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学教育的新探索——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创建与实践
秦 平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国学”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概念。倘若严格地从概念提出的时间看，“国学”这一名称出现得比较晚近，它是在20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外来欧美文化严峻挑战的背景下，由一部分中国传统学者提出的。而提出“国学”概念，主要是为了与外来文化相区别和抗衡，站在中华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并经由“保文”而达到“保种”的目的。这是“国学”概念内涵中保守的一面。但是，如果从宽泛的、学术史的层面看，“国学”概念又有着古老而深厚的底蕴。此种意义上的“国学”可以看做是“中国的学术”的简称，涵括了中华几千年文明的凝聚结晶。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确立“国学”的概念，借着回应挑战的机缘，集中整理“国故”、“国粹”，趁机将传统学术做了一番近代化的清理工作。这是“国学”概念内涵中趋新的一面。
今日的“国学”研究和推广活动，主要是在后者意义上展开的。而“国学热”(尤其是学术界的国学研究风潮)的出现，也从反面表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清理工作并没有真正结束。而此项工作的推进，既有赖于知识界、学术界(尤其是高等院校)对传统学术开展理性的系统研究，又必然要落实为社会层面普罗大众在日用常行之间对传统文化的亲近与践行。很显然，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就目前而言，最有效地缩短距离的方法，是在高校范围内开展学院式的正规国学教育。[1]学院式的正规国学教育所培育的国学人才，应该兼具国学学术研究者和国学文化推广者的双重身份。
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已陆续推行正规国学教育，以达到培养国学研究及推广人才的目的。其中，武汉大学的国学教育，在时间、规模、系统性以及影响上，均具有很强的典范意义。本文将着重介绍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创建与实践的经验，以期对当前的国学教育有所鉴益。[2]
一、创建历程
2001年4月，武汉大学国学试验班(本科专业)正式创办。将国学纳入到普通高校教育范围内，按国学专业培养本科生，这在全国还是首创。
武汉大学之所以创建国学试验班，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是对世纪之交以来“国学热”的回应。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内地先后兴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尤其是后者，至今仍方兴未艾。当然，武汉大学创办国学班，绝不是要追潮流、赶时尚。“国学”也绝不仅仅是“潮流”和“时尚”。近20年来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其实反映了社会层面广大民众自发的精神和文化需求，本质上应被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在经历了长期历史波折后的复兴与勃发。因为今天的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或网络文化时代的来临，并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解，也不意味着前现代文明已毫无作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系统、信念信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这些东西固然随时更化、不断变迁，但是，仍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3]所以，有必要将这种传统文化的复兴从“自发”引导到“自觉”，从社会层面提升到学术层面。而创办专门的国学班，正是其中的关键之一。
第二，是对旧有的大学文科教育模式的反思与批评。中国内地现有的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思想和培养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病，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照搬原苏联的模式，形成“概论加通史”的大学文科课程体系;另一方面受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划分的影响，不是按照某些学科的自身发展规律与特点，而是将大学人文学科硬性划分为文、史、哲、艺等条条块块，这样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既不可能培养出能接续传统的具有原创力的专才，也不可能培养出博通文史哲知识的综合型通才。因此，改革旧有的大学文科教育模式、开展国学教育刻不容缓。当然，21世纪的国学教育不可能简单地照搬“五四”以前的老模式，而应该是在马、中、西交汇，文、史、哲融合，以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等诸多因素交流碰撞背景下的全新教育模式。
基于以上考虑，当时隶属于武汉大学人文学院的文史哲各系教师共同萌发了创建国学试验班的念头。而国学班的创建，可以看做是对现有分科式的西化教育体制的补充和完善。创建国学班的初衷，就是要继承武汉大学历史上的国学传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改变时下我国大学文科教育分科太细和不重视原著经典的状况，强调文、史、哲、艺的综合，强调原著经典的研读，强调本土性与世界眼光的结合，创造文科教学的新模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大学文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高素质的国学专业人才。
2003年，武汉大学进行院系调整，人文学院分为文学院、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国学试验班由哲学学院主管，其他学院对国学班的发展继续给予高度重视，携手合作，共同建设国学班。
自2001级至2006级等六届国学班的生源，主要通过二次招生形式从已进入武汉大学读本科的文、理、工、医的一二年级学生中挑选，每届招收15～20名。选拔标准有两条:文科基础与学习兴趣。
2007年9月起，国学班开始直接从应届高考进入武汉大学的新生中招收学生，从哲学大类招收的学生中进行挑选。同时，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二次招生补充部分生源。
2007年12月，武汉大学国学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正式增列，并于2009年开始招收博硕士研究生各5～7名。自此，武汉大学的国学教育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系列，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2010年，国学试验班入选武汉大学弘毅学堂计划，并在原国学试验班的基础上成立弘毅国学班。
2010年6月，武汉大学国学院挂牌成立，由郭齐勇教授担任首任院长。国学院挂靠哲学学院，共同负责国学试验班及国学研究生培养。
二、改革实践的主要内容
自2001年创办以来的十余年时间里，武汉大学国学班以“草鞋无样、边打边像”的摸索态度和勇于革新、大胆实践的自主创新精神，主要在大学文科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革新、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试验，并取得显著成效。
第一，在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上，国学试验班努力突破现有大学人文学科教育模式的一些局限，改变文科教育分科过细、不重视原著经典的状况，主张以“多学科交叉融合、综合创新”的全新教育理念培养具有原创力的综合型国学专业人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内地简单照搬原苏联的教学模式，大学文科课程体系形成“概论加通史”(或断代史、专史)、不重视原著经典的模式。客观地讲，学生们学一点概论、原理、通论、导论、通史、专史、断代史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所有课程均如此，而完全绕开东西方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则必然带来很大的缺憾，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而且，“概论加通史”的模式是以否定东西方人文传统和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为前提的。与概论、通史式教育相配套的，是死记硬背的、填鸭式的教育方式，极易养成学生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学生将丧失了思想的创造性，只会人云亦云。
此外，受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划分的影响，大学人文学科被硬性划分为文、史、哲、艺等条条块块。这种条块分割的学科体系固然有它的适用性，但是学科划分太细，并不符合中国传统人文学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也不利于培养具有真正原创性的复合型人才。
武汉大学的国学教育及其相应的学士、硕士、博士点的设立，正是要与分科式的西化教育体制相区别和补充，强调文、史、哲、艺的融合，强调原著经典的研读，强调东西对比、史论结合、综合创新。
第二，在专业定位上，国学试验班将自身定位为“国学初步”、“国学入门”。
国学试验班应该做怎样的专业定位?国学试验班培养的仍是人文学的通才，而不是国学专才。这一试验是为人文学的课程设置探索原典教学的路子，从而与已有的人文科学试验班有所区别。所以，把国学试验班定位为“国学初步”、“国学入门”，通过古文字与古文献的初步学习，让学生背诵、准确理解一些基础的国学经典，掌握读古书的方法，使同学们步入国学的门坎，为下一步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一旦打好了基础，日后无论是研究经学、研究子学、研究史学或研究集部，乃至出去就业，都照样能做好各自的事业。
第三，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国学试验班采取单独开课、小班授课的形式，并参酌中国古代书院和牛津、剑桥导师指导阅读及讨论的培养模式。
国学试验班不仅教授传统国学知识，更注重继承“知识与价值并重”、“德业双修”、“为人与为学不二”的学术传统，培养学生的独立健全人格。在具体培养模式方面，改变原有的填鸭式和灌输式的培养方式，启发学生自主思考，敢于怀疑权威，培养严谨独立的学术精神。在知识结构方面，通过原著经典的研读培养学生的原创力，使其“专”;通过多学科交叉的大文科培养模式，使其“通”;通过国际汉学、经济、美学、心理、艺术、第一外语、第二外语等课程的开设，使其“博”，从而造就具有综合创新能力的新型高素质人才。
第四，在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上，国学试验班突出传统小学训练和古文献训练，开设了古文字、音韵、训诂等基础课程和《四书》、《老子》、《诗经》、《楚辞》、《周易》、《左传》、《庄子》、《荀子》、《史记》、《汉书》、《后汉书》、《国语》、《战国策》、出土文献等原著经典导读课程，并适当开设一些综合类通史通论课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学专业课程体系。
国学试验班还延请武汉大学文、史、哲各院一流专家学者为国学班开设课程，并聘请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夏威夷大学Roger T.Ames、成中英，秦平德国特里尔大学Karl-Heinz Pohl，日本东北大学中嶋隆藏，挪威奥斯陆大学Chritoph Harbsmeier以及我国台湾政治大学唐翼明，南京师范大学周勋初、复旦大学章培恒等诸多海内外专家为国学班上课或演讲。
这种新的课程体系设置注重基础性与原创性，打破了原有的文史哲学科划分的条框限制，根据国学学科自身的特点来确定培养方案，实现了诸学科的真正交叉融合;并且在综合诸学科优势的基础上，培养既掌握古汉语、古文献等基础知识，又了解国外汉学基本走向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在教材选用上，尊重国学的学科特点，力求直接采用原典原著，选用权威版本教学。有的课程要求学生直接使用原版白文(未标点)的经、史、子、集典籍，如《十三经注疏》等，训练学生识繁体字、断句读标点的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编写了一部分教材，如《国学概论》、《四书导读》、《中国文化史》等，在教学实践中逐渐完善，已经或即将出版。
第五，在教学方法上，尊重国学专业自身发展规律，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学专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广义的国学包括古代的天学、地学、农学、医学、数学与数术等传统学术的各方面。但是，作为学院式正规国学教育的国学试验班，仍应以经、史、子、集为主。国学的修习当以小学为工具，经学为核心。经学中包含有大量的社会、民俗、制度、生活世界的内涵，乃是中华人文精神之根。所以，国学班的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传统经学，并逐渐形成了注重原著经典和小学训练的独特风格。
国学试验班教学方法上注意将科研成果转化成教学内容，让学术论文走进国学课堂。例如，郭齐勇教授、吴根友教授、杨华教授等很多老师都有意识地将自己关于国学学科建设的科研成果转化成相关的课堂教学内容，使得国学班的教学内容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与前沿性。
国学试验班反对填鸭式和灌输式的授课方式，倡导启发学生自主思考，通常是十几位同学在一起，集体诵读经典，深度讨论问题。此外，注意合理运用多媒体教学、双语教学等教学手段和形式，如陈伟教授在讲课过程中有意识地向同学介绍了十余种利用网络等现代技术手段查询资料的方法;又如覃启勋教授在主讲《史记》课程时，就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史记·伯夷列传》的汉、日双语教学。国学试验班还注意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采取学年论文的形式，要求学生每学年必须至少提交一篇用繁体字完成的学年论文，请文史哲三院系专家指导评阅，并给予学分。作为补充，国学试验班鼓励同学们创办专业内部刊物《国学》。
第六，在管理体制上，武大国学试验班除了设置专职的国学班班主任之外，又专门成立了弘毅国学导师团，遴选各专业教学科研能力出众、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导师;每位导师具体负责2～3位同学的专业学习与阅读。
三、培养效果和社会反响
自2001年以来，武汉大学国学试验班已经连续招收11届国学专业本科生。国学班同学在学习期间和毕业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有十余名同学在《中国哲学史》、《文学教育》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已经毕业的七届学生中，超过65%的同学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其中7名同学赴美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名校攻读，其他同学保送或考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及留武汉大学等名校继续深造。参加工作的毕业生也凭借在国学班学到的专业知识在政府部门、新闻出版系统、文化公司等单位找到较为理想的工作。在国学班的毕业生中，有的成为“红学”研究的新锐，有的已发表好几部长篇小说，成为专业作家，更多的同学已逐渐成长为各类公司、单位的骨干。总体来看，国学班的毕业生以其扎实的国学基础和实际运用能力，受到各高校和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武汉大学国学试验班在创办过程中注意与其他特色试验班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国学班的背诵经典、原著教学、启发式教学、学年论文等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已逐渐向兄弟院系的各类试验班、特色班辐射。同时，国学班的一些教学方法正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如武汉大学决定开设“四书”、“史记”等核心通识课程，正是国学班培养模式在学校范围的应用。
武汉大学国学试验班的创建与实践的经验不仅在武汉大学得到推广，并且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反响。2006年，教育部本科评估专家组在对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进行评估考察后指出:“哲学学院的国学试验班在国内是首创。”郭齐勇教授、杨逢彬教授、覃启勋教授等多次出席全国性的大学人文与国学教育研究会议，并在大会上介绍推广了武汉大学国学班创办的经验，受到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郭齐勇、覃启勋等教授还先后在《中国教育报》、《中国大学教学》等国内重要报刊杂志上发表国学教研论文十余篇，向社会各界介绍和推广了武汉国学班的经验。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敦康教授、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牟发松教授等著名学者都先后对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培养模式给予高度评价。《光明日报》(国学版)2006年以来连续将武汉大学国学教育与研究阵容列入十大国学方阵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厦门大学国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国学班、复旦大学国学班等国学教育机构在创办过程中也都参考了武汉大学国学试验班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及其课程设置方案。
2009年9月，由郭齐勇教授主持的、总结武汉大学国学试验班建设成绩的教研项目“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创建与实践”，荣获由教育部颁发的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该项目还先后荣获2008年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武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注释】
[1]部分高校依托一定的教学与科研平台，面向社会人士开设的商业性的“国学班”、“经典课堂”(即俗称的“老板班”)，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2]本文所介绍的经验，均仰赖以郭齐勇教授为代表的武汉大学国学学科团队众多教师的辛勤工作，特此说明。
[3]郭齐勇、秦平:《儒家文化: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基础》，载《求是学刊》2006年第6期，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