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功利”
在《人谱》成书的前一年,即崇祯六年癸酉底,蕺山曾与弟子秦弘佑（字履思,生卒不详）讨论既要排除袁了凡《功过格》的影响,而又要修订一部儒者亦能运用的新《功过册》,他具体建议道：
《功过册》条件,仆意先书一圆圈当太极,象未发之中,以静坐法当之,此则为元善。此外推之动念以卜吉凶,为动而生阳；又推之视听言动以卜悔吝,为静而生阴；又推之五伦百行之是非得失,以当五行与万物化生,而其要归于主静以立人极,庶不落了凡窠套。大抵立教不可不慎,若了凡功过之说,鲜不以功为过,以过为功,率天下而归于嗜利邀福之所,为吾道之害有不可言者。［31］
参照上述《人谱》结构可以看出,蕺山在这里的建议都被具体落实在了《人谱》当中。令我们关注的是,上述这段话中的两层意思：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他的上述设计是为了制定《功过册》而提出的主要“条件”,换言之,《人谱》原本是按照这个“《功过册》条件”来制定的,尽管后来再三修改；从后半部分可以读出一个信息,蕺山是竭力反对袁了凡《功过格》的设计方案的,理由非常明确,如果按照了凡的设计去做的话,其结果必将导致“率天下而归于嗜利邀福之所,为吾道之害有不可言者”,可见,在蕺山的预想中,了凡此书将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是相当严峻的。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
由上述第一层意思来看,可以说蕺山对于《功过格》是有一定关注的,他并不认为《功过格》本身就有问题,问题出在“条件”的设定上,因此只要按照他的修订方案重新制定,则是可以变坏事为好事的。所以,他在这封信函的末尾,进一步向秦弘佑征求意见：“如蒙许可,敬烦高明起手,以俟请教,何如？”意思是说,他想委托秦弘佑重新起草一份新的《功过册》。这里须提起注意的是,蕺山弟子董
有一个说法,他说自崇祯七年八月起,“先生（按,指蕺山）遂自立《纪过格》,日日纪之,迄于甲申九月”（据《全书抄述》）。［32］遗憾的是,这部《纪过格》并未存世,所以今天不宜妄加揣测。不过我倾向于相信,蕺山应当亲身有过“记过”的实践。因为从《人谱》“纪过格”的设计来看,他原本就是为了后人便于记录而设想的。
至于蕺山委托秦弘佑一事,其结果却引起了蕺山的极大不满,这也是最终促使蕺山不得不亲自着手起草《证人小谱》（即《人谱》前身）的原因。癸酉次年甲戌（1634）,秦弘佑确是完成了《功过册》,取名叫《迁改格》。
关于这部作品的性质以及围绕这部作品在刘蕺山与陶
龄之间引起的争论,详见本书第六章“‘证人社’与明季江南士绅的思想动向”。在此撮其要点,略作介绍。根据陶石梁的说法,《迁改格》是仿照“《太微仙君功过格》、云栖大师《自知论》（按,即《自知录》）法,稍更其条例”而成的。［33］这在蕺山的眼里,无非就是《功过格》的改头换面而已。所以同年底,当有人请求蕺山为该书作《序》时,蕺山婉言拒绝,并对《迁改格》提出了严肃批评,大意是说《迁改格》的设计条目,简直就像逛集市买东西,只见商品繁多,琳琅满目,但是好坏不分,“善恶并陈”,人们只是“徒手上门”,看到好东西,便赞叹不已,最终只能徒手而归；与此相反,如果真是下定决心“将钱收货”,则决不“徒手”,要有明确目的,“就痛痒相关切处,取一二条做工夫,便可事事打透”。显然,蕺山的主张是,做工夫要有头脑和目的,更要把握关键处,不能像漫无目的地徒手逛集市那样,人反倒成了商品的奴隶。他的比喻很生动,语意却很深远。［34］
但我发现,蕺山对《迁改格》最为不满的一点其实就是“善恶并陈”。其他诸种弊病,都是由此而来。甚至可以这么说,蕺山创作《人谱》的一个直接冲动,就是针对“善恶并陈”而来的,因此他竭力主张《人谱》只记过不记善,企图以此显示他的道德劝善书与袁了凡等人的《功过格》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故他坦率地指出：《迁改格》中“《广利济》一格宜除”,原因在于“百善五十善等格,书之无消煞处”。他认为“改过”便是善,所以不必另列“善格”；现在“善恶并书”,以善行“消折”恶行,以为善与恶是可以通过计算方法,两相抵消的,其结果将是“过终无改”,甚至产生以善邀福的妄想。所以结论是：“为善册以劝人,终落功利一路。”［35］这就是蕺山为何激烈反对袁了凡等人的《功过格》的主要理由。他的想法很明显：善恶并书、以善折过、以善邀福这一《功过格》的设计思想,其实质无非是一种“功利”思想,极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误观念：以为善行与恶行就像商品一样,是可以通过数字来“折算”、“抵消”的。如此一来,道德行为岂不成了一种功利行为？行善岂不纯粹为了捞到好处？
很显然,崇祯七年甲戌前后,蕺山深深感到他正面临着一场思想危机,许多友人弟子快要成了“果报”观念的俘虏了。这一忧虑在他的《初本证人小谱序》中有充分反映：
袁了凡先生有《功过格》行于世,自言授旨于云谷老人,甚秘。及其一生转移果报事,皆凿凿可凭,以是世人信之不疑。然而学道人不以为是也。近闽人颜壮其氏刻有《迪吉集》,大抵本之了凡,而颇尽其类,其说渐近于学人。友人有叹赏之者,因有“有所为而为善”之说,夫亦有激乎其言之也。学人居恒谈说理道,必竖第一义,至无善可为,才涉祸福因果,益指以为外道不足信,虽吉凶同患,语载《大易》,不信也。及徐考其生平,有愚夫愚妇所不为者矣。究其病,正坐举话太高,如以贫子说黄白,总无实际,徒滋邪妄。……夫学,凡为之而已矣。无所为而为,为也；有所为而为,为也。为圣而圣,为贤而贤。请姑逊圣贤而不为,仅为了凡一日之间课功程过,据事直书,一一邀天地鬼神与之昭鉴,如是者为之而不已,既不必问其功罪所准若何,而只此天地鬼神昭鉴之心,已逼透圣真,不差毫末,更无所为第一怀矣。虽然,功过不两立,出乎过即入乎功,功之进退即是其过之有无,苟纪过而已,何功之有？因勒《纪过册》以示学者,又虑其无所本也,更著《人极图说》以冠之,又继之以《日用功课》,总题之曰《证人小谱》。或疑图子数圈,犹作道理上会者。阳明子不云乎：“不信自心原具足,请君随事反身观。”学者才作反身观,自心是极,自极是圣。即天地即鬼神,从上证入,无往非惠迪之吉,而去从逆之凶,功莫大焉者,此之谓有所为而为善,此之谓无所为而为善。只恐家风淡薄,收拾我辈不住,不免向云谷老人寻活计,以是忙忙干办一身,反成堕落也。噫！［36］
上面提到,蕺山除了这篇《初本证人小谱序》以外,还有一篇正式的《人谱·自序》,两者文字颇有出入,我们不妨再阅读一下这篇正式的《自序》,看看蕺山是怎样修改的,然后我们再提出较为详细的分析。《人谱·自序》写道：
友人有示予以袁了凡《功过格》者,予读而疑之。了凡自言尝授旨云谷老人,及其一生转移果报,皆取之《功过》,凿凿不爽,信有之乎？予窃以为病于道也。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今之言道者,高之或沦于虚无,以为语性而非性也；卑之或出于功利,以为语命而非命也。非性非命,非人也,则皆远人以为道者也。然二者同出异名,而功利之惑人为甚。老氏以虚言道,佛氏以虚无言道,其说最高妙,虽吾儒亦视以为不及。乃其意主于了生死,其要归之自私自利。故太上有《感应篇》,佛氏亦多言因果。大抵从生死起见,而动援虚无以设教,猥云功行,实恣邪妄,与吾儒惠迪从逆之旨霄壤。是虚无之说,正功利之尤者也。了凡学儒者也,而笃信因果,辄以身示法,亦不必实有是事。传染至今,遂为度世津梁,则所关于道术晦明之故,有非浅鲜者。予因之有感,特本证人之意,著《人极图说》以示学者。继之以《六事功课》,而《记过格》终焉。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总题之曰《人谱》。以为谱人者莫近于是。学者诚知人之所以为人,而于道亦思过半矣。将驯是而至于圣人之域,功崇业广,又何疑乎！友人闻之,亟许可,遂序而传之。时崇祯甲戌秋八月闰吉,蕺山长者刘宗周书。［37］
我们将上面两篇序文（以下称前者为《小序》,称后者为《自序》）作一合观,可以发现两者的叙述方式及其理路差别很大。显然后者非常中规中矩,合乎儒学的思想规范,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佛道两教,以为了凡犯错的思想根源正在于佛道的“虚无”、“因果”、“自私自利”之学,而与吾儒所讲的“道不远人”、“惠迪从逆”之旨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今之学者却不能明辨是非,受到了凡思想的“传染”,相信他的那套《功过格》乃是“度世津梁”,简直令人担忧；于是,蕺山按照“证人”之意,著《人极图说》、《六事功课》、《记过格》,题作《人谱》,宗旨在于宣扬“言过不言功,以远利也”,目的在于证成“人之所以为人”——亦即进入“圣人之域”,以便从根本上克服了凡《功过格》诱人于“功利”一途的危机。
然而从《小序》当中,我们却发现蕺山的讲法略显滞涩,不像《自序》那样条理清晰,但语气非常直率,反映的是他当时著述《人谱》之际的直接感受。其中,除了袁了凡的《功过格》,他还提到了颜茂猷的《迪吉录》,他发现颜书在当地流传的新情况。不过颜的名字却被《自序》所删,不知何故。整篇《小序》的叙述主要围绕“有所为而为善”的问题展开,这个问题其实是颜茂猷《迪吉录》卷首“七辨”中的第六辨：“然则无为而善与有为而善,孰佳？”详参本书第三章。
蕺山在《小序》中也主张应当积极为善,他说“夫学,凡为之而已矣”,但为善“不必问其功罪所准若何”；虽然从原理上说,“功过不两立”,非功即过,非过即功,但是在改过实践上,却须遵循“纪过而已,何功之有”的原则,这与《自序》中所说的“言过不言功”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思想原则被蕺山贯彻到了《人谱》当中,形成了与袁了凡、颜茂猷等人的《功过格》的一大原则区别。
不过须注意的是,根据《小序》的说法,蕺山首先完成《纪过格》这一记录方案的具体设计,然后再冠之以理论文章《人极图说》,最后再辅之以更为细化的操作步骤《日用功课》（按,即《自序》中的《六事功课》）,而蕺山在《自序》中却没有详细交代这一写作过程。在我看来,《纪过格》成书在先之所以值得注意,这是因为由此可以看出蕺山最初的关心点在于如何解决“纪过”问题,至于如何从理论上为《纪过格》提供依据,则是后一步的工作。这也充分说明,所谓理论预设并非一定总是时间在先的,事实上理论的形成完全有可能是在实际问题产生之后。
须指出的是,蕺山对《人极图说》自视甚高,以为这部书是阐发“圣学之要”的。崇祯癸未年（1643）正月作《读易图说》云：“余尝著《人极图说》,以明圣学之要,因而得《易》道焉。”［38］这是他对《人极图说》的一个自我评价。可见,在《人谱》一书中,其理论核心乃是《人极图说》。
至此我们已经明了,《人谱》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或许应当说,蕺山深深感受到当时在他的周围已经出现一种非常令人担忧的思想危机,从而使他不得不挺身而出,着手写作《人谱》,以此作为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思想危机的法宝。要之,令蕺山担忧的是以袁了凡、颜茂猷为代表的功利主义思想已经开始蔓延,例如“善恶并陈”、“功过消折”的观点足以腐蚀人们纯善的道德动机,蕺山认为医治此一病症的妙药良方是“记过不记功”,故他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纪过”方案。总之,《人谱》的聚焦点就在于：必须彻底粉碎伦理行为中的“功利”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