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和富商阶层囤积土地的心理
地主阶层是大后方除了农民之外另一重要群体，他们对抗物价上涨的手段明显要多于农民，而且特别善于将物价上涨损失转嫁给农民，尤其是无地的佃农。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他们除了囤积商品，还进行土地投机，包括贱买贵卖，或贵买之后再以更贵价格出卖，即使不卖，也用以收租。投机行为造成土地更加集中，佃农生存压力陡然增加，租佃矛盾也随即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抗战时期不管是后方还是前线，从东南到西北，都弥漫着“暴发户争购田地”的空气，购置土地成为一种常态。民国学者陈文川对此进行过研究，关于投机土地的盛行，他写道：
拥有大量土地或物产的地主，烽火中的暴发户，以及一部分不惜利用地痞流氓作走私和囤积居奇（的），他们在国难中对法币的怀疑，他们很聪明的想到购置田地是最稳的，大家不约而同的纷纷购置田地。
后方的农村固然不必举例，凡关心报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县华容，买田也很起劲的，甚至连经手交易采取佣金的人也成了财主，由此可以证明田地移转的激增。[31]
这一段文字记录了投机土地的地主和富商的心理，其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出于对法币币值的怀疑，购置土地成为一种最为划算的投资，当然投机成分非常大。购置土地造成地权过度集中，在大后方西南地区尤为盛行。因为作为抗战后方，这里相对安全，而沦陷区大量民众涌向这里，造成土地使用紧张，游资增加也为投机土地提供了可能。一些地区，比如成都平原、重庆周围、昆明附近，以及黔西、桂东、粤北一带土地投机盛行。以成都平原为例，土地逐渐集中于少数的地主手中，“那些地区的贫农雇农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贫困，就连一向尚属小康的中农，甚至一部分的富家，也有小鱼终必遭受大鱼吞食的危险。”[32]
地权不断集中导致佃租增长，土地完全是卖方市场，农民尤其是佃农为承佃土地需要付出更大代价。1942年重庆近郊退佃加租风气盛行，在若干区域中，地主甚至愿出佃户押租原额的3倍至10倍之款而退佃[33]，可见佃租市场的紧俏。押租即为佃农在承租土地时，按照习惯或契约须向地主缴纳的若干金额，类似押金，以起担保作用，在1937年之前一般是每亩10元左右，但随着币值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化，佃农租田必须先支付这种保证金作为押租。租佃市场供需矛盾尖锐，地主可以待价而沽，寻找能出更高租金的佃户。
地权集中之后，佃农数量不断增加，下面用佃农占农民总量的比重来说明这种变化。战时四川佃农占农民比重一直居于大后方各省之首，在物价上涨期间，四川农民所受影响的比例也远高于其他省份，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承受了物价飞涨之苦。表3-10显示了大后方主要省份佃农比重在1937年至1942年间的变化。
表3-10 全面抗战六年以来大后方主要省份佃农比重变化
(https://www.daowen.com)
数据来源：根据《中农经济统计》1943年第4卷第4期第151页“抗战六年来我国各省农佃分配之变化（1937—1942）”中的数据整理得到。
表3-10是大后方主要省份佃农比重变化情况，四川省的佃农比重一直维持在50%上下，1937年至1938年的佃农比重高达52%和50%。其他省份的佃农比重都要低于四川，比如宁夏最低，只有16%。从区域来看，西南区域（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的佃农比例远高于西北区域（宁夏、青海、甘肃和陕西），西南区域的地权矛盾也最为突出。
四川各县战时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土地，全省自耕农占28%，其余都为佃农及半自耕农。在川西地区，佃农比例更高，达到75%。[34]据《中农月刊》的经济调查报告，万县佃农约占73%。这个比重有不同版本，万县政府建设科估计佃农比为85%，而农业推广所估计此值为75%。[35]尽管不同机构调查的数据各不相同，但都至少在70%以上，比重远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再来看佃农谷租比例，也就是收成在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分配比例。万县谷租比例存在区域差异，即万县不同村落谷租比例并不一样，有的地区是九一分成，即地主占有最后收成的90%，也有七三分成的，但基本上是以八二分成最为普遍，即地主占80%，而佃农仅有20%。[36]而在绵阳，谷租变化不大，但以货币形式缴纳的佃租变化很大。1940年每亩上等坝地仅征25元租金，到了1941年则增加到120元左右，即使这样还很难租到田地。[37]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食粮价格高涨，地租也随之而上涨。
土地集中产生了不合理的租佃制度，佃农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地主加租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压力。1942年7月2日重庆《大公报》读者缪兴民写信给报社，为佃农呼吁：
抗战后方人口增加，市民疏散下乡，于是形成土地少而佃农多之现象。农民争寻土地耕种，地主趁势大加押租与租谷。例如每年能生产十四石稻谷的田地，地主所收租谷为十石，押佃银在五千上下，收益已经超过百分之七十。再加上押佃银的利息，地主收益超过百分之八十。地主囤积租谷，待价而沽。地主还收工作租、高粱租、豆租等。土地集中之风越演越烈，民生前途，实堪忧虑。[38]
读者替佃农的呼吁，其实也是佃农“实堪忧虑”的心理反映。地主阶层不仅增加押租和租谷，而且还根据法币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其目的在于千方百计地将贬值损失转嫁于佃农，因而造成很多因押租而引起的纠纷。在成都附近乡村就发生过多起纠纷案件，如《广东省银行季刊》曾于1943年报道了一篇通讯，记录了1942年8月10日发生在成都的一起租佃纠纷。
租佃纠纷起因为地主增收押金，往年每亩十元者，现在竟加至五百元至六百元。地主坚持增收押金的理由是币值跌落，可是当佃农根据同样理由，将战前所付押金每亩十元，升算为目前的法币数量五百元或六百元，或者要求退回现大洋，地主却坚不承认，这无异要佃农单独承担法币贬值的损失。抗战以来，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价格暴涨，土地持有者，确已经获得丰厚利益，而佃农却增加了许多负担。[39]
相对于佃农而言，地主阶层能够较早地察觉到货币贬值的趋势，因而要求佃农加租以抵免通货膨胀的损失。特别是田赋征实之后，虽然政府强调此举目的之一是平均人民负担，可事实恰好相反，更加重了佃农的经济负担。田赋征实之后，地主增加了对佃农的押租和租谷，有的除了谷租之外，还须给地主送礼，名为“送新”，规定礼物包括二斗糯米、二斗大豆、两只鸡和两只鸭等。[40]
在大后方农村囤积土地的群体，除了地主阶层以外，还有其他专业土地投机者，包括富商大贾和权贵阶层等。抗战时期，西南土地涨价很快。1936年，贵州遵义每亩值90余元，安顺每亩值约100元。到了1940年两地地价分别增长到每亩230余元和每亩300元。另外成都平原的堰田，1940年初每亩约200元，春夏之交涨到500元至600元，而到1941年每亩值3 000元。[41]在西南很多地方，当政府刚刚决定在某地建筑铁路、公路或乡镇道路时，这些群体就立刻在附近大肆收买廉价的土地。另据重庆《人与地》杂志关于四川宜宾和泸州等地土地的动态报道，1939年在修建叙昆铁路时，已决定设宜宾车站于南岸坝。据调查，南岸坝车站附近一带的土地，很早就被一些富商大贾和少数权贵大批买去，作为奇货可居对象，坐待大发横财。而一些消息不甚灵通或行动比较迟缓的投机者，仍然争先恐后接踵而至。[42]因而地价受了很大刺激，竟致狂涨不已。同时宜宾城内及附城一带的土地，由于区位关系，也成为投机目标。此外，由于粮食价格和一般物价的飞涨，地价也受到显著刺激而剧烈上涨，尤其是成都平原一带的堰田，在短短一两年中，竟涨价十数倍或数十倍。因投机而致富者，当然不乏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