“通身都是罪过”的严峻状态,“迁善改过”才是“优入圣域”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他也坚信阳明心学的一条真理：良心不会泯灭,只要努力祛除罪过,“满盘已是圣人”。所以他在《纪过格》末尾特意有一段文字说明,其中说道：
人虽犯极恶大罪,其良心仍是不泯,依然与圣人一样,只为习染所引坏了事。若才提起此心,耿耿小明,火然泉达,满盘已是圣人。［135］
显然这里的观点,其实就是阳明心学的一贯立场。［136］蕺山的用意是想要表明一个基本立场：人心虽然有时非常丑陋,甚至到了罪大恶极的地步,但是人的良心永远不会泯灭,从原初的意义上说,人与圣人原本是一样的。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人绝不能自暴自弃,人能否成为善人、“优入圣域”,最终取决于自己能否提起这颗“良心”。换言之,理想的道德人格之实现,不能依赖于什么“果报”观念,而必须依赖于自己的良心自觉。
可以说,道德严格主义是蕺山《人谱》思想的基础,也是其主要特质,同时他的“满盘已是圣人”以及“立登圣域”等观点,也充分显示出其思想有着十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尽管他对人心阴暗面的洞察非常深刻,对心学末流“现成圣人”说的批评也极为严厉。
然而有趣的是,在时人的眼里,《人谱》仍然是一种与《功过格》性质非常接近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善书,例如其《纪过格》条例的覆盖面远远超过《功过格》,便引来了不少“善书”信奉者的一片赞扬声。因此在清康熙十年（1671）编刻成书的《汇编功过格》当中,蕺山《人谱》竟然登上了排名榜第三的位置,被排在了享有盛誉的袁了凡《功过格》及莲池大师《自知录》之后,被视为与《功过格》同类的伦理教科书。［137］不过,即便是那些对《人谱》非常赞赏的人,对于《人谱》的“记过不记功”的原则也未必完全认同,所以在有的人眼里,《人谱》的伦理说教落入儒家的常套,倒是《人谱类记》与“善书”体例非常符合,因为其中仿照感应故事集的写作手法,足以唤起人们对于儒家历史人物的善行善报的记忆,例如民国年间贺箭村编纂的《古今善书大辞典》中,仅收入《人谱类记》条目,给予了一定的评价。［138］
清代中叶四库馆臣对《人谱》、《人谱类记》有一段评语值得一提：
（是书）主于启迪初学,故词多平实浅显。兼为下愚劝戒,故或参以福善祸淫之说,然偶一及之,与袁黄《功过格》立命之学终不同也。或以芜杂病之,则不知宗周此书本为中人以下立教,失其著作之本旨矣。［139］
在这段评述中,一则说该书“参以福善祸淫之说”,一则说“与袁黄《功过格》立命之学”终究不同；一则说本书“为中人以下立教”,一则说“失其著作之本旨”。在其措词之间,对该书“启迪初学”、“劝戒下愚”有所肯定,但也可看出评论者对此书的总体印象并不好,以为该作在蕺山的著述中并不重要。这一结论恐怕有误,蕺山晚年之于《人谱》的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修订,应能看出《人谱》对蕺山来说,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四库馆臣对于宋明理学以来的儒学义理往往缺乏虚心的理解态度,因而完全未能领会《人谱》中体现出来的“慎独”思想。再者,说《人谱》是“为中人以下立教”也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从《人谱》的设计理念来看,主要还是以士人官员为对象的。
总的来说,蕺山《人谱》的产生及其流行,充分表明明清之际的思想界有着这样一种思想动向：儒家士人积极关注“劝善书”的社会功能,并且参与“劝善书”的制作,逐渐成为这一领域的引航者,与此同时,《功过格》之类的“劝善书”的编纂范围也有日趋扩大之势,不少“儒门劝善书”也逐渐跻身其间,出现了“善书儒门化”的趋向。就蕺山个人的愿望而言,他创作《人谱》的目的无疑是为其“慎独诚意”之学提供一套实际可行的实践方案,换言之,慎独（或诚意）工夫必须在“改过”的实践中才能得以落实。表面看来,《人谱》突出强调的是“改过”而非“行善”,然在蕺山看来,“行善”与“改过”是密不可分的,“改过”正是为了“行善”,不仅能成为“善人”,更能成为“圣人”。
注释
［1］据刘
《蕺山先生年谱》载,崇祯七年（1634）蕺山着手撰写《人谱》,初名《证人小谱》,后改为《人谱》,其云：“此书后改名《人谱》,自序亦修改再四,迄乙酉五月,绝食,犹加修订。”另据《人谱》卷末刘
《跋》（作于顺治六年己丑）：“按《人谱》作于甲戌,重订于丁丑。而是谱则乙酉五月之绝笔也。一句一字,皆经再三参订而成。向吴峦
初刻于湖,鲍长孺再刻于杭,俱旧本也。读者辨诸,无负先君子临岐苦心。”
［2］张应鳌：《人谱跋》,《刘宗周全集》,第6册,附录5,第712页。按,张应鳌对这部书的评价甚高：“此乃精义熟仁之正学,天德王道之全功也。”（同上）
［3］按,关于其卒年,今从黄宗羲《刘伯绳先生墓志铭》之说,见《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16页。
［4］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2,《贞孝先生传·丁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142页。
［5］蕺山刘氏家族后人中有名刘子敬者,曾回忆“但遵《人谱》”乃其家族传统：“吾不及见吾祖,而《全书》遗命具缄箧笥,其训先君子,教以但遵《人谱》,谨身修行。先君子是以奉之终身,罔敢失坠。”（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5,《刘子敬六十序》,第289页）
［6］按,在宋明儒学的语境中,“实践”意同“工夫”,似不必赘言。有趣的是,四库馆臣在为《人谱》定性时,竟也使用“实践”一词,可谓一语中的：“姚江之学多言心,宗周惩其末流,故课之以实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自《刘宗周全集》,第6册附录,第709页）
［7］例如张应鳌刻本,收入《百川学海》,流行甚广。
［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自《刘宗周全集》,第6册附录,第709页。
［9］《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374页。
［10］原文收在清道光年间刻本《刘子全书遗编》,卷6,现被《刘宗周全集》收入第4册“文编下”,第23—24页。
［11］《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164页。按,括号中小字为原注版式,下同。
［12］《刘宗周全集》,第2册,《人谱》,第3页。
［13］《周敦颐集》,卷1,第3页。
［14］“尽人之学”这一说法,附在上述第六图之后,其实是蕺山对《人谱》之宗旨的一个阐发：“君子存之,善莫积焉；小人去之,过莫加焉。吉凶悔吝,惟所感也。积善积不善,人禽之路也。知其不善,以改于善。始于有善,终于无不善。其道至善,其要无咎,所以尽人之学也。”《刘宗周全集》,第2册,《人谱》,第4页。
［15］《刘宗周全集》,第2册,《人谱》,第9页。
［16］按,在阳明心学史上,“现成良知”说主要由王龙溪所提倡,罗洪先（号念庵,1504—1564）对此有严厉批评,指责“现成良知”说无非是提倡“开手圣人”（意即“现成圣人”）的观点（参见《念庵罗先生文集》〔清雍正元年刊本〕,卷3,《与谢维世》,第78页上）,东林党人顾宪成亦有同样的批评（参见《小心斋札记》,卷11,第277页）。显然,蕺山有取于罗、顾的观点。关于“现成良知”的问题,参拙著：《阳明后学研究》,序章,《现成良知》,第1—44页；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
［17］一般以为,蕺山《人谱》与其他《功过格》的一个本质区别在于：前者不讲数量统计,后者则有一大套数字化程序,各种行为可以被折算成大小不等的数字。的确,蕺山反对这种他认为非常庸俗的做法。在他看来,“过”只有自“微过”至“成过”的轻重程度之差,而没有数量大小之别,因此上述“一过积二过”或“一过积五过”等说法只是表明“过”的性质会愈来愈严重,而并不意味着“过”的数量具有什么实质性意义。
［18］《刘宗周全集》,第2册,《人谱》,第15页。
［19］同上书,第17页。
［20］以上参见同上书,第17—20页。
［21］同上书,第52页。
［22］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第401—402页。
［23］同上书,第384—387页。
［24］黄绾著,阎韬点校：《明道编》,卷2,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页。
［25］袁了凡：《两行斋集》,卷9,《与严天池书》,东京：内阁文库藏明天启四年刻本,第20页下。
［26］祁彪佳：《栖北冗言·壬申》,《祁彪佳文稿》,第2册,第941页。
［27］例如云栖蘟宏就曾强调：“昼勤三省,夜必告天,乃至黑豆白豆,贤智者所不废也。”（《竹窗随笔》,第590页）
［28］《宋史》,卷316,《赵
传》,《二十五史》本,第1163页。按,有关赵
的“告天”故事,又见《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86—87页）,《宋元学案》,卷12,《濂溪学案》（同上书,第644—645页）,《宋元学案》,卷92,《草庐学案》（同上书,第6册,第581页）。赵
的生平事迹可参见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17。
［29］例如,《太微仙君功过格》“过律”只有三十九条,云栖蘟宏《自知录》“过门”也只有三十七条（除去宗教类的“三宝罪业类”）,参见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第177—181、191—194页。
［30］《刘宗周全集》,第2册,《人谱》,第116页。
［31］《刘宗周全集》,第3册,《与履思十·癸酉》,第317—318页。
［32］引自姚名达：《刘宗周年谱》崇祯七年八月条,见《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375页。
［33］参见陶石梁：《迁改格叙》,收在刘鳞长：《浙学宗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1册所收明崇祯十一年自序本）,第140页上—141页下。
［34］参见《刘宗周全集》,第3册,《答管生而抑·甲戌十二月》,第321—322页。
［35］以上参见《刘宗周全集》,第3册,《答秦履思八·癸酉》,第521—522页。
［36］《刘宗周全集》,第4册,《初本证人小谱序》,第23—24页。按,此《序》作于崇祯七年。
［37］《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1—2页。
［38］《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122页。
［39］按,了凡此著的名称很多,有称《省身录》（东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年周汝登序刻本,卷首录有《周先生省身录引》,按,“周先生”即龙溪弟子周汝登）、《立命篇》（东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丁未序刻本,内容与《省身录》同）,以上两部均未见《功过格》,另有和刻本《阴骘录》中附有《功过格款》,参见石川梅次郎：《阴骘录》,第174—178、189—193页。其所据底本乃元禄十四年（1701）雒东狮子谷升莲社翻刻明末刻本,然其中却有康熙十年张圻序刊《汇编功过格》多处引用的“云谷禅师格”的文字,估计该和刻本所据底本乃是清初以后的本子。酒井忠夫指出：“目前为止,我们并不清楚在明代诸书当中,除以上所说各书以外,还有引用云谷所传了凡《功过格》的其他刻本。”《中国善书の研究》,第5章,第374页。
［40］关于云谷生平,参见憨山德清（1546—1623）：《憨山老人梦游集》,卷30,《云谷先大师传》,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549—1559页。其中提到了凡：“了凡袁公未第时,参师于山中,相对默坐三日夜,师示以唯心、立命之旨,公奉教事,详《省身录》。由是师道益重。”（同上书,第1555页）
［41］例如彭绍升于乾隆四十年编《居士传》时亦称：“了凡既殁百有余年,而《功过格》盛传于世,世之欲善者,虑无不知效法了凡。”（《居士传》,卷45,《袁了凡传》,第8页）足见,了凡几乎成了《功过格》的一种象征。按,彭绍升自己则撰有《太上感应篇汇注》,收入《寿世慈航》,卷1,《藏外道书》,第28册。
［42］以上了凡《立命篇》原文根据奥崎裕司：《中国乡绅地主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78年版）所录万历本《立命篇》全文（第195—197、199—200页）。按,袁啸波编：《民间劝善书》亦录有《立命篇》,然未详版本出处,且文字与万历本《立命篇》颇有出入,参该书《了凡四训》,第10—15页。
［43］按,《立命篇》详细记录了袁了凡一生行善及其得到福报的过程,诚如蕺山所云：“了凡自言……一生转移果报,皆取之《功过》,凿凿不爽。”
［44］《金瓶梅词话》,第57回,《金瓶梅：会评会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62页。
［45］申涵光：《荆园小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7册）,第530页。
［46］同上书,第533页。按,《荆园小语》附在申涵光《聪山集》之后,前有孙奇逢《序》,自署“八十五叟”,作于康熙癸丑年（1673）。
［47］《刘宗周全集》,第3册,《答秦履思八·癸酉》,第521—522页。
［48］例如,龙溪弟子周海门便曾引孔子此说,以为孔子“能见其过而内自讼。”（《东越证学录》,卷9,《题世韬卷》,第711页）刘蕺山则在《人谱·改过说二》中指明“内自讼”乃是孔子的一贯做法（参见《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19页）。
［49］《刘宗周全集》,第2册,《讼过法·即静坐法》,第15—16页。
［50］《刘宗周全集》,第6册,附录5,第656—692页。
［51］《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兼论清初蕺山学派的分裂》,载《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249—290页。
［52］《毛诗正义》,卷16,《大雅·大明》,《十三经注疏》本,第508页中。
［53］《毛诗正义》,卷16,《大雅·皇矣》,同上书,第519页上。
［54］王
森：《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3分,1993年,第699页。
［55］古清美：《刘宗周实践工夫探微》,载钟彩钧主编：《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版,第82页。
［56］黄敏浩：《刘宗周及其慎独哲学》,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198—199页。
［57］参何俊：《刘宗周的改过思想》,见钟彩钧主编：《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第127—154页。
［58］李明辉：《刘蕺山对朱子理气论的批判》,台北：《汉学研究》第19卷第2期,2001年,第22页。
［59］《〈人谱〉与儒家道德伦理秩序的建构》,《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第45、46页。
［60］《刘宗周全集》,第3册,《答履思二·辛未十一月》,第310页。
［61］参见本书第六章。
［62］《刘宗周全集》,第2册,《学言下》,第447页。
［63］同上。
［64］同上书,第442页。
［65］同上书,第443页。
［66］按,以主宰谓帝这一说法源自二程：“《诗》、《书》中凡有个主宰的意思者,皆言帝；有一个包涵遍覆的意思,则言天。”（《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二程集》,第30页）黄梨洲注意到“意为心之主宰”实来源于“伊川所言主宰谓之帝”（《黄宗羲全集》,第10册,《答恽仲升论子刘子节要书》,第224页）。
［67］原文为：“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河南程氏外书》,卷12,《二程集》,第432页）。
［68］按,原为阳明语,见《王阳明全集》,卷4,《与辰中诸生·己巳》,第144页。王龙溪亦尝引用,见《王畿集》,卷4,《答楚侗耿子问》,第101页。蕺山在《艮止法》中明确说道：“阳明先生则云：‘静坐非是要人坐禅入定,只是借以补小学求放心工夫。’”（《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322页）
［69］《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16—17页。
［70］《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304—305页。
［71］《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147页。按,蕺山批评阳明学“以《孟子》合《大学》”至“失之粗且浅”,语见《刘宗周全集》,第3册,《答韩参夫·庚辰四月十六日》,第359页。文字略异。
［72］按,黄梨洲亦有同样的说法：“盖先生（按,指蕺山）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而新建之旨复显。”（《子刘子行状》,《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43页）
［73］参见《刘宗周全集》,第4册,《良知说》,第317—318页。
［74］《刘宗周全集》,第2册,《学言下》,第447页。
［75］参见蕺山《丙子独证篇》,收在《刘宗周全集》,第2册,《学言上》,第390页。
［76］《刘宗周全集》,第2册,《学言下》,第447页。
［77］故说：“意者心之所以为心也。”（《刘宗周全集》,第2册,《答董生心意十问》,第337页）
［78］《刘宗周全集》,第2册,《学言下》,第453—454页。
［79］《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
［80］《刘宗周全集》,第2册,《学言上》,第383页。
［81］按,承上文,“四者”谓“忿鉣、恐惧、好乐、忧患”。
［82］《刘宗周全集》,第2册,《学言上》,第389页。
［83］参见《刘宗周全集》,第4册,《良知说》。
［84］《刘宗周全集》,第2册,《中庸首章说》,第299页。
［85］《刘宗周全集》,第2册,《人谱续篇一·证人要旨》,第5—6页。
［86］《刘宗周全集》,第2册,《会录》,第521页。
［87］参见本书第六章。
［88］据黄梨洲《董吴仲墓志铭·壬子》载：“先师立证人书院,讲学于越中,至甲申而罢讲。后二十四年为丁未（1667年）,余与姜定庵复讲会,修《遗书》,括磨斯世之耳目。”（《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466页）另可参见全祖望（号谢山,1705—1755）《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亭集》,卷11,上册,第136页）。
［89］张应鳌：《人谱跋》,《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712页。
［90］同上。
［91］黄梨洲《明儒学案序》：“岁己酉（1669年）,毗陵恽仲升来越,著《刘子节要》。”（《明儒学案》,卷首,第9页）《蕺山学案》则说：“戊申岁（1668）,羲与恽日初同在越半年。日初,先师高第弟子,其时为《刘子节要》。”（《明儒学案》,卷62,第1507页）据此,恽日初作《刘子节要》在戊申、己酉年之间,正是“证人社”复会之后不久。不过该书是否在当时刊刻行世,现已不得而知。
［92］恽日初：《致董无休书》,见董
《刘子全书抄述》,《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689页。
［93］《黄宗羲全集》,第10册,《答恽仲升论子刘子节要书》,第224页。
［94］雷
：《刘蕺山先生文集序》,《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723、724页。按,该本现存于山东省图书馆,题《刘蕺山先生遗集》二十四卷《年谱》二卷。另按,后收入《四库全书》中的《刘蕺山集》,为国子助教张羲年以此本为底本而重编。
［95］按,康熙丁卯年（1687）曾有《刘子全书》之刻,为王脄（号颛庵,1645—1728）督学浙江时所刻。据道光十五年吴杰《重刻刘子全书序》载：“《蕺山刘先生遗书》自康熙乙丑、丙寅（1685—1686）间,太仓王公脄始刊于山阴。时蕺山高弟梨洲黄子尚在,与姜、董二子即伯绳原本校而行之,凡四十卷。而乾隆壬申岁（1752）,翠庭雷公督学吾浙,即先生家求遗书重梓,只存二十四卷。……盖王颛庵始刊只《全书》传布未广,而翠庭本乃独行也。”（《刘宗周全集》,第6册,第654—655页）按,《刘宗周全集》,卷首,《编校说明》,称王本“今佚”（第2页）。
［96］《夏峰先生集》附录二《诸儒评》,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3页。
［97］参见陈祖武：《清初蕺山南学与夏峰北学之交涉》,载钟彩钧主编：《刘蕺山学术思想研究》,第557—579页。
［98］《日谱》,卷9,“顺治十四年丁酉十月十三日”,《孙奇逢集》下册,第459页。
［99］《夏峰先生集》,卷5,《题内黄摘要后》,《孙奇逢集》中册,第656页。
［100］参见《日谱》,卷8,“顺治十三年丙申九月二十四日”,《孙奇逢集》下册,第358页；《日谱》,卷9,“顺治十四年丁酉一月二十日”,同上书,第387—388页。
［101］《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下,“康熙八年己酉”,《孙奇逢集》中册,第1432页。
［102］《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558册所收《孙征君日谱录》三十六卷。今收入标点本《孙奇峰集》下册,唯该书标点错误百出,不忍卒读。
［103］《聪山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7册）,卷1,第488页。
［10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7册所收康熙丁巳魏裔介序刻本,第552页。
［105］王余佑：《五公山人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7册所收清康熙三十四年枕钓斋刻本）,卷9,《重刻通俗劝善书序》,第68页。
［106］同上书,卷16,《通俗劝善书跋》,第131—132页。
［107］同上书,卷16,《书巢子临感应篇后》,第129页。
［108］据李
《讼过则例》记载：“
少受家学,及长,益以先生长者之训,颇不敢自暴弃,然每愧日省不勤,愆过滋多。一日翻王五公（按,即王余佑）先生密囊中,见刘念台《记过格》,条分缕析,刺血惊心,似专为愚者而发者。”《颜李丛书》,台北：广文书局1965年版,第1324页。引自王
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载《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148页。
［109］参见上揭王氏论文,《晚明清初思想十论》,第117—186页。
［110］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下册,第1205页。
［111］此所谓“文化网络”,仅指士人集团的关系网或人脉组织。美国社会史学家杜赞奇以“文化网络”概念作为晚期中华帝国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他指出：“‘文化网络’不仅弥补了中国学研究的方法论不足——将帝国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一个共同框架,并将权力、政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连结起来。”（参见氏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这个提法值得关注。
［112］参见《二曲集》,卷1,《悔过自新说》。
［113］参见《二曲集》,卷21,《题王省庵墓碣》。
［114］《二曲集》,卷20,《李逸史传》,第253页。
［115］《陈确集》文集,卷10,《会永安湖楼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3页。
［116］《陈确集》文集,卷3,《与恽仲升书·壬寅》,第125—126页。
［117］按,关于陈牧,参见《陈乾初先生年谱》康熙三年（1664年）引许三礼《海宁县志·隐逸传》,《陈确集》卷末附录,第860页。
［118］《陈确集》卷末附录,第840页。关于这八人与陈乾初之关系,可参见《陈确集》编校者在《诸子省过录序》题下的“按语”（《陈确集》文集,卷10,第228页）。
［119］《陈确集》文集,卷10,《诸子省过录序》,第228—229页。
［120］参见《陈确集》文集,卷13,《祭山阴先生文·癸巳春》,第309页。
［121］《陈确集》别集,卷17,《寄刘伯绳书·甲午》,第615页。
［122］《陈确集》文集,卷2,《与戴一瞻书·丙申》,第106页。
［123］《陈确集》文集,卷10,第238页。
［124］《陈确集》文集,卷3,《与祝凤师书·己亥》,第122页。按,类似说法又见《陈确集》别集,卷2,《瞽言一·近言集》,第429页。
［125］《陈确集》文集,卷10,第239页。
［126］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32,《言行闻见录》,第900页。
［127］《月隐先生遗集》（《丛书集成新编》续编,第188册）,卷4,《自警》,第354页。
［128］《月隐先生遗集》（《丛书集成新编》续编,第188册）,外编,《开美祝子遗事》,第370页。
［129］《祗欠庵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0册所收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卷1,《答昆山徐氏兄弟书》,第391页。
［130］《杨园先生全集》,卷3,《答吴仲木·三·癸巳》,第45页。
［131］《杨园先生全集》,卷22,《告先师文》,第635页。另参同上书,卷5,《与何商隐·庚子冬日》；卷27,《愿学记二·甲申》；卷28,《愿学记三·戊子》；卷31,《言行见闻录一》；卷36,《初学备志上·乙未》；卷44,《近古录二》。
［132］黄百家：《学箕初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7册所收清康熙箭山铁镫轩刻本）,卷1,《人谱补图序》,第759页。按,今存绣水宋瑾（号豫庵,生卒不详）《人谱补图》（《丛书集成新编》续编,第62册所收《檀几丛书》本）与宋瑜此书似非一书。宋瑾另有《根心堂学规》（同上）一卷,将“纪功格”与“纪过格”并列。
［133］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康熙年间刻本,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序,关于其文献版本考察,参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第391—394页。另据包筠雅所述,该书编于康熙十年（1671）至二十六年（1687）之间,参见其著：《功过格——明清社会的道德秩序》,第167页。
［134］《汇纂功过格》,卷首,“凡例”,第1页。
［135］《刘宗周全集》,第2册,第15页。
［136］如阳明曾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传习录》下,第207条）“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传习录》中,第171条）这是阳明的“良知遍在”理论。
［137］《汇编功过格》为胡振安编,朱致一校,卷首有康熙十年张圻序、康熙四十一年李
序。卷首题识“玉峰与善堂诸子”,故又称“与善堂刊本”。参见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第386页。按,张圻即张邑翼,昆山人,曾向陆世仪请教过《功过格》的问题,参见陆世仪：《论学酬答》,卷4,《答玉峰张邑翼马殿闻陈天侯书》。
［138］贺箭村编：《古今善书大辞典》上册,引自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附录2,第252页。
［13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3,“子部儒家类”,第7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