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谱》思想的衡定
上面曾经提到,蕺山学的特质表现为“慎独诚意之学”,那么《人谱》对于蕺山来说为何必要？换种问法,《人谱》在蕺山思想体系中占有怎样的地位？如果放在宋明思想的历史当中来看,《人谱》的思想又具有怎样的地位？这个定位问题,必然涉及对蕺山哲学的整体理解,不过这已不是本章所能处理的问题,而应当另撰专文才能解答。这里只能就《人谱》思想与蕺山哲学的关联作一些简要的探讨,其中我将主要按照这样的思路来展开讨论：蕺山是怎样通过对阳明良知教及心学末流的批判与反省来重构心学的？与此相关,蕺山以慎独诚意为特色的心学理论又是如何在《人谱》中得到充分展现的？
刘伯绳《蕺山刘子年谱》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十一月载：
按,先生于阳明之学凡三变：始疑之,中信之,终而辨难不遗余力。……终而辨难不遗余力,谓其言良知,以《孟子》合《大学》,专在念起念灭用工夫,而于“知止”一节全未勘入,失之粗且浅也。［71］
癸未,蕺山已届66岁,为其逝世前二年。是年,蕺山接连写了三篇文章《证学杂解》、《良知说》、《存疑杂著》,无不针对阳明良知教及心学末流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此刘伯绳在该年条下写了以上的一条小注,［72］以示蕺山之于阳明在态度上的重大改变。令我们关注的是,所谓“辨难不遗余力”究为何指？这与《人谱》思想又有何关联？
要而言之,蕺山之批评阳明主要集中在两点：“将意字认坏”、“将知字认粗”。故在蕺山看来,阳明的良知教在内在义理上就不免产生“种种矛盾”。［73］所谓“将意字认坏”,是指阳明（亦含朱熹）的“意为心之所发”,对此命题,蕺山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扭转：“意为心之所存”。事实上,蕺山对阳明的种种批评皆由此而来。关于“意”究竟是“所发”还是“所存”,其中所涉及的义理非常繁复,关系到如何从整体上理解蕺山哲学。质言之,“意为心之所存”意谓“意为心本”［74］或“心之本在意”。［75］这是说,“心/意”关系不是“以意生心”,而是说“意”为“心之主宰”。［76］由此,“意”被上提至“本体”的地位,而有了“意体”、“意根”之含义,成了“心”的指南针,成了正确引领“人心”之走向的最终依据。［77］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自朱熹、阳明以来的“意为心之所发”的论断,使得“意为心之所存”成为蕺山哲学的一个标志性命题。
这一命题出现在《丙子独证篇》,丙子（1636）,时当蕺山59岁,晚于蕺山的《人谱》之作,似与《人谱》思想并无直接关联。然而事实上,蕺山的“意体”、“意根”之概念实与他的慎独学说的“独体”之概念相同。蕺山的慎独说创自于天启乙丑年（1625）,如上所述,《人谱》正是建立在慎独学说之基础上的。那么“意体”何以与“独体”在内涵指涉上一般无异呢？这是因为无论是“独体”还是“意体”,都是指“人心”中的一点精神,以现代术语而言,即是指人心的纯粹意识。它们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至善”,一是“至微”。因其“至善”,故能正确引导人心走向；因其“至微”,故是最为根本的形上存在。因此在蕺山,“意”即“独”,“诚意”即“慎独”,他说：
意根最微,诚体本天。本天者,至善者也,以其至善,还之至微。……故君子起戒于微,以克完其天心焉。……此时浑然天体用事,不着人力丝毫。于此寻个下手工夫,惟有慎之一法,乃得还他本位,曰独。仍不许乱动手脚一毫,所谓诚之者也,此是尧、舜以来相传心法,学者勿得草草放过。［78］
可见,“慎”与“诚”是同属“尧舜以来相传心法”。原因就在于“意根”与“独体”都是“至微”之存在。
蕺山之所以强调独体概念以及慎独学说,其目的之一在于纠正人们对慎独工夫的误解。在他看来,朱熹、阳明对“独知”的理解有一重大失误：把“独知”理解为“动念边事”,［79］亦即把“独知”认作心体的已发状态。这就从根本上误解了“独”的含义。蕺山强调,独就是“意根最微”之处,“独体只是个微字”,“无隐见显微之谓独”,甚至《中庸》“天命之性”也就是指“独体”。［80］所谓“意根”或“独体”,都是指“至隐至微”、“无声无臭”的“本位”存在。换言之,蕺山所说的“独体”指的不是知善知恶的、一种业已显现化的知觉能力,而是指意识的根源——“意根”：亦即“意”的最初之机。因此在蕺山的思路中,意即是独,所以说“知藏于意,非意之所起”,他指出：
好恶者,此心最初之机,即四者［81］之所自来,所谓意也。故意蕴于心,非心之所发也。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机,则仅有知好知恶之知而已,此即意之不可欺者也。故知藏于意,非意之所起也。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机,则仅有体物不遗之物而已,此所谓独也。［82］
按,这段话出自《丙子独证篇》,原是蕺山对《大学》“心、意、知、物”四个概念的分疏,但他将“独”字贯穿其中,值得注意。他一方面以意释知,一方面以独释意。足见“独体”即“意根”,指的是人心意识（蕺山称之为“念”）的“最初之机”。蕺山认为,这样就可把意与独统一起来,进而就可从“意之入微”处着手,而不是从“心之所发”、“念头流转”处去把捉良知。在他看来,当阳明以“四句教”中的第二句“知善知恶是良知”来定义良知,就未免“将知字认粗”,原因就在于“知善知恶”之“知”已经落入后手,受到“念头流转”的种种牵制,从而丧失了良知作为“独知”的根本品格。［83］
蕺山由“独体”概念出发来建构“慎独”说,目的就在于纠正心学以来的一个重大误解：就动念处、流行处去把捉心体良知,而未能了解良知的根源在于“无隐见”、“无显微”的深层意识之中。进而言之,既然独体是“莫见莫显”的、“不睹不闻”的,因此“君子乌得不戒慎恐惧,兢兢慎之”！［84］这就是蕺山慎独说的主要思路。与此同时,由于“意根最微”,与“独体”同属“至微”之存在,所以他的慎独说又必然导向诚意说。至此已经非常明显,蕺山思想之总体特征完全可以用“慎独诚意之学”来加以概括,而他的问题意识之一则在于如何通过把握“独体”、“意根”以便于从根本上改变“通身都是罪过”的自己。
事实上,《人谱》正与蕺山慎独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他在《人谱续篇一·证人要旨》第一条“凛闲居以体独”中就已明确指出：
学以学为人,则必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人,证其所以为心而已。自昔孔门相传心法,一则曰慎独,再则曰慎独。夫人心有独体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从出也。慎独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毕矣。然独体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独处之时可为下手法。而在小人,仍谓之“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至念及蒁着无益之时,而已不觉其爽然自失矣。君子曰：“闲居之地可惧也,而转可图也。”吾姑即闲居以证此心。此时一念未起,无善可着,更何不善可为？止有一真无妄在不睹不闻之地,无所容吾自欺也,吾亦与之无自欺而已。则虽一善不立之中,而已具有浑然至善之极。君子所为必慎其独也。夫一闲居耳,小人得之为万恶渊薮,而君子善反之,即是证性之路,盖敬肆之分也。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此证人第一义也。［85］
可见,“必证其所以为人”这一《人谱》宗旨的达成是与“君子所为必慎其独”的慎独工夫分不开的。也正由此,《人谱》既是“证人”之学,同时也是“慎独”之学。因为根据蕺山的设想,所谓“证人第一义”无非是“慎独”而已。而慎独工夫应当就其“闲居之地”、“独处之时”、“一念未起”之际下手。
总之,无论是乙丑年的“慎独”说,还是丙子年的“诚意”说,都在蕺山晚年不断修订完善的《人谱》思想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若对《人谱》思想作一定位的话,可以说,证成“人极”、成就“圣人”的为学方向、人生目标被具体落实在《人谱》的“迁善改过”的行为过程之中,这不仅是蕺山对道学始祖周濂溪的“主静立人极”之思想的极大发挥,同时也是对儒学传统的“内圣”之学的重要补充。
《人谱》一书的主要特质在于：它一方面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生动体现了蕺山的“慎独诚意之学”的思想精神；另一方面也使其慎独、诚意之教有了具体可行的操作性,便于推广实行。因而入清以后,这部书仍对士人社会产生了长远的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