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1940年至1949年间，国民政府经历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自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物价开始呈现快速上涨趋势。1940年大后方粮食歉收成为刺激物价上涨的重要催化剂，战争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全方位地影响着中国物价的变化。虽然政府制定了若干政策，但是都治标不治本，均无法达到控制物价的目的。
从研究对象上看，包括公教群体在内的民众和企业家构成微观经济主体，他们承受着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带来的经济损失，尤其是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对冲手段，只能面对财富的缩水和生活质量的每况愈下。从他们的内心来看，其情绪和心态具有复杂性，也是影响和决定他们行为的重要因素。
本书所考察的时期内，中国国内政治环境非常特殊，货币政策和物价形势具有很大差异。构成微观经济主体的民众与企业，他们的社会心理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应对通货膨胀的方式、手段和能力差异明显。同时，城市民众与农村群体的社会心理也存在明显不同，而不同行业的企业应对措施也不尽相同，因而比较分析尤为重要。
在研究视角上，本书选择从社会心理角度探讨他们应对通货膨胀的行为。在“刺激与反应”的框架下，本书通过翔实的史料，在搜集整理民国期刊报纸和档案馆未刊史料的基础上，深入挖掘研究对象的社会心理，客观评价其行为的理性和局限性。在分析过程中，以时间顺序为经、空间变化为纬，从时、空两个维度分析各微观经济主体的社会心理特点和变化，从心理视角论述物价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并解释他们对于物价刺激所采取的行为或行动的原因和意义。
一、沦陷区物价上涨与民众和企业家的心理变化
以上海为代表的沦陷区域，自1937年物价就已经开始上涨，但总体来说，急剧上涨始于1940年。在沦陷区内，民众不仅承担了通货膨胀带来的痛苦，而且还经历了伪币兑换损失，汪伪政府要求以“中储券”兑换原法币，2元法币兑换1元“中储券”的比例造成民众财富的缩水，再加上物价的飞速猛涨，民众损失迅速增加，因而在心理上表现为愤怒和恐慌，从而导致投机和囤积行为。由于财力限制，他们能够囤积的商品主要集中于生活用品以及证券等金融产品，而各种投机行为又反过来促进物价进一步上涨，造成螺旋式恶性循环。
物价上涨刺激了民众的恐慌心理，使后者产生了对货币的不信任心理。民众心理是货币恶意超发和物价上涨的直接反映和体现，因而相应行为选择，包括囤货、投机、跑单帮、炒作、罢工等，客观上说，的确具有一定合理性，这些行为存在明显的时代特点，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和特点，本质上来说，都是物价的刺激与民众的反应。
由于财力、信息、社会地位等诸多有利因素，行业投机行为程度要远远高于普通民众。本书集中分析金融和地产两个行业的投机，在社会心理描述的基础上，认为它们对形势的判断，足以使它们找到对冲通货膨胀和实现资本增值的较优途径，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即认为其实质就是通货膨胀下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的转移。金融和地产两大虚拟经济的畸形繁荣，又反过来促进物价进一步上涨。
同样是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应对通货膨胀的措施和手段要远多于民众，对冲资产缩水的能力方面，民众难以望其项背。本书以典型案例为主，以金城银行、刘鸿生企业和荣家企业为考察对象，分析了这三家企业集团的代表人物的社会心理特点，结合史料详细剖析了上述企业在应对通货膨胀方面所采取措施的原因和成效。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能够比较准确地判断金融经济形势，从而在应对方面具有民众无可比拟的优势。
无论是民众，还是企业，其实都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但是企业又有不同的特点，它们作为债务方，在通货膨胀时期恰恰又能成为受益者，因而造成企业家对此形势具有比较特殊的态度和情绪，其甚至会利用通货膨胀时机偿还债务，这些行为都从社会心理视角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二、大后方民众心理特征
本书以大后方民众为考察对象，主要包括农民、地主、普通市民以及公教群体，他们对于物价上涨过快的应对措施和手段都比较有限，因而更多地承受了通货膨胀带来的压力。每个群体所受影响又因为自身所拥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
首先，对于大后方农村群体来说，其主要是以农民为中心，他们对于囤积具有复杂的心理，既痛恨农村囤积居奇，又利用自产米粮进行囤积。农民购买力指数与生活水平并不存在直接相关性，如果仅从农民所得与所付指数来衡量，看似农民的购买力指数有时存在增长的现象，但是如果考虑物价上升是由于粮食减产，则农民在战时生活水平提高的结论是很难成立的。大后方农村群体中还包括地主，他们能够顺利地转嫁通货膨胀的压力，一般通过要求佃农加租的方式减少自身损失，并且通过购置田地抵抗通胀的贬值损失。而地权不断集中，更加重了佃农的负担，造成他们生活愈加困难。
其次，公务员是战时大后方的另一重要群体，他们也难以承受物价飞速上涨所带来的生活压力，特别是基层公务人员的生活窘况随着通货膨胀加深而更加突出。他们在报刊上发表言论，希望政府能够实施求助政策，可见他们内心的恐慌和无助。(https://www.daowen.com)
最后，教师是另一受到极大冲击的群体。本书以西南联大教师为例，结合他们的实发薪水和物价的变化程度，总结了他们在大后方的心理变化。抗战早期，他们在心理上具有一定优越感，原因是大后方物价远低于沦陷区，从他们的日记和书信中可看到其对大后方生活的满意程度。但是随着抗战深入和物价快速上涨，他们的心理骤然发生转变，由苦闷到迷茫，甚至对抗战未来形势产生悲观的看法，教师群体的生活已经完全没有昔日的体面，连温饱都难以保证。他们的心理变化不仅体现了生活压力的增加，也凸显了他们对于国民政府的信任已经丧失殆尽。
三、暗账行为和战前存款偿付纠纷：银行家的社会心理分析
以银行业为中心，本书考察了银行业的暗账和战前存款偿付问题，分析了银行家的社会心理。通货膨胀不仅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也对银行资产价值产生巨大冲击。无论是银行的暗账还是其针对战前存款的偿付，都与通货膨胀有着直接关系。
通货膨胀是导致银行暗账发生的重要原因，战时政府金融管制不断强化，暗账对于银行生存的意义决定了它的隐蔽性特点。暗账不仅是银行逃避税款和进行商业投机的重要途径，也是其对冲通胀的有力手段。对银行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暗账具有积极应对通胀和减少资产贬值的作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暗账史料比较完整，具有进一步挖掘分析的价值，因而本书以它为例，分析了银行采取暗账的形式和原因。结合银行家的社会心理变化特点，从他们的日记或书信中寻找暗账线索，不失为一种值得尝试的新颖方法。银行家对于通胀形势的预判，具有一定前瞻性和准确性，暗账不完全是投机或不道德行为，而是一定程度上的理性行为。
战前赔款则涉及物价上涨与存款缩水的矛盾，储户要求按照物价指数增长偿付战前赔款，法院也进行了相应判决，但是遭到银行业极力反对，银行与存户各执一端。通过史料分析，我们发现银行业反应之所以如此强烈，从银行家心理和立场角度来看，首先是银行认为其对于存款只有保管义务，储蓄并非投资，因而银行不应该承担多倍偿付责任；其次是战前存款多倍偿付判决为银行业无法承受之重，行业危机担忧成为最重要的理由；最后是银行对比公债偿付倍数的差异，由于银行是战时公债主要购买者，政府并没有按照多倍偿付给银行，自然引起银行业不满。1947年年底才正式颁布《银行业战前存款放款清偿条例》，战后直到此条例公布期间，没有相关存放款清偿法令依据，因而较长时间内，因通胀而引起的存款偿付纠纷一直是银行与储户间的矛盾焦点。
四、限价与币制改革下的民众和企业家反应
抗战胜利之后，无论是收复区还是大后方都经历过短暂的物价下跌现象，但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收复区内，物价很快就开始迅猛增长。其中，不合理的“中储券”兑换比例是刺激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中储券”为代表的伪币与法币进行兑换的政策是抗战胜利之后非常重要的一项经济政策，采取何种兑换比率，对于收复区的民众心理安抚以及经济恢复都具有重要意义。民众企盼抗战胜利，但1945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兑换比率时，人为压低兑换比率，不仅使收复区民众财富严重缩水，社会心理落差极大，而且还造成收复区与大后方物价的巨大差异，为投机者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两地物价水平不同，后方城市游资大量涌向上海购买物资，必然促使上海物价在短暂的回落之后疯狂上涨。
随着物价上涨和通胀压力增大，从1947年2月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出台，政府实行物价工资冻结政策，民众反对声音很大，物价上涨势头并没有被遏制，相反按照指数计算之后的工资更落后于物价，造成民众生活更加困难，劳资矛盾激化。这种忽视经济规律的冻结政策只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便最终被取消。
政府于1948年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理办法》并实行金圆券改革，同时再次进行限价，是为“八一九”限价。金圆券取代法币，并收兑民众金银，不仅没有遏制物价上涨，相反更让民众怀疑它的信用，因为政府公信力不断下降，金圆券发行额急剧增长，诸多因素不断强化民众的贬值预期。而企业也未能幸免，与之前的通胀稀释债务完全不同，民营企业在限价和配售中损失巨大，因而无论是民众还是企业家无不反对限价政策。
限价期间，全国各地曾发生过抢购风潮，囤积风气日炽，这种极端心理越演越烈，民众从内心都希望将持有的金圆券立刻转换成物资。政府多次修正调整金圆券法令，使民众无所适从，特别是金银兑换政策的变换，更让民众感觉受到欺骗，限价最终仅维持了70余天便被取消。
金圆券也很快寿终正寝。在农村，农民早已实行银元交易或物物交易，金圆券在农村地区影响并不大，远不如在上海。即使在城市，物物交换也频频出现，而且在很多省份已经开始发行地方券，代替金圆券。其实，政府在用实际行动证明金圆券的毫无价值，比如军饷发放改用银元、货物税征实、采取税元和关元政策等，这些政策都对金圆券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使其最终于1949年7月被银元替代。但无论如何改变纸币形式，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统治的终结。在此期间，民众与企业家的心理遭受巨大的冲击和创伤，通货膨胀成为他们的集体记忆，而政府在币制政策实施中出尔反尔，日益侵蚀社会信任，最终使自身陷入塔西佗陷阱。
总之，1940年至1949年间的物价和通货膨胀，是中国近代物价史重要的研究内容。本书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分析方法，聚焦于民国社会的普罗大众，透过自下而上的视角，分析以民众和企业家为代表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社会心理，探讨通货膨胀与物价急剧上涨形势下的群体主观意识与心理反应，解释囤积、投机、暗账、抢购、兼业经营等多种经济行为发生的内在动力，中肯评价诸多行为的理性和有效性。面对通胀带来的经济损失和财富缩水，民众和企业家的心理既有共性，也有特性。对冲通胀手段的选择，民众远不如企业家，经济实力与地位差异，决定了通胀形势下民众社会心理的多样性。
综观全书研究，我们重新回顾了1940年至1949年间的物价史，分别研究不同时期和区域内物价的特征，肯定通货膨胀形势及其对民众和企业的影响。对于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不能简单地以合理与否进行判断，而要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社会心理学无疑是一个崭新可行的分析视角，如果忽视微观个体的反应和行为，对通货膨胀的研究将会面临“见物不见人”的困境，而社会心理分析方法能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能考察通货膨胀的恶化形势，又能审视个体的行为选择，从而发现其中的内在逻辑。通货膨胀导致物价上涨，使民众和企业采取应对措施，无论是投机，抑或投资，每一种行为都是特定社会心理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