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学术研究回顾
关注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心理反应，最早出现在民国时期的媒体报道中，在《大公报》《申报》《字林西报》等报纸以及《东方杂志》和《财政评论》等期刊中，或是刊登市民的物价感言，或是开辟专栏以了解民声，这是最直接的关于社会心理的报道，能基本反映物价上涨背景下民众的情绪和态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大公报》，笔者收集了1940年至1949年5月的所有关于物价和民众心理的报道，总计约60万字，这些报道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能够及时反映物价波动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大公报》有一个“星期论文”的栏目，每周会刊登一些学者的文章，其中有大量文章都是关于当时物价的讨论。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直接地感受到学者对通货膨胀的看法以及对政府实施物价政策的呼吁。
同时，一批学者通过调查，分析社会心理在物价上涨中的表现和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伍启元等教授编写的小册子《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及经济问题的呼吁》（1945），包含了三篇有关抗战时期物价分析的文章。文章根据全面抗战以来的物价形势，论证了物价上涨的原因，其中包括通货膨胀和投机等因素，并分别论述了不同阶层的福利损失和心理感受。[3]其实，这种呼吁也正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通货膨胀的一种社会心理。赵迺抟的《大钞与物价：社会心理的变化》（1947）一文中，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说明了民众对法币和物品的不同态度：“今日有钱今日用，莫待明朝不值钱”，非常形象地刻画了民众轻视法币的心理；而“今日有钱今日买，莫待明朝更涨钱”，则是非常明显的看重物品心理。[4]杨培新的《中国通货膨胀论》（1948）比较全面地分析各时段不同阶段通货膨胀的起因和特点，阐述了造成诸如比期[5]、黑市利息和投机等行为的心理特征。他认为1941年前后，由于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存钱不如存货”[6]；还特别提到了战后伪币兑换法币的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收复区民众的心理失落感。伪币包括东北“流通券”、华北“联银券”以及华中地区的“中储券”。上述三种伪币兑换法币的比率不同，具有明显差异。东北“流通券”是伪满洲国发行的货币，战后仍然可以流通，直到1948年5月31日国民政府才公布其兑换率为1元“流通券”兑换11元5角法币[7]；华北“银联券”兑换率为5元兑换1元法币；最低的是“中储券”，其流通范围最广，以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和广东等地为主，其兑换法币的比率仅仅只有200∶1，即200元“中储券”兑换1元法币。这种比率自然引起了民众的愤怒和恐怖。陈岱孙在《心理、涨价与通货膨胀》（1948）一文中，比较深刻地分析了人们的心理因素在通货膨胀中的作用，他认为往常关于通货膨胀和物价因果关系的研究过于机械、缺乏深入。而在内战爆发、交通残破、农村凋敝和工业窒息的情况下，人心不安，商人会积极进行物资投机，恐慌心理会随着物价进一步蔓延，成为恶性循环。[8]马寅初（1948）还从经济思想史方面论述物价中的心理因素，在《通货新论》中，他认为货币数量论学派过于忽略人的心理作用，因为“实则经济社会为人的集合体，人则为心之工具。人类之一切行为，莫不受心理之支配，经济行为何莫不然”[9]。可见，上述著名经济学家都经历过民国恶性通货膨胀，对于民众心理具有亲身体会，因而其理解也颇为深刻，无论是从经济事实、现象还是从经济思想和理论方面，他们都普遍认为人们的心理因素是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开始整理出版民国物价和通货膨胀相关史料，其中颇具分量的包括《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吴冈，1958）、《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1913—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南开经济研究所，1958）。这些物价资料汇编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一时期以物价资料收集和整理为主，政治史和革命史的色彩较为深厚，比如《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中仍然称呼南京国民政府为“伪政府”，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它们主要是呈现宏观数据，较少涉及微观经济主体的心理和行为。
受到“文革”影响，民国经济史和金融史研究曾经一度中断。在沉寂二十多年之后，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物价“闯关”失败以及当时通货膨胀的现实情况，众多学者再一次将目光转向民国物价史料的整理，之后也有部分物价史料汇编不断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民国价格史》（贾秀岩、陆满平，1992）、《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物价史料汇编》（周春，1998）和《民国时期物价生活费工资史料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8）等，这些基本上是对民国物价史料和数据资料的梳理和汇总。此外，还有一部分通史性论著或资料汇编得到出版发行，它们从侧面反映了通货膨胀下的民众抱怨和恐慌以及企业的行为等，主要包括《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和《中国企业史（近代卷）》（吴承明、江泰兴主编，2004）等。
随着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以及学科之间的日益融合，相关研究也逐步向纵深方向发展。一批学者开始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学科视角关注通货膨胀对民众生活和企业经营的影响，并从企业的微观运营方面讨论通货膨胀的影响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心理活动变化特点，具有代表性的包括：洪葭管在《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2008）中对1927—1949年这二十多年中国金融发展史进行了全面勾画，多次提到民众心理作用对物价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比如在1947年2月发生黄金风潮之后，国民党军队在国共内战战场上连连失利，民众的恐慌也越来越严重；还从福利经济学方面，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各阶层的不同影响，其中恶性通胀影响最深的是普通民众，民族资本家却能分沾一部分利益，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官僚资本家。[10]杜恂诚（1998）从企业运营方面，分析了从轻微通胀到恶性通胀的情况下，企业会受到不同的冲击和影响。在《近代通货膨胀下的企业运作》一文中，他以刘鸿生企业为例，说明轻度通胀能够刺激企业投资，而在恶性通胀情况下，企业的经营和盈利能力被极大地削弱。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企业会选择囤货、囤汇和拖债不还。[11]不仅是生产型企业会如此行动以对冲通胀的影响，连金融行业的银行也会采取特殊的应对措施。贺水金（2017）认为，通货膨胀对经营货币资产的银行同样具有资源再配置的作用。诸多商业银行采用买卖外汇的手段，或投资房地产，或创办附属企业，甚至囤货投机，等等。[12]另外笔者通过前期收集的档案史料，发现银行囤货行为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形下并不少见，甚至一度成为很多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这种业务转变或扭曲的行为，在后文将通过分析银行家的社会心理逐一进行讨论。
而在近代社会心理变迁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周晓虹，1998），虽然该书的侧重点和研究对象与本书存在差异，但其研究方法对本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该书从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嬗变研究中国转型社会中的农村和农民，认为“现代化”不仅仅是制度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精神现象或心理状态的嬗变。[13]本书研究在确立选题时得到该书研究的启发，也认为通货膨胀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活生生的个体的心理反应。
近年来，一批优秀的硕博论文不断问世，《咸丰朝通货膨胀与社会心理反应》（李冠荣，2012）和《抗战大后方公教人员日常生活及心态嬗变研究》（郭川，2017）颇具代表性。这两篇论文是直接从社会心理角度来分析通胀和物价的影响。虽然前者的研究时代与本书研究相距甚远，但是其论证方法和角度确有可取之处；而后者研究对象仅限于大后方公教人员，其中有关心态细节的史料也为本书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https://www.daowen.com)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通货膨胀亲历者的回忆录、书信、日记、账本和口述记录，经过挖掘整理出版，成为非常重要的鲜活史料，可以比较真实地反映“小人物”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选择，因而极具研究利用价值，比较重要的有《我所亲眼看到的通货膨胀内幕》（朱偰，2015）、《吴虞日记》（1986）、《王子壮日记》（2001）、《陈寅恪集·书信》（2011）、《何廉回忆录》（1988）、《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2015）等。这些回忆录具有许多相通之处，虽然只是身边小事或日常生活琐事，却是民众对物价和通货膨胀的真实感受和心理反应，能够从侧面真实地反映物价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曾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的朱偰教授在回忆录中写道：“月来物价一月数涨，实令人寒心。目前[14]已涨至33 000倍，逆料当不能过年。俞辈得过且过，尚未认识危机之严重，为之奈何？”[15]另据周有光回忆，在抗战大后方的四川，由于没有政府统制政策，粮食和棉花等物都在农民和商人手中，通货膨胀导致这些物品涨价，在客观上的确也使部分农民赚到了钱。[16]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史料加以佐证，但周老先生的口述确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特殊时期通胀对农民影响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同时，一批民国社会调查也逐渐出版问世，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李文海，2014）等，这类调查从市民生活水平方面反映了通货膨胀压力之下的民众内心变化。
境外学者相关研究，最早也出现于通史性著作中，以费正清（John K.Fairbank）和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合著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93）为代表，对民国通货膨胀有一个全景式论述；唐·帕尔伯格（Don Paarlberg）的《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1998）对通货膨胀对各不同部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威力在于财富的重新分配。此外，杨格（A.N.Young）在《中国的战时财政和通货膨胀（1937—1945）》（1965）中认为商人投机可以从通货膨胀中获得收益；周舜莘（Shun-hsin Chou）的The Chinese Inflation，1937-1949（1963），以史料说明富人阶层采用黄金和外汇对冲通胀。张嘉璈（Kia-Ngau Chang）的The Inflation Spiral：The Experience of China[17]（1958）尤具代表性，他以一个银行家身份细致剖析民国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其研究对本书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本书研究也以1940年为起始点，原因在于在民国经济史中，1940年是通胀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农业严重歉收，粮食价格飙升带动其他物价上涨[18]。此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发行了口述历史丛书，这些口述记录比较真实地再现了通货膨胀下人们的生活情景。
在研究方法上，最先将历史研究视野从宏观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的是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心理学成为该学派的重要起源。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Paul Victor Febvre）[19]和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20]都提倡跨学科研究，非常重视群体心理研究，使心态史成为年鉴学派的主流研究之一。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心态史研究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新领域，并成为年鉴学派第三代学人的重要标记，以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主张恢复年鉴学派注重精神心态分析的传统，认为心态史实质上就是关注民众日常生活的自发行为[21]。而伏维尔（Michel Vovelle）更提出了“从地窖到顶楼”的目标，即从关注经济基础或人口基础转到关注上层建筑；勒华拉杜里（Emmanuel Bernard Le Roy Ladurie）的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则成为心态史诞生的重要标志。[22]
综上所述，目前的有关研究，无论是史料的整理，还是研究方法的运用，都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但是，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统计数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多数局限于陈述历史事实。二是以粗线条的勾勒为主，缺乏深入分析，很多文献都是在论述民国经济史概况时，提及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虽然近几年开始引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但大多以宏观叙事为主，缺乏“自下而上”的审视。从社会心理和心态角度分析通货膨胀的影响，相关研究并不多见。三是口述记录非常零散，再者年代久远，虽是一手史料，但也可能存在失真情况，需要重新系统筛选梳理。近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开始关注社会心态或心理的作用，但是仅集中于抗战时期，或者只集中于江浙地区，难以完整再现1940年至1949年间的微观视角的通货膨胀。
本书涵盖民国企业史、行业史、金融史以及心态史等领域，尝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社会心理来思考通货膨胀的影响，厘清通货膨胀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正是本研究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