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客”现象

所谓的“重庆客”，并不是指一般来自重庆的人们，而是上海市民对于抗战胜利之后来自重庆的投机者的称呼，其中含有贬义、嘲讽和厌恶，这其实是收复区民众的正常心理反应。抗战胜利初期，上海物价远低于重庆，为跨区投机创造了客观条件。大量投机商携带巨额资金从重庆而来，他们并不一定就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而有可能是曾从上海或其他城市去往重庆的投机商，但是由于都从重庆而来，就都被贴上“重庆客”的标签。在诸多报纸或期刊上，可以见到类似的介绍或报道，比如：“一些飞往上海的‘重庆客’，每人起码带去几百万，某部长夫人带崭新的钞票一千万，还说这是一点小数目，所以一到上海尽量的买东西，上海的物价上涨了，这样就间接影响重庆的物价。上海的老百姓自然要怨这一批‘重庆客’了，就是重庆的老百姓又何尝不恨他们呢？我想上海应该先限这批‘重庆客’。”^[1]1945年9月上海创办了一份期刊《新生中国》，该刊宗旨在于呼吁国民在抗战胜利之后努力做好本职工作，重新建设新生中国。刊中还特意开辟“上海人”与“重庆人”专栏，探讨两个城市为抗战所作的牺牲和贡献，当然也免不了体现出对于特定“重庆客”行为的反感，其中焦点问题就是这些“重庆客”是抬高上海物价的始作俑者。人们的普遍心理是“他们给上海的第一炮就是将几种公用事业的收费极高地提高了，同时从内地带来的通货在上海大量地购储物资……于是，‘重庆客’三个字，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再不是尊称，而是一种恶毒的诅咒……”^[2]。于是，报纸都有讽刺“重庆客”的诗歌，比如：“重庆客，像蝗虫，从天空飞到地上，一手拿着法币，一手拿着命令，双手放在背后，说话望着天空：‘便宜，便宜！’买走了一切物品，带来了荒淫和饥饿。”^[3](https://www.daowen.com)

这仅是事情的表面，如果再仔细加以分析，人们对于“重庆客”的称呼并不仅仅是缘于其投机抬价这么简单，还存在较深层次原因，就是货币差异以及兑换比例不合理。先来看一下从重庆而来的普通民众对于该称呼的反应和态度，同样是《新生中国》中的一篇报道，作者认为被称为“重庆客”，实在有蒙冤之嫌：“我是重庆来的……而我本身过去是上海人……相信和我同来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四川人……那么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人看成特殊的阶层呢？老实说，所差的只是我们用的法币，上海人用的多了两个‘储备’的伪币，而且政府把我们法币的身份提高一点罢了。这样或者使本来用伪币的上海人的财产无形中打了一个折扣。”^[4]这位作者所提到的打折事情，即为“中储券”兑换法币之事。从他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上海民众对于“重庆客”的厌恶，其实只是表面上的，而在内心深处更恨的是国民政府不公正的兑换政策，因为它才是他们财富缩水的元凶，“重庆客”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说是普通民众借以发泄心中不满的工具而已。那么，战后国民政府对于“中储券”的兑换到底是何种政策呢？为何会造成轩然大波呢？下文将对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