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汤用彤先生的教学理念
姚彬彬 麻天祥
汤用彤先生(1893—1964)是享有国际盛誉的中国现代文化大师，其平生学术，贯以“昌明国故，融化新知”的理念，立足于以古论今，中西互补，因革损益的文化整合系统施行教育治学。他选择中国佛教为主要研究对象，精研梵文、巴利文，提出了同情默应、心性体会、广搜精求的治佛教史之思想，在汉唐佛教史研究方面，创造出前无古人，至今也未有人超越的成就。他对传统洞悉入微，却没有丝毫守旧之士大夫积习，因此，他在当年的中西争论之大潮中融凝如一，既不以西人为祖师，作一些政治、社会思想的时髦文章，也不以本族为至善，视为无可变革的单一体系。他借雄辩的历史事实，阐明不同思想文化间的关系乃是相互融通涵化的过程，从不作偏执一端的片面之论，表现出他独立不倚的人格和学术思想。［1］汤先生平生教书育人，桃李成蹊，他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等职。我校著名教授萧萐父、杨祖陶诸先生皆曾受业于其门庭。近年来，哲学学院面向研究生开设的“中国佛学”课程[1]一直以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与《隋唐佛教史稿》为指定教材，在讲授和研读汤先生著作的过程中，其教学理念给予我们颇大启迪，以下略作阐述。
一、同情默应、价值中立
“中国佛学”在现代学科教育中，大体上可归于哲学和宗教学之范畴。而佛教具备“宗教”与“哲学”之二重性质，汤用彤先生在代表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跋语中，早已做出指南性的提示，他说，中国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弘深。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2］这里，汤先生首先指明，吾人之于发生于古昔时之宗教信仰情绪，在解读和探讨之过程中，需要带有一定的“同情之默应”。这就要对先民的信仰，具有“此时、此地”的体会，应结合时人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去理解其现象。厚古薄今自然不可取，以今人之观念去菲薄古人则更加要不得。在讲授历史上某一宗教家的思想时，若不阐明彼时的相关文化思潮而进行设身处地的理解，则很难凸显其人的重要性。比如，我们在讲到东晋慧远的佛教三世因果报应学说时，若以今人的知识背景去理解，可能会觉得其说法并无高妙，甚至略显荒诞。不过吾人若了解到，当时的士人们对于承担道德价值的主体，为善或作恶，一生之中“德”与“福”却未必一致的问题，一直怀有疑惑;又如对历史上贤人颜回早夭，恶人盗跖却得享长寿的种种事件，没有合理的解答，而慧远所阐“三世因果”之说则将善恶作为一种永不消逝的“业力”，推衍至未来数世乃至无数世中，能够给予此问题一个相对圆满的解释，其学说的重要价值，显然不言自明了。再如，我们若讲到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种种上帝证明论，诸如“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等，如以今人的逻辑思维去理解，可能会觉得这些无外乎都是一些“结论后之研究”，不乏牵强附会的元素;不过，我们若能讲明当时中世纪早期的“反智主义”的思想背景，就会了解到这些“证明论”乃是有限地复兴了古希腊理性主义的一种努力，乃是在欧洲中世纪漫漫长夜中文化之源头活水赖以不绝的光明所在。故而，培养学生“同情之默应”的心态，显然应是哲学、宗教学教学之一重要任务。
汤先生还指出，哲学的宗旨往往深远玄微，皆先辈智者毕生呕心沥血所得的对于宇宙人生的洞察，故其深意不应停留在文字表层，而应在心灵深切悟入。故指导学生学习哲学，切切不能仅复述几个要点教条，须尽量引领学生对先贤精神血脉尝试“心性之体会”，此亦朱熹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者是也。
我们更需注意，所谓“同情之默应”，绝非与宗教家立场一致的信仰主义。汤先生也一向不赞成用宗教信仰的态度去支配宗教的研究和教学。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重印后记”中提出:“我过去反对以盲目信仰的态度来研究佛教史，因为这样必然会看不清楚佛教思想的真相。”［2］因为我们研究和讲授一种宗教，乃是将其视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样才能不偏不倚，揭示出宗教的历史影响和正、负方面的作用。而若完全与信仰者站在同一立场，其后果会正如有论者曾指出的:信仰者都认为自己的宗教是最好的，是宇宙间唯一的终极真理，因此绝不能容许别人对这种宗教进行怀疑或批评，而没有怀疑或批评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学术;信仰者身在教中，不能拉开一定的视距，则很难作全面客观的观察。［3］所以，必须强调，宗教学的教学，旨在培养学者而非信仰者;当然，我们也并不排斥信仰，更希望通过教学，使信仰者也能成为具有一定理性思辨能力的“信仰者中的研究者”。
由此可见，汤先生的一贯教学研究态度，诚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倡的“学术价值中立”相应和暗合，在方法论上，也可总结为已故的任继愈先生所常言的，我们要“以历史去说明宗教，而非以宗教说明历史”［4］，汤先生这种理性的学术态度，在高校宗教学的教学中，必须时时加以贯彻。
二、考镜源流、高屋建瓴
汤先生的佛教史治学，能够立足于高屋建瓴的学术思想史的视阈而对具体问题进行宏观性的鸟瞰，这种开阔的历史意识，自始至终体现在他的研究和教学理念之中。比如，对于隋唐以来宗派佛教的形成，过去的很多学者依据教内传统的说法，将其道统追溯至印度祖师，甚至佛陀本人，而事实上，这多属立足于信仰神话而夸大某一宗派的“攀龙附凤”，并非是确切的史实。汤先生则着眼于中国学术史的整体进行源流的考镜，梳理出开隋唐宗派佛教之先河者，实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派佛教”，他指出:自宗派言之，约在陈隋之际，中国佛教实起一大变动。盖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在东晋之初。其时经典之传译未广，学者之理解不深。及道安以后，输入既丰，受用遂胜。此中发展之迹，不能详言。自陈至隋，我国之佛学，遂大成。三论之学，上承般若研究，陈有兴皇法朗，而隋之吉藏，尤为大师。法相之学，原因南之摄论，北之地论，至隋之昙迁而光大。律宗唐初智首、道宣，实承齐之慧光。禅宗隋唐间之道信、弘忍，上接菩提达摩。而陈末智嚼大弘成实，隋初昙延最精涅槃，尤集数百年来之英华，结为兹果。又净土之昙鸾，天台之智
，华严之智俨，三阶佛法之信行，俱开隋唐之派别。［5］汤先生此论立足于丰富的史实，依据充分，在后世学界洵为定说。这种爬梳学术源流的宏观视阈，汤先生在其教学中亦随时贯彻，据杨祖陶先生回忆，汤先生在讲授西方哲学时，亦侧重于此种特色。他说:先生的讲授虽然是严格按照原著，但绝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在通盘把握哲学家的思想和各方面(如有关时代思潮、科学发展、同时的和先后的哲学家的思想等)的关系的基础上，以西方哲学传统所固有的通过分析和推论以求真知的精神和方法，再现原著的本质内容和逻辑线索。换言之，先生要求他所讲授的内容应有客观的真实性，不是那种表面的、细枝末节的或形式主义的真，而是运用科学方法所达到的本质的、整体意义的客观真实性。［6］
汤先生的这种教学艺术，无疑在今日颇有其借鉴意义。毋庸讳言，当代的哲学研究者中有不少人有一种倾向，就是对于自己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在讲授时往往有意无意地抬得过高，乃至于忽视了所研究者的历史背景和某些局限，这样就成为了一种仰视的敬拜态度，故一叶障目之弊，恐所难免。因此，汤先生高屋建瓴、侧重梳理源流的教学理念，值得我们再三体察。
三、条分缕析、雅达属文
汤先生的治文写作，上承清儒不尚空谈重视证据的务实精神，兼采西方人文科学的方法熔为一炉。如他对佛教史的写作，文字雅达，并以史料考证为立论依据，严密精审，引证广博。在资料取材之后，首先分疏事实，继而叠证真伪，最终提出论断，每成一作，皆可谓条分缕析、泾渭分明的不刊之论。汤先生所指导的学生也多学习了他的这种文风，如他的研究生王维成撰《老子化胡考》，属文便颇具乃师之风，是同类成果中的上乘之作。
汤先生之作品，不仅体例谨严，且脉络清晰，语语有据，特重文字的通畅连贯，只要用心去读，就不可能读不懂。他在指导学生撰文时，常强调文章各环节流畅一贯的重要性，据张岂之先生回忆，汤先生说过:在学生时期都要养成习惯，写东西是让别人看的，作者了解的东西，读者未必了解;写东西处处要考虑读者，至于文章中的重要环节或是众所周知的道理，也是不能省略的。［7］
在人文科学教学中，培养学生形成言之有物、流畅连贯的健康文风，显然至关重要。坦率地讲，当代学界的一些文章，颇热衷于堆砌译词术语，句法亦不中不西，往往云遮雾罩而让人不知所云。启功先生曾形象有趣地讲过:“提起哲学家这个名称，我也见过一些不同样的面孔:有的人，句句是西洋哲学名人的话，并且说着说着迸出一个外国词，然后说:‘这个词在中国话可怎么说呢?’跟着再说一句中国人还不懂的中国话，就算这个道理讲完了。”［8］显然，汤先生指导学生撰文“处处要考虑读者”的理念，在当前的教学中尤有针对性。
汤先生之生前身后，“为中外学林所共仰，俨为一代硕学，教泽极为广远”，“先生乐道从容、诲人忘倦的精神中实内蕴一种超迈流俗的人格感染力，凡亲炙者，终身难忘。这是中华文化慧命中最珍贵的薪火之传。”［9］已故萧萐父教授之所言，诚可作为我们今日总结汤先生教学理念的意义。毫无疑问，继承前辈大师的方法和衣钵，也正是我们治人文之学者的责任和义务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麻天祥:《汤用彤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
［2］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牟钟鉴:《研究宗教应持何种态度——重新认识汤用彤先生的一篇书跋》，见汤一介、赵建永编:《汤用彤学记》，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39页。
［4］任继愈:《杜继文〈汉译佛教经典哲学〉审查意见》，凤凰出版社网站。
［5］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杨祖陶:《西哲东渐的宗师——汤用彤先生追忆》，见汤一介、赵建永编:《汤用彤学记》，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80页。
［7］张岂之:《忆从汤用彤先生学西方哲学》，见汤一介、赵建永编:《汤用彤学记》，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3页。
［8］启功:《〈禅外说禅〉读后记》，见张中行:《禅外说禅》，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页。
［9］萧萐父:《〈船山人格美浅绎〉前言》，见汤一介编:《国故新知:中国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9页。
【注释】
[1]该课由麻天祥教授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