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人类学在教学中的应用
伦玉敏 宫哲兵
宗教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人文学科，以“宗教本质”、“宗教史”、“宗教哲学”、“宗教与文化”、“宗教与社会”等为研究对象而成为一种关于“宗教的普遍本质和一般发展规律的概念体系”。［1］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宗教学学科开始恢复和发展，经过学术界三十年的努力，其学科体系日趋成熟，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基本成形，得到了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初步认可，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正如何光沪所指出的那样，宗教学“学科设置畸轻畸重。长期以来我国的宗教学研究一直偏向‘史学’，更由于研究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以致某些宗教史方面的著作只满足于材料的铺排和故事的重述。这种偏向还造成了两个方面的不平衡，一是宗教学某些分支学科尚属‘空白’，却无人填补(如宗教心理学和宗教现象学)，二是对当代的宗教状况和现实的宗教问题研究乏力，形成‘厚古薄今’的局面”。［2］
上述第一个问题尚需要学术界同仁们为之共同努力，扩大视野，以开放的态度吸取国内外学术成果，并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尤其是注重提高青年学子的知识理论素养，或可在不久的将来克服此类问题。对于上述第二个问题，或可通过宗教人类学的发展来改变这种状况。我国宗教学学科设置的初衷之一，即希望通过培养出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强的科研能力的人才，来从事宗教现实问题研究，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宗教之现状、存在之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宗教人类学既强调培养学生的哲理思维，又突出田野调查等方法去了解现实的宗教状况，因此在宗教学专业教育中加强对学生的宗教人类学训练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有助于开拓哲学院其他专业学生的理论视野。
一、宗教人类学的教学理念
宗教人类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作为独立学科的人类学几乎完全同步，主要是运用人类学方法，从人类学角度去研究宗教问题。宗教人类学又称“宗教民族学或宗教人种学，是宗教学和人类学、民族学的边缘学科，最初主要研究史前宗教与至今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无文字民族所信仰的宗教”。［3］在宗教人类学建立和学术方法形成的过程中，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之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Tylor)、弗雷泽(James G.Frazer)等人主要是通过搜集各地的文献、旅行者和传教士的传记等资料来进行书斋式研究，直到马氏和布朗这里，人类学家才真正走出书斋，走进了澳大利亚等地的土著人生活中去，开启了功能人类学派时代，田野调查和比较研究终成为宗教人类学的典型方法。中国学者费孝通于马氏处学习功能主义，将研究目光转向了中国东部的小乡村——开弦弓村，撰写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江村经济》一书，预示着人类学学科兴趣由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4］此后结构主义人类学派、阐释人类学派、象征人类学派理论层出，对20世纪中后期的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宗教人类学学科理论和方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宗教的起源、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以及宗教的实践过程和参与这些活动的人群都是宗教人类学关注的重点。
从宗教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过程来看，它是一个重视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学科，其学科兴趣也由原始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具有对当下的现实关怀。而在教学实践中，有些学者只重视对学生进行宗教人类学理论的培养，而忽视学科实证性的一面;有的学者则过于强调田野实证，而忽视了对学生的理论培养。这两种态度都没有把握住宗教人类学的学科教学理念，因此在制订教学计划和内容时，应该将理论学习和实践调查有机结合起来。在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后，再安排一定量的实践调查课程，比如可就近在武汉市内的宗教场所进行实地调查，既能训练学生应用理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能实践宗教学专业研究和教学的目标。
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谈到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意义时曾说:“宗教研究关涉许多‘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目前的国际竞争和较量、局部地区冲突、种族冲突和恐怖主义都和宗教有关，因此我国宗教学研究必须以积极的姿态面对现实宗教问题，研究宗教问题的来龙去脉。”［5］“从问题意识来说，它不像宗教性那么深，但的确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敏感问题。宗教学研究对这类问题不能回避，而必须直面它，对其进行严肃的、科学的探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6］而立足于田野调查，强调参与观察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运用多学科方法和成果分析宗教现象的宗教人类学教学理念，就是要学者带领学生走出书斋，走进田野，通过实地调查来了解真实的宗教情况，为宗教学研究提供最真实的资料，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理论水平，真正达到学以致用。
二、宗教人类学的教学设置
宗教人类学是一个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学科，相对于传统的人文学科，它更多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注重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宗教人类学教学在课程安排上应该将理论学习和学科方法训练统筹，将宗教学知识的传授与实际问题的认识和解决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品质。
1.理论学习部分
宗教人类学对宗教进行的是“多学科的整合研究”，“不是‘就宗教论宗教’，是把宗教与人、与社会相联系，从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出发，结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全面理解和阐释人类社会”。［7］而要想通过教学训练使学生具备这样的科研能力，则必须加强宗教人类学的理论学习，这是宗教人类学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教学中占主要地位。
在教学课程设置上，一般应按照宗教人类学发展的历时性来安排讲授，可以通过导论和原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一般的宗教人类学导论性质的书籍都可以作为学生阅读的参考数目，如史宗主编的《20世纪宗教人类学文选》(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张桥贵、陈麟书所著的《宗教人类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金泽所著的《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这些导论性的书籍，将宗教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发展脉络梳理得十分清晰，学生可以依据此类书籍去阅读相关原著，提高自己的学科理论修养。
宫哲兵从事宗教人类学科研和教学多年，理论水平较高且实证经验丰富，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出版了《宗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湖北宗教现状考察》一书。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宗教人类学与田野调查的理论”，对宗教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和方法转变做了探讨;下编为“湖北宗教现状与宗教文化调查”，是从田野实证方面对湖北省各市区的宗教现状进行的大规模调查和分析。这部著作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现实关照，深得宗教人类学学科精髓，可以作为宗教学专业学生的课程教科书。
2.方法训练部分
宗教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心理学、民间文学等多个领域，使其具有了一些独特的学科方法。宗教人类学一直具有实证科学的特征，强调客观的态度，重视经验的检验。但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传统的宗教人类学向哲理化方向转变。正如宫哲兵所指出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哲学思潮不断更新，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解释学风行一时，各领风骚。宗教人类学受这些哲学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批新的流派。”［8］最著名的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图腾观、神话观，利奇(Edmund Leach)和特纳(Victor Turner)接受象征主义哲学而从事宗教人类学的研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运用解释主义来分析宗教现象，以及符号学、现象学等哲学流派对宗教人类学的影响等。因此在日常的教学训练中，应该增加对学生的宗教人类学学科方法训练，这对于有一定哲学基础的哲学院学生来说，能够扩宽他们的学科视野和方法论。
首先是跨文化比较研究训练。比较宗教研究是宗教学最基础的学科方法，宗教学创始人缪勒(F.Max Muller)曾将歌德“只懂得一门语言的人，其实什么语言也不懂”应用到宗教学研究中来，提出“只懂一种宗教的人，其实什么宗教也不懂”［9］的比较宗教史的研究方法。随着宗教人类学关注对象的扩大，可比较研究的宗教对象也越来越多，因此教学中注重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训练，有助于他们在复杂多样的宗教现象中把握宗教的本质。
其次是统计学方法。宗教人类学在研究中也经常要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宗教进行宏观研究，此时往往就要借用到统计学方法，比如最常用的社会学问卷调查法。围绕研究主题设计合理的调查问卷，并根据抽样问卷的统计数据结果进行分析，也有助于弥补宗教人类学注重微观个案研究的不足。因此，在教学中，要适当安排相应的社会统计学课程以及问卷设计练习。
再次是田野调查方法。田野调查(filed work)自马林诺夫斯基使用后成为宗教人类学最核心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仅仅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包括很多严格的专业方法、操作步骤和职业伦理，要求研究者在调查中使用“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恪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系统化了的“价值中立”的原则，在科学研究中严格确定经验事实与价值评价判断的界限。田野调查也是宗教学专业的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关键过程，因此教学中应该详细地讲解田野调查方法，然后安排相应的调查实践课，并通过撰写调查报告和分析论文来进行检验。
三、宗教学人类学的教学实践
在学生系统地掌握了宗教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之后，最重要的教学环节就是实践。实践的地点可视经费自由选择，也可就近选择武汉市。就武汉市而言，宗教文化存在着很深厚的基础，宗教场所众多，信徒群体庞大。著名的佛教道场有归元寺、宝通禅寺、古德寺、莲溪寺等，道教方面则有著名的道教四大丛林之一的长春观，还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众多宗教机构和场所。这些宗教场所，各有其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宗教文化特色，为宗教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源。
如以武汉市为选择点，可以让学生们自由组成小组，就感兴趣的宗教信仰或宗教问题进行自由选题并进行田野调查。作为教师，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必须让学生就选题的可行性和价值进行充分的论证，并进行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二是小组成员必须围绕选题制订合理的调查计划，并进行讨论修改;三是强调调查过程中要随时根据新情况对调查内容进行修证和补充;四是调查结束后立刻完成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的撰写。对于最后一点需要补充的是，调查报告是对整个调查过程的客观记录，必须在报告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分析形成规范的有问题意识的学术论文，才能使学生的实践取得效果。
为了实际了解当前的宗教信仰状况，宫哲兵老师曾带领宗教学的学生进行了湖北省宗教现状调查，还多次到省内的宗教场所参观、调研，让他们设身处地地了解宗教是如何影响它的受众，宗教又是如何发挥它的社会文化功能的。通过实际调查，一方面锻炼他们利用宗教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对宗教现象和宗教学理论有了更深入的领会，避免了认识宗教问题时的主观性。
在教学实践中，还应该积极引导学生申请课题项目，或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了解科研活动从课题论证、申请到立项，以及调查、写作和结项的基本流程。这不仅是对他们学科理论水平、问题意识和写作能力的极大锻炼，也为他们将来独立从事科研活动打下了必要的基础。通过指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使学生在大学阶段对科学研究的过程有较全面的了解和亲身参与，这也是宗教学人类学教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
◎参考文献
［1］段德智:《宗教概论》(前言)，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何光沪:《中国宗教学百年》，载《学术界》2003年第2期，第253页。
［3］宫哲兵:《宗教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宫哲兵:《宗教人类学的现代转变》，载《中国宗教》2009年第3期，第20～21页。
［5］卓新平:《我国宗教学发展的意义及作用》，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4期，第10～11页。
［6］方立天等:《中国宗教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11页。
［7］黄剑波:《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及学科转向》，载《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第34页。
［8］宫哲兵:《宗教人类学的现代转变》，载《中国宗教》2009年第3期，第23页。
［9］［英］麦克斯·缪勒著，陈观胜、李培茱译:《宗教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