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学入门书》
《圣学入门书》有一批记录功过的表格样本,［61］称为“日程”,意谓这是每日必须做的功课。它依年龄、性别来分别设计,分“小学日程”、“大学日程”、“内训日程”三种。前两者的区别标志是15岁,在此之前为“小学日程”,在此之后则须奉行“大学日程”,至于“内训日程”则是专门针对妇女的。这三部“日程”有一个总的“奉行”方法,他说：
奉行法：先期斋戒三日,焚香告天,随置一簿,编次年月,每日临卧详记所为,明注善过,不得欺隐,不可间断。半月一小比,岁终一大比,仍斋戒告天,考其善过多寡,自知罪福,不必更问休咎。［62］
这个“奉行法”具有纲领性的意义。不用说,其内容与明末流行的功过格实践方法几无区别,比如现存最早的一部功过格《太微仙君功过格》,就规定：
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自知功过多寡。
至一年则大比,自知罪福,不必更问乎休咎。［63］
另一部在晚明出现的著名功过格《自知录》引“仙君”之言曰：
每向晦入息,书其一日功过。积日而月,积月而年,或以功准过,或以过准功,多寡相仇,自知罪福,不必问乎休咎。
该书作者云栖蘟宏还强调指出：
昼勤三省,夜必告天,乃至黑豆白豆,贤智者所不废也。［64］
可见,上述确庵的规定几乎都有出处来历,这些来历不是儒家经典,而是道教或佛教方面的经典。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仪式开始时的“焚香告天”以及结束时的“斋戒告天”这两条规定,较诸云栖“夜必告天”之说又有补充。
须指出的是,所谓“告天”,这在晚明时代劝善运动中是很流行的一套仪式,其典故出自北宋儒者赵
,历史上以“赵清献”闻名,关于他的“告天”故事,本书第五章已有介绍,在此不赘。［65］要之,赵清献的名声是到了晚明时代才作为“善人”的象征而被人们广泛传颂的,他的学问则被视为“告天”之学,确庵所说的“告天”显然与赵清献不无关联,事实上,在晚明清初,似有一股“事天”之学、“告天”之学的暗潮正在涌动。［66］
要之,在确庵看来,人的行为是受到“天”的监视的,“天”对人是否会施予恩赐则取决于人的行为善恶。因此“告天”就是为了向上天表忠诚、表决心,以便得到上天的惠顾。可见确庵的“奉行法”原来是从功过格以及清献“告天”学那里沿袭而来。他以此作为儒家圣学的入门阶梯,真是很值得回味。
令人注目的是,确庵在制定《大学日程》和《小学日程》之际,将会计师那样的数字统计法融入了“敬怠纪法”、“善过纪法”、“总结法”当中,特别是关于前两者的“纪法”,要求更为详细严密,具体是这样规定的：
敬怠纪法：每日以十分为率,存一分敬即去一分怠。如敬三则怠七,敬四则怠六,是也。
善过纪法：每日先分四格,自寅至酉,约二时为一格,内纪所读何书,所作何事,间过者书一旷字,后分二格,以一格纪善,一格纪过,皆量其分数而书之,曰若干善、若干过。［67］
按照《圣学入门书》的《大学日程》、《小学日程》目录末尾的一行小注,这个记录本子又称为“敬怠善过功课格”（参见本章附表）。他把每天的工夫分成两对四点：敬与怠为一对,善与过为一对。值得关注的是,除“善过”外,他特别增加了“敬怠”的内容,这是确庵的一个重要发明,用他的话说,他的这套功过格就是“圣学入门”的要津。
他的《功课格》看似简单,只要运用算术加减法即可做到,然而其实却非常繁琐。例如他把记录时段分成四段：晨起、午前、午后、灯下；甚至要求“自寅至酉,约二时为一格”,所谓“寅时”和“酉时”,盖指凌晨三点到五点、傍晚五点到七点,犹指晨昏。“约二时为一格”则指“寅时”三点至五点为“一格”,以此类推,到“酉时”为止,一天共为“四格”。他要求在四个时段中分别记录自己的敬怠善过之情况。
不仅如此,他对“大学”与“小学”的要求还有不同。《大学日程》要求记录善过的具体条目是“格致之学”、“诚意之学”、“正心之学”、“修身之学”、“齐家之学”、“治平之学”。《小学日程》的具体条目则是“入孝之学”、“出弟之学”、“谨行之学”、“信言之学”、“亲爱之学”、“文艺之学”。前者所列“六条”其实就是《大学》“八条目”的浓缩版,而后者所列六条则主要参酌了孔子所谓“入孝”、“出弟”之学,很具体,便于操作。
那么确庵又是如何具体设定的呢？例如在《大学日程》“正心之学”条下细分为五条：“不能戒慎恐惧,使此心放而不求”；“物来顺应,不以喜怒哀乐动心”；“不持其志,以喜怒哀乐动心”；“梦寐之中,持敬不懈”；“梦寐之中,操存不及”；在各条之下又有小注说明。可以想象,如果按照这些细分条目一一检点,结果必将是繁不胜繁。［68］所以说,他的这套儒学化的《功课格》并不适合普通民众,而只能适合于少数的士人精英阶层。［69］
不过他的《内训日程》则非针对士人,其设计更像是一部《功过格》,其要求非常简便,“每日临卧详记一日善过”即可,无须记录“敬怠”,他还考虑到家庭妇女可能并不识字,所以建议用符号来记录善过,但最终须向丈夫报告,当然也要举行“告天”仪式,其云：
有善则于善下加一“、”,十善加一“○”；有过则于过下加一“｜”,十过加一“×”。……岁终总计其数,入父告天。文中一并焚化。［70］
有迹象表明,《圣学入门书》在当时就曾多次再版重印,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夏,确庵赴扬州府如皋县过访冒襄（字辟疆,号巢民,1611—1693）,冒襄即是《太上感应篇笺注》的作者冒起宗之子。在冒的私人花苑“水绘园”的讲会上,确庵主讲《中庸》一章,顺便对《圣学入门书》做了一次广告宣传：
……前不佞有所著《圣学入门书》,要人迁善改过,原是掇拾诸儒绪余,要人做致曲工夫。今日讲论一番,也是掇拾诸儒绪余,要人明白这个致曲工夫是千圣相传心法。［71］
按,陈、冒二人相识于壬午（1642）。庚子年恰逢冒襄的五十大寿,确庵携门人瞿有仲赴如皋祝寿。［72］在清初江南,如皋冒氏“水绘园”俨然是遗民世界的一个缩影,经常会有一批明朝遗老在那里饮酒作诗、看戏听曲,进行着另一种意义的文化活动,对此,李孝悌在《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遗民世界》一文中有详细描述。［73］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李孝悌在《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中的考察,冒氏家族有善书信仰的浓厚氛围,冒襄本人于明亡前的崇祯十一年（1638）所撰《梦记》一文,便模仿了凡《立命篇》而将自己的善行转化为一套严密的数字统计,详尽记录了自己日行善事的数量,而冒襄幼弟冒裔于康熙三年刊刻《太上感应篇》时,将此文作为案例收入其中。冒襄《梦记》这样说道：“从五月十八日起,每月勉行千善,计十月限完万善,行善格以莲池大师、了凡先生为主,小为增减。”［74］可见,冒襄曾以“月行千善”刻苦励己。冒襄另在《答丁菡生询回生书》一文中详细记录了顺治九年（1652）他因赈灾致病而又起死回生的奇妙经历,记述笔法同样充满着事实与离奇互为交织的特色,足见他的日常生活具有超乎寻常的宗教体验。［75］
再说当时确庵甫至如皋,冒襄便令自家戏班“全堂伶人”出场,招待他观赏了一曲传世名作《燕子笺》。然此番好意却令确庵在感慨万千之余,激起了些许莫名的惆怅感,他感到冒氏遗民圈中人魂牵梦萦于生活享乐,已然忘却了往时立志为古人之学的那股志气,他奋然指出：
昔崇祯壬午,予游维扬。……冒子饰车骑、鲜衣裳,珠树琼枝,光动左右,予尝惊叹以为神仙中人。……诸君皆年少心壮,气豪自分,掉舌握管,驱驰中原,不可一世。曾几何时,而江河陵谷,一变至此。今吾与诸君子同游吾师（按,指赵樽瓠）之门,皆有志为古人之学,吾师往矣,而其刚果之气、挺然不拔之操,尚有能言之者,当与诸君子共勉之,何梦之足云？诸君起谢曰：“善！敢不早夜以思,从吾子之训。”［76］
可见,确庵欲以儒学信念重振当时遗民圈中文人乡绅日趋消沉的意气。
从这次祝寿活动中可看出,确庵既有访友叙旧的目的,又有重新恢复讲学,推广他的《圣学入门书》的意愿。同年冬,确庵转赴湖北,成为旧时讲学友而当时已出任当地“学使”的王长源［77］之幕僚,他在协助长源管理学府日常工作的同时,利用官府资源刊行了一批他个人的著作,其中就有几部“日程”。他说：
不佞莅任以来,刊布《大小学日程》、《社学规条》、《小学三字经》、《儒门五戒》等书。［78］
这说明《圣学入门书》已传入扬州府及湖北一带。另据《安道公年谱》的记载：
是时学者遵之。比中州汤文正公抚吴,曾以颁示学者,吾娄沈敬亭按察中州时,亦曾重刊,以教书院学子。［79］
按,“汤文正”即著名的理学大臣汤斌（号潜庵,1627—1687）,“文正”是其谥号,据传他在出任江苏巡抚期间（1684—1686）,享有清名。［80］沈敬亭即沈起元（字子大,号敬亭,1685—1763）,太仓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出任河南按察使则在乾隆二年（1737）,他在那里“立章善坊”,并刊行《章善录》,事见《清史稿》卷87本传。汤、沈二人都是严肃的官僚士人,然他们对于以道德劝善的社会功能非常重视。上述记录说明《圣学入门书》继而在苏州府及中州地区也得以刊行流通。可见,确庵此书不久便在长江南北到处发行,可以估计其影响已达一定范围。
通过以上考察,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此书可谓是一部儒门“善书”,其中虽留有不少类似于“功过格”的痕迹,但其总体思想倾向在于考德修业；另一点须指出的是,尽管此书的写作采用了“功过格”的一些表述习惯,但确庵显然避免使用“果报”观念,这与了凡倡导的以果报观念为基础的功过格思想就略有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确庵等人倡导的“功过格”称之为“儒门功过格”。因为事实很显然,确庵的那套“功课格”,既是按照儒学的道德语汇来制定的,同时也清晰可见功过格撰述体例的影响,可谓是道德与宗教的奇妙结合。
不过,《圣学入门书》的书名则是确庵听从了其门生毛表（字奏叔,生卒不详）［81］的建议而改定的,毛的理由是这部书不是泛泛之作,而是一部吾儒“入圣之基”的重要作品。对此建议,确庵非常赞赏,说毛表“其勇于好善,又与人为善如此”。［82］其实,“好善”或“与人为善”,都是当时这批人用来品评人物、加强彼此认同的特殊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