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国学院《孟子》、《中庸》课程教学概述
刘乐恒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师资博士后)
2010年秋季，笔者刚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毕业，便主动联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将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方向、读书兴趣与研究规划呈予哲学学院诸位老师赐阅审查，并到武汉大学面试，得到了诸位师长的谬许与认可。2011年初春，笔者有幸被选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中哲教研室的师资博士后，并很荣幸地跟随郭齐勇教授从事相关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大半年以来，虽然教学等事务较多较繁忙，但笔者逐渐深切地感受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诸位师长的崇德、崇学、敬业、乐群的作风，以及武汉大学学子锐利的思考风格和不懈的求学精神，这在风气萎靡、钱权至上、人欲横流的当代社会中，尤显得可贵与可爱。而在师友提携砥砺、教学相生相长的过程中，笔者自己也得到了变化密移、滋养充盈，在不自知之中对学问事业多了一份敬谨与热诚。因此，我深感庆幸自己当初选择来武汉大学，也感恩武汉大学师长对我的不吝接纳。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导师郭齐勇教授给我的启迪和教益最大。郭教授给我的教益并不仅在于郭老师学问的精深广阔，也不仅在于他对后学的规劝提携，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儒家和儒学的真风格——为人与为学相一致。因此，我们陪侍、聆听郭老师讲课与闲谈，都会感受到这种为人、为学的师德与师风。郭老师也是这样勉励他的学生和同事的。记得我来武汉大学之前，第一次与郭老师通电邮，他就特别说道:“我们这里在先师萧萐父先生的指导下，强调德业双修，做人与做学问一致。”本着这样一种师德师风，郭老师在儒学、国学的教育上付出大量实质性的工作，如建立并发展武汉大学国学院、创办国学班、讲授国学经典等，讲学、立德、树人，从而熏育陶成大量学思并进、德业双修，既有扎实的国学基础，又有良好的德性素养的人才，建立了当代社会在儒学、国学教育上的仪型与典范。
在郭老师的这些儒学、国学教育工作中，我印象最深刻、获益最大者是聆听并参与了郭老师的“四书导读”课程。郭老师对四书的课程教育，有他的一套系统的见解与规划，从四书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到四书教育的具体环节和讲授内容，再到四书教育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他都或多或少地在其著述、论文和访谈录中加以阐发。郭老师认为四书教育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他重视中小学与本科生的人文教育，认为国文与国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大学的人文教育需要研读经典，而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有接触我国经典的义务，而我国传统经典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四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他认为“四书之于中国，如同《阿含经》之于印度，《可兰经》之于阿拉伯，《新约》、《旧约》之于西方”［1］，何况传统以来四书已经成为中国人与中国社会(从知识精英到草根百姓、从庙堂到江湖)的基本信仰信念和安身立命之道，并成就为国人立身行己的根本道理，因此我国公民如果没有读过四书，这对于中国公民的身份、对于国人的生活与成长，都是一种遗憾与缺陷。郭老师指出，如果我们纵向地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2］，再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社会，数十年来严重缺乏本土文化经典的教育，而当代以来我们又将英语、西方文化作为比母语和本土文化更为重要的教育内容[1]，同时，当代以来所牵起的“国学热”只是一种“假热”，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体制内的教育仍然是西化的，另一方面，这种热潮背后乃夹带着媒体炒作和商业目的。可见这种“国学热”的背后，是经典和文化、孔子和四书的缺席。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郭老师竭力提倡应该将四书教育纳入国民教育的体系之中，积极推动四书进入中学课堂，而他自己也不辞劳苦，每年都亲自在武汉大学为全校本科生开设“四书导读”的通识课程，又为国学班学生开设同名的专业必修课，积累下来，讲授此课程已经有十一年之长了。在多数情况下，郭老师会与我们哲学系秦平教授各讲一半，秦老师讲《大学》、《论语》，郭老师讲《孟子》、《中庸》。
笔者聆听、参加了郭老师为2010年度国学班大二学生讲授的专业必修课“四书导读(下)”，讲授《孟子》与《中庸》。有时候，郭老师出外访问讲学等，便让我跟着原有的方式和进度代为讲授，这样，我曾代讲三四次课。通过这样的方式，我逐渐熟悉了郭老师讲授《孟子》《中庸》的方式、理路和风格，但是由于教学经验不足、跟随聆听郭师讲课的时间不长、对此课程的要义及规划还未完全熟悉、文史功底仍有待加强等诸种原因，其实我是并不具备撰写这篇文章的资格的，而对于《孟子》、《中庸》课程的教学也仍未具备完整的胜任条件。然而郭老师则要求我争取参加这次中大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四书教学会议，师命难违，故于诚惶诚恐之下，谨以综述郭老师在“四书导读”课中讲授《孟子》、《中庸》的旨趣、内容、方法、教材等作为本文的主体，间亦窃附己意，带上一二自己的浅薄的感想与展望，以呈教于各位师长批评赐教。
本文以武汉大学国学班的“四书导读”课为例，分以下几个内容作出展开:首先，论述郭老师《孟子》、《中庸》课程的教学旨趣、目的与愿景;其次，综述郭老师《孟子》、《中庸》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要点等内容，并分析学生的接受能力、自学能力的情况以及此课程能否让学生达致自我修养、陶成德性的效果;最后，略述笔者的一二相关的意见与展望。
一、《孟子》、《中庸》导读课的教学旨趣
(一)国学院师生的实际情况和基础条件
郭老师特别重视对国学院本科班学生的培养，他与国学院其他教师一起，试图通过单独开课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严谨而系统的小学、古文献、文献阅读的训练，让同学们打好扎实的文献基础;通过暑假等时间和开设英语课程等方式，加强同学们的外文能力;通过文史哲各系教授及海内外专家的讲座等，扩宽同学们的学术与思想视野。［3］从而综合性地逐渐培养出具有良好的国学基础和人文素养、能自觉进德修业的人才，让他们参与到将来的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并形成良性的社会导向、化民成俗，并从中发现和培养一些读书种子，让他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学。而这就要求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同学们具有良好的素质和自觉学习、自我栽培的愿望;二是要求教师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循循善诱的教学经验。而武汉大学的师生们对这两个条件都较能满足。在学生方面，以往的生源是从已通过高考进入武汉大学的文、理、工、医学本科生中通过自愿报名考试(笔试和面试)的方式选拔出来的，从2011年开始，国学班生源已经改为直接以高考的方式选拔出来。因此这些学生大都有良好的知识基础和勤学态度，能够接受精英教育和学术性的训练。在教师方面，包括郭老师在内的国学院的老师在各自的文史哲领域上都有深厚的造诣，而且能够做到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传道、授业、解惑，并有师德、师风、人格魅力。
具有这两方面的条件和基础，武汉大学国学班在课堂上能做到教与学、德与业相生相长，相涵相养，步步踏实，潜移默化。郭老师不仅要求国学班的同学们不妨读一点“苦学”、读一点“冷门”，打好学问的基础，将来做什么事都必有受用;同时他对自己也坚持深化自己的教师素养。他建议我国的教师们都可以读一读《礼记》中的《学记》一文。他认为《学记》虽只有短短的一千多字，但其义涵却可深于西方和当代洋洋数十万字的教育学著作。他还说:“我每学期开学时重温一遍《学记》，每读必有新的收获。这篇文章对教育的目的、原则、内容、形式，学校的设置，教育的方法，教与学中应纠正的偏弊及成功的经验等，都有精到的论述，尤其是关于‘人师’的论述，关于尊师重道、教学相长、循序渐进、观摩切磋、触类旁通、师德师风、慎于择师、长善救失、导而弗牵、强而弗抑制，等等，即使在今天的教师育人的实践中，也没有过时，而且仍有针对性，仍有切实的指导意义。”［1］郭老师的教学风格实有多端，笔者深觉其主要特色在于“触类旁通”，也即《学记》所说“博喻”(广为晓喻)，所谓“君子知至学之难易也，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每讲到经典上的一个内容，如果同学们难以晓喻，郭老师多能广泛联系到各种内容，以至当下生活与社会的实际情况，让学生能够进入思考，从而让学生进入“经典”、“人”、“道理”、“生活”多元互动的状态中去。如讲《论语》“亲亲互隐”问题，他会联系当代社会，让学生思考孝道亲情、亲亲互隐是否必然会导致腐败的问题，等等。总而言之，武大国学院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具有良好的条件进行学术训练、经典阅读和精英教育。
(二)《孟子》、《中庸》课程的教学旨趣、目的与愿景
有了较良好的教学、师生基础，郭老师的《孟子》、《中庸》课程能够步步实现其教学的旨趣、目的和愿景。笔者认为，郭老师此课的旨趣可分为三个特色:坚持经典原文的讲解诵读;明训诂通义理的教学方向;正本清源、修身立命的教学效果。
第一，坚持经典原文的讲解诵读。郭老师不甚重视以往所习行的“概论加通史”模式的课程体系，认为这种设置是硬性、填鸭式地喂养学生，令学生极容易走向被动、怠惰并丧失思想能力;反之，如果直接从经典文献出发，无疑可以进入孔子、孟子等圣贤思想家的心灵，与他们相出相入、相交相流，在深入互动中得到活生生的思想经验，这样，学生便容易引发出原创性的思想，同时也能够潜移默化地化为立身行己的做人道理。他还指出，国外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大学的通识课程，甚至法国中小学的国文教育，都是以深入扎实研读诸领域的经典文献为主的，对于这种课程模式，中国大学实可取法。而经典文献的选择不宜过泛，就国学而言，郭老师认为国学归根结底就是基础性的经史子集之学，专精阅读、研究几部传统的经史典籍才是最佳方式。他举出傅斯年任中国台湾大学校长师，要求大一学生都必修一学期的《孟子》和一学期的《史记》(选)，培养浩然之气和增强历史感，这个经验值得借鉴和取法。而相对于“《孟子》、《中庸》导读”这一课程而言，最要紧的当然是将《孟子》和《中庸》的原文老老实实、逐字逐句地过一遍，讲明训诂，阐明义理，恪守学术训练的底线。
同时，郭老师认为，国学班的同学们不仅要研读《孟子》、《中庸》原文，而且要求对全部原文熟读熟诵。儿童、青少年和大学本科生的记忆力好，让他们心情畅快地熟读记诵《四书》，涵泳孔子、孟子意味深长的话，将来必定大有受用。郭老师在课堂上，每讲一章，便首先让同学们先读一遍该章的文字，讲解完此章之后，则要求全班一起再次朗读该章。如果有的章节十分重要(如“养气知言”、“深造自得”、“反求诸己”、“牛山之木”等章节)，郭老师则多要求同学们重读一次，这样就让他们也知道其重要性。有时候上课开始，他还要求同学们将上次课所要求背诵的章节一起背诵出来。同时，让同学们对原文熟读熟诵的目的，是让学生从中得到自我涵泳、自我陶成、自我栽培(self-cultivation)，从而得以与天、与地、与人相通相感、一体无睽、一片天机，并引发出思想、生活和意义之源泉。因此，同学们在熟读熟诵之余，要有一段涵泳、涵畅之意，从而收到养深积厚之功，否则便容易成为死记硬背，流于《学记》所谓“勤苦而难成”、“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汉书·艺文志》谓“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程明道谓“读书要玩味”(《二程遗书》卷十四)，程伊川则认为玩味读诵原著当如杜元凯所说的“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方称得上有所得(《二程遗书》卷十五)。郭师亦颇注意及此，他强调“涵泳”，强调孟子所说的“掘井及泉”、“深造自得”。他认为“要有所养，养气，养心，养性，养情，养才。靠什么养?在古代是靠人文的‘六艺’之学之教，是靠四书五经”［1］。笔者觉得在课堂上宜适当地给同学们强调几次涵泳玩味的重要性，让他们晓了个中三昧。记得在讲《中庸》课后，笔者对同学们说:“如果你们每天清晨起床后，用一个小时时间一边诵读一边玩味朱子的《中庸章句》，反求诸己、有以自得，两个月坚持下来，你们必定对天地人生的根源道理有了深一层的理解，同时生活人生也会不知不觉地变得流动充盈，而不会感到空虚。”他们都颇感兴趣，俨然有所体会。
第二，明训诂通义理的教学方向。重视对《孟子》、《中庸》原文的讲解读诵、涵泳体会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原文作细致深入的解释和讨论。学生在诵读、学习原文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训诂文字的解读、义理环节的辨析上的困难，这就需要老师的全面讲解，同时也需要有教材和参考书的帮助。郭老师认为，“国学班的《孟子》、《中庸》导读课不仅讲训诂，而且讲义理，不仅讲知识，而且讲价值，讲为人为学之道，讲孔仁孟义的现代意义与安身立命的作用。通过让学生真正读懂、正确分析与理解原著经典，进而以成就同学们的君子人格为目的”(《〈孟子〉、〈中庸〉教学目的、要点、计划与方法》)。因此需要有一套教材，既明训诂又通义理，既讲知识又讲价值。经过探索，从2011年开始，国学班的学生修习此课时需要有焦循的《孟子正义》(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版)上下册以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版)两种。焦循的《孟子正义》在《孟子》赵歧注的基础上，汇集囊括以往孟子注疏之精要，兼综清初诸家名物训诂之大成，这对国学班的同学扩宽文史视野、打好小学基础有很大的帮助。《孟子正义》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孟子》每章之后附有赵歧的《章指》并作出解释，《章指》对每一章的义旨多有较到位深入的概括，尤能帮助同学们理解。另外，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文笔洗练、注释谨严、言简意赅，是公认的四书注本中的代表作。郭老师认为，《四书章句集注》凝聚了朱子四十多年研读、批注四书的精力和心血，字字称量而出，而其最大贡献，就是能够发明义理，也即“先立其大者”，故能独步古今，同时训诂也相当精到。［4］同学们研读《孟子》是要以义理为主，因此朱子《四书集注》当然是应该精读的教材。[2]通过《孟子正义》和《四书集注》的相互并用、博约相综，郭老师力图让学生们能够在这门课程中打好小学的基础、坚持经学为核心、深切明晓义理。
至于研读《中庸》的教材，郭师则并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国学班的同学们只要选取一两种较好的注本即可。笔者觉得沿用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最为合适。郭老师则提议阅读来可泓《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参考书。另外，郭齐勇编著《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儒学之精神》(复旦大学出版社)也可作为参考。
第三，正本清源修身立命的教学效果。通过对《孟子》、《中庸》原文的解释、诵读、玩味、讲解，郭老师不但希望同学们能通训诂、明义理，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更进一步反求诸己，将《孟子》、《中庸》所展示出来的义理勘验自己身心，把握四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实质意义，特别是《孟子》中的“性善论”、“仁义内在”、“性由心显”、“以心善言性善”、“持志知言养气”、“民贵君轻”、“大丈夫”、“天爵良贵”等重要观念和《中庸》的“慎独”、“诚明”等关键义涵，从而恰当而深切地理解到，四书经典作为传统以来国人安顿生命、充实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信仰，具有着普世性的价值，是文化源头，能展现出一个本源、本真、充盈的生活世界、意义世界和文化世界，并可以参与到当代社会和生活的各个层面上，从而提供思想和文化上的各种支持。而在全球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四书所蕴涵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可以、也应该为世界贡献出东方、东亚的经验，以调整、补济西方社会和文化的不足，从而在与西方文化良性互动的过程中带来新的文化导向。而包括《孟子》、《中庸》在内的四书所蕴涵的上述思想贡献与价值，其实并不需要我们作怎样的长篇大论，我们只要将四书的义理和精义恰切地讲明阐发出来，那么这些贡献和价值将是自然地呼之欲出的。同时，通过讲明四书的义理，通过展示四书的价值，我们可以深入地反思“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对四书和孔孟之道的误解和错误批判，从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调整国人对于儒家传统经典的心态和立场，让我们以平允、温厚、敬谨、笃实、谦虚、感恩之心，唤起孔子、孟子诸先圣先贤重临吾国大地，带来和平、和谐之先机与运会。
同时，《孟子》、《中庸》中充分展露出为人之道和成德之教，讲明《孟子》、《中庸》的义理，可以让同学们参与至天、地、人相参相育的意义流行之境域中去，理解到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所具有的存在论、本体论意义，从而自觉地陶育德性、成就君子人格，从而修身立命、化民成俗。孟子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正如郭老师所说:“让我们一起来读《四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通过这一课程，使我们活得更有意义与价值，更有崇高感!”(《〈孟子〉、〈中庸〉教学目的、要点、计划与方法》)。
二、《孟子》、《中庸》导读课的教学方法
在《孟子》、《中庸》的课程上，郭老师不但清晰端明课程的目的和旨趣，同时，本着多年、多方面的教学经验和体会，他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教学方法，且行之有效。当然，本文主要述说郭老师给国学班学生讲授的《孟子》《中庸》导读课的方法和要点。
郭老师要求上课有上课礼仪。令同学们培养端正、良好的课堂礼仪有助于国学班的同学们能亲身去感受传统文化的教养，同时也生出一份尊师重道之心、博习亲师之意，这也是君子成德之一端。因此，每次上课和下课前，全体学生都要求起立，向老师行礼问候(问老师好、谢谢老师)，而老师答谢后方可坐下或离席。同时，郭老师在课堂、课间，有时也提点一下古代的礼仪，有些与西方社会的礼仪并无不同，可以作为普世性的礼仪。笔者认为这样的课堂礼是合适和必要的。[3]
在教学方法上，郭师讲《孟子》与讲《中庸》的方法不尽相同。首先说《孟子》。他要求班上的同学先充分预习准备，在课堂上则按照顺序，轮流解读，每位同学解读一章。这位同学首先在班上朗读一遍原文，然后主要翻译、解释此章大意，或是辨析原文中一二重要的思想或疑难的词句。有时候同学们轻轻带过其实很重要的内容，老师会略插数语加以强调。同学解释完之后，必要时郭老师会再为评点、补充一下，或对一二重要的内容再加强调，或联系传统文化和历史以阐明其中的义涵，或切合当下中国社会的情况作出评判与针砭。在一些重要的章节上，郭老师还要求学生系统思考一些深入的问题，如孟子为什么要批评当时流行的“生之谓性”之说，其性善论的要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在人性论上，孟子提供了什么新的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为东亚提供了什么样的政治哲学的资源与范式?其历史影响如何?孟子的修养工夫论与人格理想论的具体内容与当代价值如何?如何理解“万物皆备于我”，孟子是所谓主观唯心主义者吗?如何理解孟子论舜，关于亲情与公私的关系?孟子论心、性、天、命之关系如何?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学界系统深思过、讨论过的重要问题，其中有许多是郭老师多年思考、辨析、论争过的问题，因此需要多加讨论、特别讲明、注意引导。而郭老师在讲述、发挥完该章之后，则要求全班同学一起朗读该章，然后再进入下一章。
《孟子》全书内容丰富，但如果每章都讨论、讲解，则嫌时间不够用，因此郭老师参照王邦雄、曾昭旭、杨祖汉所著《孟子义理疏解》一书列出教学要点，主要讲解教学要点中所举的篇章，其余则只能让同学们课后研读。《孟子》教学要点有如下内容。《梁惠王·上》第一章:义利之别;第三章:王道之始;第四章:率兽食人;第五章:仁者无敌;第六章: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第七章:保民而王，制民之产，实行推恩。《梁惠王·下》第一章:与民同乐;第三章:交邻国有道;第四章: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第五章:发政施仁;第七章:进贤/察举;第八章:汤武革命;第十章:征伐之道。《公孙丑·上》第二章:养气(浩然之气)/知言/持志;乃所愿则学孔子也;第三章:王霸之分;第四章:荣与辱，贵德尊士;第六章:不忍之心;第八章:与人为善。《公孙丑·下》第二章:天下有达尊三/尊德乐道;第三章:辞受之道;第五章:官守/言责;第十三章: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滕文公·上》第四章:劳心劳力/用夏变夷;第五章:夷子二本。《滕文公·下》第二章:此之谓大丈夫;第三章:恶不由其道;第六章:一傅众咻;第九章:力辟杨墨。《离娄·上》第一章:徒法不能以自行;第四章:反求诸己;第八章:沧浪之水;第九章:失其民者失天下;第十章:自暴自弃;第十二章:诚者天之道;第十四章:善战者服上刑;第十七章:嫂溺援之以手;第十八章:父子之间不责善;第二十六章:无后为大;第二十七章:孝弟通于诸德。《离娄·下》第三章:寇雠何服之有;第十一章:惟义所在;第十二章:赤子之心;第十四章:深造自得;第十八章:有本有源;第十九章:人禽之辨;第二十三章:取与之道;第二十八章: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横逆之来;第二十九章:禹稷颜回同道;第三十章:匡章之过;第三十一章:曾子子思同道。《万章·上》第四章:以意逆志;第五章:尧舜禅让;第七章:先知觉后知。《万章·下》第一章:孔子之谓集大成/金声玉振;第三章:交友之道;第六章:养君子之道;第七章:见贤人之道;第八章:友尚古人;第九章: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君可易位。《告子·上》第一章:性犹杞柳;第二章:性犹湍水;第三章:生之谓性;第四章:仁内义外;第五章:义内义外;第六章:善性，人所固有;第七章:心所同然;第八章:牛山之木;第十章:鱼与熊掌;第十一章:求其放心;第十四章:养其大者;第十五章:大体小体;第十六章:天爵人爵;第十七章:贵于己者;第十八章:仁胜不仁;第十九章:仁在乎熟;第二十章:射必志乎彀。《告子·下》第一章:礼与食孰重;第二章:人皆可以为尧舞;第四章:何必曰利;第十五章:生于忧患。《尽心·上》第一章:尽心知性知天;第二章:正命;第三章:求则得之;第四章:万物皆备于我;第六章:无耻之耻;九章:尊德乐义;第十三章:过化存神;第十四章:善教得民心;第十五章:良知良能，达之天下;第十六章:舜之闻善;第十七章:无为其所不为;第十八章:德慧术知;第十九章:天民大人;第二十章:君子三乐;第二十一章:君子所性;第二十六章:执中无权;第二十七章:饥渴之害;第二十九章: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第三十章:欠假不归;第三十三章:士尚志;第三十五章:乐忘天下;第三十八章:惟圣人可以践形;第四十二章:以道殉身;第四十五章:亲亲仁民;第四十六章:亲贤急务。《尽心·下》第四章:焉用战;第六章:若固有之;第十四章:民贵君轻;第十六章:仁者人也;第十七章:去国之道;第二十一章:茅塞其心;第二十四章:性命对扬;第二十五:善信美大圣神;第三十一:充无欲害人之心;第三十四章:说大人则藐之;第三十五章:养心莫善于寡欲;第三十八章:道统传承。
同时，郭老师认为将以上命题、短语、问题的内容分别归纳为四个大的方面:心性论、政治论(仁政学说)、修养论、修身与政治的关系论。教学上把握好这四个方面。笔者觉得，可以分数次在课堂上着重强调孟子思想有这四方面，同时反复讲明这四方面的内在关联性(如心性论与政治论的关系等)以及每一个方面的内在环节(如心性论中心与性的关系等)，并渗透在对各篇各章的讨论中。如《离娄·上》通篇多集中在对“仁心”与“仁政”的关系的阐发上，从而揭明了孟子心性论是其政治论的基础，这一点需要反复渗透在对该篇的讨论中，让同学们深晓孟子是用不同侧面来展示出心性论的基础性作用。又如笔者在代郭老师讲《尽心》上下篇时，郭师要求笔者讲清讲透孟子心性论的核心，笔者便围绕牟宗三先生所概括的“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八字方针不断贯穿在对此两篇的讨论中，使得同学们在研读思考时如有定盘针，无往而不利。通过这些线索和环节的渗透，同学们对《孟子》思想将有一个整体性的理解，而不致于散漫无归。
其次说《中庸》。《中庸》也是要同学们逐字逐句的训义弄清楚，并把握好其中的各种思想义涵。不过，郭老师《中庸》讨论的设计上与《孟子》不同。他要求全班同学可分为六组，而《中庸》就内容上也分为六个部分，每一组负责解释、讨论一部分。六个组互相比赛，看看哪一组讲得最好，这就需要每组成员们相互合作、配合。而每一组在课堂上的展示是这样的:首先，一位同学负责将《中庸》全文三十三章作出概括，并分别对每章的内容和思想作出精简的概括;其次，四位同学分别依次解释、阐发该组所负责部分内容;最后，一位同学概括和评点该组所负责部分的内容和思想。下一组亦复如是。通过这种方式，同学们将能够对《中庸》的整体思想有所了解。《中庸》是四书中最后的一部，然其义涵则极其圆融深微，一方面需要老师的提点(几个关键性的环节，如性道教三义的关系、诚和诚之的义涵、中庸之道的体与用等，需要详细讨论讲明)，另一方面则需要同学们自己平时慢慢涵畅玩味，有以默识心融、得其义蕴[4]，这是需要向学生交代的地方。
另外，在成绩的考核上，因为主要是郭老师实施完成，笔者未闻其详。而在2011年秋季的国学班四书导读课中，郭老师还有新的设计，要求博士后与博、硕士生五六位做助教，每位助教与四五位本科生组成一个小组，经常联系。助教一定要随堂听课，助教的任务是:(1)组织小组讨论。在他们的带领下，就《孟子》书中一些关键性问题和内容让组员发表己见、相互辨析、交流切磋。(2)鼓励、检查和跟进同学们背书。《孟子》的重点章节都需要助教和同学们熟读成诵。(3)负责批解、点评组员的小论文(习作)，将好的习作推荐到班上点评，同时推荐到课堂上讨论的发言者。而对于同学们的要求是:(1)每位同学至少在小组发言3次、在课堂发言1次，每次发言不少于10分钟。(2)整学期要求每位同学写小论文(习作)3篇，每篇不少于1000字;习作需要以繁体竖排方式手写，培养同学们识别、书写繁体字的能力。在对学生的考核方式上，本课程平时考核多次，除背诵、默写外，主要是小论文写作、讨论课上口头发表(登记平时成绩3次)。期末采用闭卷考试，制作A、B两套试卷，试题全面考核学生对《孟子》和《中庸》文本的标点、句读、训诂知识，特别是文本解释、分析批导、思想阐发与表达等多方面的能力。上述这些内容，因为笔者没有参与，所以也未清楚其成效如何、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
通过上述教学方法和对要点的提示、讲解，通过互动与讨论，国学班学生对所讲内容都有较好的理解力与领悟力，能够消化所学所讲内容。而且，在整个学期中，同学们都相当的主动，能够认真阅读《孟子正义》与《四书集注》，在讨论讲解时，能够将两书内容相互补充、仔细琢磨。同时，有些同学对音韵训诂和文史方面的内容较感兴趣，便会就相关内容查阅其他文献，表现出自学自修和学术研究上的潜力。不过，国学班的同学们也或有些不足之处，一些同学在讲及义理方面(心、性、命、气及其关联等)的时候，其深入理解、领悟、辨析、穿透的能力尚有待加强，这就要求老师在碰到关键性的思想的时候，能够明晰地、整体性地、有兴味地展示出个中的义理关联与环节，并在下一次适当的时候加以重申，从而引导同学们亲切深入到思想义理的丰厚、充盈、活泼的境地中去，有以自我熏习陶成。总言之，经过一个学期的《孟子》、《中庸》的研习，国学班同学们在经典的研读能力、自学能力和学术的训练等方面都有所长进，同时，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术训练和学养积累的基础上，逐渐培养出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传统经典的认同和敬爱的心意。如果同学们保持、保育这份心意，同时老师们能够加以适当的引导，便成为一颗心灵的种子，将来适当的时候必能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三、其他感想与展望
郭老师以及武汉大学国学院老师们多年来为“四书”导读课程的教学宗旨、教学方法、教学要点等方面灌注许多的时间与精力，在现在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成熟的教学方式和风格。郭老师希望老师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将“四书”及其相关课程继续下去，有所持守，有所延续，从而为发现培养读书种子、为人文通识教育在中国大学的发展贡献一二力量。
在上文，笔者谨就国学班本科生《中庸》、《孟子》导读课的教学作一粗略的交代与汇报。当然，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以及郭老师所讲授的四书课程，其对象并不限于国学院本科生，同时也有面对全校的文、理、工、医科学生的全校通选课，后者当然不会像前者一样进行较扎实的学术训练与文献阅读训练，而将一部分方向放在联系整个中国文化、联系现代生活、明晓并培养修身立人之道上面。
对于中国高等院校推行“四书”课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具体的规划等问题，因笔者在教学、学识等各方面都缺乏必要的经验和基础，因此不敢有所论述，在此谨提出一二不成熟的点滴感想与展望，请各位师长加以批评指正。
首先，可以在中国大学、高等院校中试验推广四书教学课程，避免一刀切。文化和教育的事业与其他事业不同，它不是可以经过完成量化的指标就能一步到位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乃如花木游鱼一样，需要“栽”、“培”、“养”、“育”。对于文化教育，我们下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投入进入，初若不见成效，而其实已经是在无形地沉潜滋长，而将来我们的工作得以造福社会、化民成俗，人们却又不觉其功之深、效之远。笔者觉得，这就是文化和教育事业被许多人忽视、同时却又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原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经典就是文化教育的源头所在，它能够在人类不同的社会生活经验中给人们以思想的资源和方向，因此更需要我们带着一份温厚、诚恪、敬畏、谨慎之心，让经典的义理源泉得以通达流淌出来，以作为文化与教育之基。因此，四书经典课程的推广，不能如当下社会的“国学热”等做法，求快、求速、求多，而应该根据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情况，在高等院校逐渐推广。有些研究型的大学，学生素质好、自学能力强，而该大学师资基础好，就应该极力推行四书课程的必修课、通选课;有些大学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就可以在这些大学中适当推行“四书导读”等选修课，在课程内容上则可多将四书经典与生活实际联系起来。
其次，在中国四书课程的推广，需要配合以中国的教育、社会体制上的转型。如今的大中小学教育体制，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分科化、僵硬化、平面化的应试性功利性教育模式完全消弭了学生的思想自由、自学能力、求索志向和自我培养能力。加之当代社会难以遏止的权贵、金钱导向，渗透至校园的每个角落，严重扭曲了文化教育的实质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推广四书经典教学，将有一定的困难，其收效也未必理想。因此，在提倡经典教育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呼唤体制性的转型，以作为经典教育推行的厚实土壤。
◎参考文献
［1］洪明采访:《郭齐勇访谈录:文化传统与教师素养》，《中国教师》第36期。
［2］郭齐勇:《人文教育从经典教育出发》，《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18日。
［3］郭齐勇:《创办国学实验班的探索》，《中国大学教育》第12期。
［4］郭齐勇:《由“四书学”的形成看儒学的开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7卷第6期。
【注释】
[1]笔者对此也有同感，例如我觉得中学语文教材中很少关于经部典籍的内容(如《四书》、《诗经》、《尚书》等)，同时笔者多年来都想不明白，中国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考科目竟然是英语与政治，而没有“中文”、“国文”一科。难道我们本科毕业生的中文与母语修养真的已是不言而喻地胜任了吗?我国的本科毕业生其中有多少人曾经认真读过《四书》、《老子》、《庄子》、《诗经》?其中又有多少人可以理解并讲述出“格物致知”、“克己复礼”、“王霸之别”、“诚者自成”的基本含义?举一隅即可见其余，当代国人的中文、母语素养实在已经到了不忍卒观的地步了。
[2]同时，笔者曾向同学们补充说，《四书集注》文字简约，如果读《集注》有疑问或不太明白的地方，可以参考南宋赵顺孙的《四书纂疏》(通志堂经解本或四库本皆可)，其中多有朱门后学，如黄干、辅广等对朱子注的精到解释。马一浮说:“学者欲通四书，其或于《精义》、《辑略》、《或问》、《语类》不能备览，苟得赵氏《纂疏》而详究之，则于朱子之说，亦思过半矣。”见《马一浮集》，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3]笔者曾到多伦多大学(简称多大)东亚系做访问学生，东亚系的沈清松老师做笔者的导师，他常与笔者回忆起十年前到多大讲课时，多大的学生(主要是北美籍)在课后有时会排队依照顺序问问题，每位学生问问题之前，都会先向老师鞠躬，然后再发问。他还说有一次在路上行走，有一位学生(他已经不认识)走到他跟前，向他鞠躬，并说十分感谢他开设的东亚文明课程，课程让他受益匪浅，并慢慢懂得做人的道理，因此特地向他表示感恩。沈老师说他听了后觉得相当的“窝心”。可见，四海之内，心同礼亦同。因此笔者觉得我国大学课堂在讲授关于中国文化的课程时，也可依照郭老师的上课礼行之。
[4]就像朱子在《中庸章句》中所说:“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