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群体与文化变迁
冯 林
(武汉大学报社)
记者群体[1]是大众传媒文化产品的制造者，也是文化的选择者传播者。记者群体及其新闻世界[2]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参数。每种大众文化都是特定域文化[3]的基本组分，更高层次的文化，如宪法或法律、文学或艺术等，以大众文化为基础。
新闻世界三个组分作用各异，且都有各自的观念和存在理由。记者群体和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一样，首先关注技术，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直接互动的结果产生技术，技能和信息是技术的组分，将原料制作成工具、获得和烹饪食物、造房或选择容身之处等方面的途径都可以直接由信息提供。［1］技术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参数，它对人类需求和环境状况做出反应，优化社会的投入与收益，并把变迁传递给社会和意识形态。所有社会都通过分配角色和身份来区分成员。意识形态涉及广泛的人类行为，借助于它，人类社会确立关于自然和超自然世界的信仰体系，经由意识形态形成宇宙秩序、人类在宇宙中地位的观念，确立了人与人、人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它常被认为是维护社会现状、抵制社会变革的保守力量，意识形态指导日常行为，对文化的稳定和变迁具有能动作用，以此推动社会前进。新闻世界的特定组分分别以新闻文本表达技术意识、社会意识和经济意识。
文化变迁有内因、外因，新闻世界对内因的选择对外因的认可都与记者群体的道德[4]和特质密切相关，这种选择直接关涉社会秩序(图1)。
文化历史主义的解释模式认为文化变迁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一、记者群体与内在文化模式
为什么能够发生文化变迁?把变迁-新闻作为追求对象的记者群体一直试图找到其规律(图2)。
内因导致的文化变迁受文化选择和文化漂移等过滤机制的影响［1］
文化，正如美国考古学家莱斯里·怀特所言，是人类“肉体之外(非生物性的)适应性”，技术因此成为理解文化适应性的重要因素，利用能源和组织劳动效率的增长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关键。使用动物拉犁或运输使个人能更大范围地工作、有更大产出或者以较短时间完成任务等，成为新闻世界关切的重心，因为新技术让人类社会发生关键性变化。当非生物能源，包括水力(拉磨)、电、油或太阳能置于人类的控制之下或为人类所用，就会引发文化飞跃。新闻世界一直反映这一事实:所有文化随时间而变化。他们报道变化的进展和原因，比如这种变化涉及社会和公共政策。比起记者群体，主张内在文化模式及必然变异模式的学者有更加系统的前提——人类天性好奇且具创新性，发明是人性的必然结果。文化都有成长和发展经历:生成、成熟、最终死亡，即文明兴衰。发明是文化内出现的新思想，不论是意外所得还是刻意所为。这种发明既包括原始人群的石斧、弓箭，也包括苹果公司iphone、ipod。记者的功利主义[5]和本能[6]是捕捉事物最新进展并将新信息进行大众传播。选择和传播发明是记者群体的基本活动。
记者群体要选择的发明为数众多。发明对文化变迁起作用的前提是为文化所接受。因此，记者群体选择何种发明进行传播，对文化因素的接收、延续、积淀和拒斥、废止或丧失机制会产生直接影响。
报纸作为商品，其传播内容中最有社会价值和商业市场的部分往往与发明有关。新闻媒体还自觉以社会生存和福祉为目标，接受有利创新来传播，拒斥与社会生存相悖的信息。电视发明之初，正值美国马丁·路德·金倡导的民权主义运动发轫之初，电视传播使马丁迅速走红，民权运动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
接受有利发明的社会总比没有接受这些发明的社会更成功。中国内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新闻媒体主动接受“大跃进”等不利发明，使原来停留在社会公众情绪的状态转为思想层次上的状态。同一时期，中国大学记者群体倾向于选择“大学师生进行工农业生产”等新闻进行传播，使身体无法容忍的痛苦为意识所接受。当下中国79.8%的高校媒体以其官员活动作为新闻选择的重心，新闻网主页上的新闻89.8%与社区官员及政工活动有关。[7]而同期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为2.67%和2.62%。中国高校即使做新闻时选择技术，也只是涉及表层，缓慢推出，非主页呈现。而中国大陆高校主页上的新闻和非主页上新闻点击率的比率通常为10000∶1。当下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媒体，都将与其相关、关乎社会生存和福祉的重大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进展作为新闻选择核心和传播重点第一时间在主页推出。两类选择的边界构成各自传播的约当曲线［2］。从人类历史来看，抵制不利发明的社会比接受不利发明的社会更成功。
只有善新闻世界[8]才对社会有益。善新闻世界的特质要求选择和传播来自某种信仰的、自然的人类理性永恒、普适、不变的道德原则和公共利益。它基于这样的假设:人类有某种内在于本性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有时以良心的形式表现自己，由形成正常人类行动的基础的基本原则构成。这些原则可通过理性来发现，并应当形成新闻的正常基础和正常秩序。［3］但实际上，记者群体构成复杂，属于家庭之外的成员组合，而我们作为个体在家庭之外寻求效益最大化(传统微观经济学基于这样的假定:家庭内部成员的行为基于爱、合作和信任)。理性主义哲学家罗素对人本性的理解着重于人类行为的原因及思想基础，浪漫主义作者D.H.劳伦斯对人本性的理解是关注人类行为的情感因素，而经济学家劳伦斯·凯恩斯的结论则是，人的行为是复杂的，思想与情感是人之本性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具有异质文化心理和社会历史的记者及其群体文化选择也不尽相同。一种文化因素是否有利，得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存和福祉。中国共产党的延安发展时期，集权提高了生产食物、争端解决、相邻社会关系处理方面的效率，在特定情境下带来权力巩固和社会繁荣。环境改变、不称职的领导都会导致集权的负价值，危害社会生存和福祉，权力就有可能重新分散。而记者群体往往沦为专政的工具。
大范围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以及大众化的表达和持续传播、对个体需要表达和反映欲望的关注是记者群体的两大核心优势。他们选择最新信息、借助新开发传媒手段从具象新闻事件上分析国内外复杂的社会网络和抽象文化走向，分析确定所在社会的普遍机制和阐发个体行为的逻辑，因为“每个念头的本质是积极的冲动;相对于更复杂和具有社会化发展形式的思想，这种形式表现为说话、写作等需要”。［4］
记者群体的这种文化自觉(比如新闻评论的价值取向［5］)对那些与文化价值或准则不一致的创新至关重要。
技术[9]发明作为记者群体文化选择的重心，一直是构成善新闻世界的重要组分，是文化与自然环境联系最紧密的部分，与人类的经济[10]内容密切相关。发达国家记者群体在情感上更倾向于选择新技术进行传播，因为较之社会或意识形态流变，技术创新往往更容易被接受。而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记者群体的传统则相反。但目前，东方的“新闻生产社会语境和职业语境正处在深刻的变化中”。［6］
应强调的是，记者、编辑的实际操作和新闻把关人的选择构成新闻世界的实质要素［3］。在可能指导新闻把关人和达成决议的特定规则和概念中不可能发现新闻准则。相反，在新闻把关人的实际决议和对它们的预测中可以发现新闻准则，因为，直到新闻把关人宣布在特定的媒体上他或她打算怎么做，我们才会了解新闻准则将会是什么和新闻准则将如何被使用。因此，新闻事实只是新闻的渊源而不是作为大众传播内容的新闻本身。
如果记者群体或大众忽略(比如因为视野局限或偏好)某种文化，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趋向也会逐渐积累而使这些特定文化消失，即文化漂移，它与文化选择具有互补性。［1］文化漂移原因众多，大众和新闻世界的不全面或不完美的文化传递是其产生的原因之一，文化随时间变异因此具有随机性的一面。即使当今那些代表强大政治集团利益的记者群体[11]也仍在导致这种文化漂移的出现。
由于生活世界[12]的变更和维生模式的改变，人们往往突然选择废弃文化因素并加以复兴。记者群体由于外部压力或内部认同而对某种废弃文化因素倡导、传播，这些会导致文化变迁的另一个原因——文化复兴。
1980年以后，中国内地开始重新启用旧的象征体系，包括特殊的装饰主题和重修历史，令人们回想到从前的权威和繁荣;精心制作从前象征物的小型复制品，如象征中华民族的长城、故宫这类象征性建筑的复制品等。因为当时世界流行文化对各域文化带来强力冲击。美国、日本、欧元区几个对立文化中心的出现威胁到中国原有的政治权威，中国当代强有力领袖及其政府自那时开始出现并迅速唤起了追随者的民族自尊和对中华民族所具重要性的信心。记者群体与新闻世界成了这种复兴的助推者。做文化变迁的反映者和引领者，是记者群体生存本性与职业道德使然。文化人类学者安东尼·F.C.华莱士提出了一个解释面对压力进行快速而彻底的文化变革模式。这种复兴模式适合这样一种情形:社会成员感到文化正在解体，不能保障人们适当的生活水平。在文化复兴中必须有这样一位领袖人物，他打着与早期美好生活相关联的大旗，影响那些认同紧迫形势的人们，燃起他们积极向上的精神和自豪感，许诺他们如果接受他的领导，就会带来繁荣。20世纪初，欧美建筑思想传播到中国，国民政府提出复兴中华民族建筑传统，因此，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大批中西合璧的经典建筑留存至今，并成为中国新闻世界百余年来偏爱传播的文化形式。现实与理想，新闻世界“将这相互对立的两极联系起来，使它们得以相互转化，并在总的经验中展示心理世界的连贯性，而这世界本身就是社会体系的投影”。［7］
二、记者群体与外在文化模式
与独立发明一样，传播也是文化变迁的重要机制，因此也是记者群体文化选择的重要内容。文化传播包括文化输出和文化输入(图3)。
文化变迁或涵化的外在机制有传播、贸易、迁徙、入侵和征服［1］
由于20世纪40年代以来本土文化发展的卓越成就，美国新闻世界成为受众最多的大众传媒共同体，美国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美国人的价值观成了全人类的价值观，美国的先进科技在全世界传播，因为一旦发明为社会接受并导致文化变迁，这个发明就会因其功用和声誉流播到发源地以外的地区。美国文化全球化是文化输出的一个经典范例。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记者群体都把本校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作为首选第一时间内在新闻网首页推出。因为这种创造关涉人类社会生存和福祉，加上积极推介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播。而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记者群体则相反。后者的行为不利于不同阶层成员之间责任和权利有序衔接，增加紧张和摩擦，为社会或社区成员沟通和合作提供逆境，从而对维持社会系统不利。作为文化传播也是失败的，因为它只关注少数人掌权者的利益，在本社区就遭拒斥，更难以完成文化输出。
现代传媒手段提高了新思想、新物品被接受的程度。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记者群体具有更广阔视野，新闻世界因此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而思想扩散、交换和贸易，以及迁徙、入侵和征服等的人口移动仍是大众文化传播关注的基本内容，战事是各国新闻报道首选，国际争端和领土纠纷是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商品交换和贸易既是新闻世界内涵，又是新闻世界外延的基本选择。通过选择具有新闻价值、代表群体文化传播经验的个体行为，从而推出能够影响个体行为的政策措施结论，也是新闻世界重要的构成部分。
外交是各个新闻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不同社会的个人间任何接触都可能使新思想从一种文化传到另一种文化。记者群体经常选择并传播他国现时期或形成阶段重大事件中采用的国家符号和仪式，以此追踪该文化建设的复杂过程，例如国旗与国歌的改变、废除、重建和发明，由此反映该国历史与文化的流变并以此为借鉴，［8］也会选择一个新的重要的跨国研究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劣势的成果，作为不同国家之间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政策制定的参照。［9］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异性是文化传播的前提，也是新闻世界赖以存在的基础，被动选择以及主动引导文化变异是记者群体的职业操守，记者群体普遍选择文化与社会、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文化霸权、文化符号研究方法、文化资本等与社会生存和福祉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
半岛电视台将拉登作为民族英雄来选择和传播;美国记者群体则把拉登作为恶魔来选择和表现。记者群体行为虽然受制于社会机制和结构，但具有能动性，对于新思想，它可能全部接收、部分修正或全部拒斥，因此它又有利于激活、改良、变更这种机制与结构，从而反映并塑造一个更加有机与有效的社会。新闻世界是新闻公共领域或新闻共同体，它是特定域文化的技术、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具体的和综合的表征。选择外来文化时，它仍然遵守自身特定环境的新闻游戏规则。今天的受众能在网上读到某个新闻，例如“剑桥大学女子划船俱乐部获得鱼鹰奖”或“牛津大学一位艺术史教授关于性别研究的最新视角”，以及当今世界绝大多数记者群体对于女性主义尤其是对女性身体[13]、［10］方面的关怀，需要选择并制作这些新闻的记者群体具备特定的机制，即一种新闻理论的氛围和新闻史知识，它并不完全依赖于一种由理论知识决定其刚性的复杂的制度性结构。由于记者群体的特质各异，经由该群体接受与传播的外来文化历时性地呈现某种特定趋势。
记者群体理智地接受和传播的外来文化——增进了思想的流动、传播，新闻世界的各种制度环境及其内涵(如艺术)构成各具特色的具体场景，让赋予信息新闻地位的活动在其中进行。记者群体在选择、传播文化时也创造了文化。
由此我们要强调新闻世界的制度结构，同时要表明这个制度中活动者的各种行动。他们共同构成文化传播的约当曲线。
不能忘记的是，记者群体的行为首先是经济行为。用社会成本理论分析新闻世界的内部构成和外部选择，其文化活动由利益最大化的参数来决定。
传播在新闻世界一个经典案例是马克思主义运动。随着越过大洋从地球西半球向东半球扩散，它逐渐被许多接受它的民族改造，最终融合成一种对所有与有产者文化有关事物的强烈的充满敌意的拒斥。经过追随者改造过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不同域文化内有不同宗旨(通过清洗有产者文化因素)，但一个共同的特征是:对无产者文化进行充分提纯，将会增加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使纯洁的人性回归，铲除万恶之源。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世界都接受这种信仰，因为拒斥者不想用平均主义代替竞争意识使社会制度变得呆板。［4］
出于社会安全考虑，大众传播必须经过检查制度或民族性提纯，所以一般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是通过被认可的方式将权威加诸受众。
三、记者群体与社会秩序
作为总体，记者群体对文化各个部分选择是全面的，并且体现了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或社会规范有多种形式，包括法律、道德、宗教、习惯、风俗等。其中，法律和道德是最主要的社会关系调整系统，对于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具有特别重要作用。［11］
记者道德要求新闻世界客观、准确地反映新闻存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作为文化产业，按照新闻标准最优化，我们必须对决定新闻行为的因素做出假定。社会是分层的，政府机构完全利他，社会其他成员的目标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这就涉及新闻学经济学，记者群体的决定被作为经济决定来分析，比如关于是否违背公众利益和社会福祉制作新闻报道的决定。
新闻世界必须经由检查制度才能与受众见面，这是他律。由于文化自觉和经济利益，记者群体关照社会秩序，推动良好的社会秩序，这是自律。
社会秩序有多种表现形式。记者群体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内活动(图4)。
图4
这些边界之内的新闻世界，都体现某一特定社会行政的操作、政策的表达、法律的转换、争议的裁决，实际上也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形态和大小各异的机构及其职能，它们代表公众利益，组合成宪法的整体，构成特定域文化政治体制的完整图景。而宪法，其来源既有法律规则(制定法、判例法)，又有非法律规则(惯例、君权、习惯、权威教科书等)，都是特定域文化的重要组分。［12］“社会结构体系是社会秩序存在的深层基础”。［13］
记者群体都会选择政治体制及其三个分支:行政、立法和司法，并在媒体最重要的时空加以表达。他们凭借具体新闻手段构成反映行政分支机关的功能——制定国内政策和从事国内管理行为，以及该职能实际执行的情况及其价值(包括正价值和负价值)。记者群体通过关照生活世界来关照立法机关的功能——制定法律并将政策转化为法律，比如记者群体对知识产权法产生、功效的选择与传播。记者群体都会关注司法机关的任务——在有争议时进行裁决，从而实施法律。新闻世界表达社会秩序的样态并根据自身的特质加以干预，无论其动机是建设性的还是非建设性的，对社会秩序选择这一行为都客观强调了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作用和存在。
大众传媒产品及其形式细微变化的积累，给人以刻意创新的印象，这也是对社会秩序变化的反映，例如对城市化的关注。随着这种变化结构化，受制于社会秩序控制的大众传媒调节机制会自发地调动起来，比如中国记者群体关注城市运营［14］。
记者群体都必须正视社会秩序。检验他们对社会秩序的选择是否正确的标准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主观方面应考虑记者的性格和人格，客观方面应考虑期待新闻世界对社会秩序的动态报道是否合理。记者群体的新闻活动所表达和展现出来的精神、理念、价值能够影响人的行为，进而塑造与社会主流秩序相适应的价值观，从而达成社会价值共识和社会政治共识，并以此为基石起到维护和调控社会秩序的作用。［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记者群体迅速崛起，大众媒体维护和调控社会秩序的作用日益加强。
文化实际上是社会秩序的组分。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学派即规范性文化概念学派认为:“所有人类行为都是模式化的，模式的形貌很大程度上由文化决定。”一个特定社会，行为模式是遵守一套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的结果。这些准则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有些在家庭内传递(从父母传到子女)，有些在学校(从老师传到学生)或行业(从师傅传到徒弟)内传递。有些行为是个人癖好(个人独有的行为)，不会代代相传。大多数行为由规范来调节。当然，任何特定的文化系统，包括社会秩序，对行为都有一定的容忍幅度，规范不过是明确其幅度和边界。每种文化的容忍幅度都只接受特定环境下可能出现的行为中的一部分。［4］
所有域文化都对记者群体的文化选择有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压制与现存组织冲突的或导致社会不和谐的愿望及行为，以及鼓励现存社会制度所需要的愿望及行动。［16］记者要知道自己的文化认可哪一种社会秩序或维生模式，偏离所在的特定域文化规范的文化选择和行为方式会受到非议和暴力威胁。而记者群体出于社会责任以及自身经济利益驱使，尤其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与政策的相关性，例如社会不平等、有组织犯罪、社会基础的政治冲突以及家庭关系的变化和性别角色。记者群体的工作经验远远超出其所处社会，涉及跨国信息、文化选择、比较以及详细的某些方面的研究，比如欧洲新闻世界对亚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社会的文化选择。
记者群体从文化中选择特定部分加以传播，实际上为大众提供一种特定视角去感知社会秩序，新闻世界对文化与艺术的分层与消费实际上是对社会分层的表达。［17］东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价值追求，两者都体现了制度、秩序的真实样态。［18］这种样态同样受记者群体情感的影响。分析他们的情感控制，是分析经由新闻世界所关照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社会行动或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节点，因为伦理上的思想和情感，都有个性和社会性两方面。［4］
这里，我们要突出新闻世界的两个重要因素:其一，它是协作性有机体;其二，记者群体的活动、文化创新和物理技术以及心理惯性，构成游戏活动基本规则，即所谓“新闻惯例”，它包含记者的生命形式(经验的、情感的、内心活动的动态过程)与受众的生命形式的继起性。比如，记者群体关照公众利益，因而不断关注暴力、公众健康、医保、政治参与、民主进程、言论自由和政治思想争辩等话题。［19］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新闻选择成为中国大众“文化选择”的路标，对新闻视阈的关照构成了对文化视域关照的风向标，文化选择、表达也成为进入社会分层世界的重要路径之一。记者群体特定意义的选择使其受众更容易成为组织化的群体。［20］
记者群体的文化选择不能回避精英霸权文化取向和平民精神亚文化取向，它们一起完成记者群体在社会秩序中的角色扮演。尤其是，当前所有记者群体都会自觉地把三件事作为必须履行的义务:对所在社区/地区的忠诚、对社区/地区成员的仁慈以及对社区/地区习俗的信奉。这是记者群体与所生存社区成功合作、遵守秩序的基础。［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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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涛甫:《假新闻是怎样产生的》，《新闻记者》，2011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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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系列:《宪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13］高峰:《社会秩序的存在和以可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4期。
［14］郭湘闽:《我国城市更新中住房保障问题的挑战与对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15］周利方:《从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角度论会展的社会文化功能》，《商业时代》，2011年第10期。
［16］［美］W.I.托马斯等，钱军译:《不适应的少女》，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17］Social Status and Cultural Consump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8］蒋立山:《迈向和谐社会的秩序路线图——从库兹涅茨曲线看中国社会法律秩序的可能演变》，北大法律信息网，2006-9-6。
［19］Leigh A.Payne's Unsettling Accounts:Neither Truth Nor Reconciliation in Confessions of State Violenc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
［20］［法］古斯塔夫·勒庞:《心理学统治世界》，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注释】
[1]记者群体，在此特指人类社会形态众多、大小各异的新闻记者团体，即记者、编辑及其新闻把关人的组合体和机构，他们通过新闻与传播组合在一起，提供了人类社会新闻与大众传播的完整图景。
[2]新闻世界指新闻记者群体主观内在和客观外在，包括其新闻行为指涉的物理外延和心理暗示。为了方便将这些不同领域拼在一起，我们确定这些指涉所在的三个领域，这些领域与文化的三个分支有关:技术、社会、意识形态。新闻世界也因此可区分为技术、社会、意识形态三个领域。
[3]专指以某一特定文化类型为主的特定地理空间。
[4]道德判断的产生、持有和表达，即有关何谓好坏、对错的概念，或者根据是否与某一先验的标准吻合，如个人习惯或社会习俗。
[5]道德哲学的一种路径，认为如果一个行动、措施或社会、法律安排的整体效果是促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幸福或一般福利的话，那么它就是好的或公正的。功利主义是一个目标，是基于达到在社会利益和负担的分配上的正义问题，这样，它给集体利益或福利的增进以优先地位，即使这会导致个人权利及政治或其他自由的丧失或减少。
[6]本能，指由生理遗传的情感性情或教育习得的潜意识所引导的人类知觉行为。
[7]本统计数据以2012年1月至2012年5月笔者的一份统计资料为基础，参见《中西方大学公众媒体比较研究》。
[8]善新闻世界，一般认为是人们希望达到或社会安排中规定的以下价值或利益，如自由、平等或尊严。
[9]技术指人类社会用于开发环境的知识、技能和相关设备。技术从多方面调节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10]经济是指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适当的食物、衣服和住所的过程和机制。
[11]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党报全媒体之路:实施新闻中心式的新闻生产》，《中国记者》，2011年2月18日。
[12]生活世界是指与意识形态相对应的物质和社会存在。
[13]女性身体包括女性特征、女性性行为以及性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