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研究的简单回顾

关于战前存款偿付问题，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诸多报纸和期刊，报纸如《大公报》《中央日报》和《申报》等，期刊主要有《银行周报》《财政评论》和《经济汇报》等，它们登载了一些关于战前存款偿付的论文，从学理上分析银行是否应该按照物价指数进行相应的偿付。

它们密切关注、连续跟踪战前存款偿付案例，对最重要的几起纠纷案件进行了全面报道。不仅如此，上述报纸还经常登载学者和银行从业人员的评论，这些评论直接反映了银行业人士的心理和反应。相关媒体报道和期刊都对战前存款问题给予高度关注，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分别如下所述：

第一种是对要求千倍偿付案件的全面报道，但没有提供报社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多以叙事性描述为主，比较典型的有《大公报》1946年8月16日的《法院判令千倍偿还，各地银行界静待事态发展》，对陈季琳案件进行了全面回顾^[3]。类似报道很多，除了陈案之外，还有对上海其他同类案件进行的报道，影响比较大的包括黄惠堂起诉中国银行总裁宋汉章要求以4 000倍偿付案件^[4]、陆煜陆焜兄弟要求聚兴诚银行偿付战前存款800倍^[5]，等等。除了国内民众对银行存款的偿付要求之外，还有外侨债券索赔的典型案例，如跑马厅债券要求上海跑马总会以3 000倍偿付案^[6]。(https://www.daowen.com)

第二种是报刊上的学者论文，这类文献与第一种存在较大区别，在内容上不再是简单叙事，而是从专业领域和学理上对战前存款偿付制度进行全面论述和检讨。由于这些期刊都与银行业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比如著名的《银行周报》即隶属于上海银行公会，由银行学会负责编印，学者观点基本都倾向于反对多倍偿付银行存款，典型代表如银行学会秘书长朱斯煌的观点，他认为存款千倍偿付是银行不能承受的负担，法院判决“不仅造成社会不宁，且于法币信用亦有损”^[7]。另如参与筹办《经济周报》的吴承禧，也认为银行不应该按物价指数偿付战前存款，存款并非投资，“存户无权向银行索取利息以外的特殊酬报”^[8]。但也有学者表示战前存款仅按利息偿付，对普通储户极不合理，如杨培新在《中国通货膨胀论》中提到银行利用通货膨胀偿还存款的做法简直是不道德的^[9]。

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首先是金融和银行史料的收集整理，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室所编的《金城银行史料》《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等，这些史料大部分都是粗线条的勾勒，主要是对于事件过程的陈述，并没有展开深入的探讨。目前，逐渐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抗战胜利后的银行存款偿付问题，刘平是研究比较深入的学者，他从债权人权益保护视角分析了银行业对战前存款清偿的问题，认为政府的不作为直接破坏了当时的金融生态环境^[10]。另外李超对汉口战前存款清偿问题作了研究，发现银行与储户间的纠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得到圆满解决^[11]。

从上述简要学术史回顾中，可以看到目前专门针对战前存款偿付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以史料收集为主，当代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视角都聚焦于政府与银行的博弈，而忽略了银行业对此类案件的反应，更没有从银行界普遍心理和行为方面论证存款偿付制度推行的难度。由于立场不同，人们对于战前存款偿付政策的判断和评价迥然不同，也正如周晓虹教授所说，不同利益集团的人们内在心理尺度存在天然差距，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判断，并由此影响人们对他人和事件的评价和推论。反对或者赞成战前存款偿付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银行和储户的心理博弈，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正好体现其内在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