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本章将要探讨的是发生在江南的另一重要地区——苏州府太仓州一带［1］的儒者士人的思想活动状况。我发现与绍兴地区的一批士绅推动“改过”实践几乎同时,在太仓以陈瑚（字言夏,号确庵,1613—1675）、陆世仪（字道威,号桴亭,1611—1672）等人为首的一批士绅,也不约而同地掀起了一场“迁善改过”的道德劝善运动,他们制定了各种“儒门功过格”,［2］试图通过“改过”实践来改变人心、重整秩序。他们的理论武器不是阳明心学而是程朱理学,不过他们批王拥朱的思想立场早在明亡之前就已确立,而不是为了迎合清初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他们中有一些人在明亡前夕便已认识到明末心学之流的讲学与“世道人心”的丧失和败坏存在着某种因果关联,可谓是“讲学亡国论”的先声。［3］入清以后,他们一方面以“明遗民”自居而拒绝做官,另一方面他们又很快表示欢迎清朝的社会治理,以为已经进入太平之治。［4］陈、陆两人虽不再应试,保持住所谓的“气节”,但在他们的讲学团体中,有些人对参加清廷科举考试并不反感,很快就成了新朝官员,陈、陆二人虽不再应试,但他们晚年却作为某地方政府的幕僚,积极与官方进行合作。［5］

从地理上看,太仓与绍兴相隔并不算遥远,通过苏杭之间的运河水路及娄江河道便可直接来往,但两地士绅的直接交往却相当少,相传陆桴亭曾拜刘蕺山为师,因而在思想上深受蕺山之影响,然此说并无文献确证。［6］事实上,以陈、陆为首的道德劝善运动完全是在另一种环境下独自展开的,与蕺山一派没有直接关联。那么为什么太仓与绍兴的两地士绅对“改过”实践、“劝善”活动都有同样的关心,而他们在处理理学与心学等问题上的思想倾向却并不相同？显然在他们之间肯定有着某种相似的问题意识,这是本章所欲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

总的来说,陈、陆二人的社会知名度远不能与刘、陶相比,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有限,大致没有越出苏州府的地理范围,甚至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经到过绍兴府或者杭州一带。他们既没有科举功名,同时他们的论著也大多未能及时出版。除了陆桴亭有一部大著《思辨录》（达三十五卷）以外,他的其余著作包括确庵的论著在当时几乎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然而经过仔细调查之后发现,陈、陆二人的著作其实十分丰富,种类繁多。据传桴亭的著作达40余种,［7］而确庵的现存遗著也不下15种,其中《确庵文稿》相传竟达五十八卷,只是这部文稿似乎从来没有完整出版过,今天所能看到的《确庵文稿》已残缺不全,其卷数虽有四十卷,但标明“未刻”的卷数竟达十八卷,另在各卷标题中也有不少篇章被标明“未刻”,显然是出于什么特殊原因而被割舍以致佚失。［8］关于陈、陆二人的现存著作的收藏情况,详见本章附表一。

以我之管见,学界似乎没有关于确庵的专题研究,王森在一系列有关明末清初的思想研究中,对陈、陆二人多有涉及,指出确庵与桴亭专注于“下层经世”,从事“小区建设工作”,由于他们这批士绅抱有“士生斯世,不能致君,亦当泽民”［9］的理想,所以入清以后“自然而然地走向下层经世运动”,他们的治乡思想及其重建小区工作的意义在于：“可以把一袋一袋马铃薯般的村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理想的小区”。［10］其独到见解,很值得参考。相对而言,陆桴亭历来颇受学界重视,但大多把他看作是理学家,从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角度来展开讨论。［11］本章运用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透过陈确庵与陆桴亭的思想活动,来审视明亡前后太仓一带的地方儒者在生活、思想与实践等方面究竟有哪些言行表现,至于他们在哲学观念上有何重要见解只准备附带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