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时期、区域和对象的界定
本书考察的是民国时期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情况下民众的心理、理性和选择，是一个横跨多门学科的研究，基于史料，采用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企业管理和金融学等多个领域的相关理论，分析通货膨胀对民众生活和企业运营的影响，并解释这些微观经济主体的心理反应和行为选择。所以，需要界定的范围主要包括研究时期、空间和对象的选择。
首先，本书所研究的时期为1940—1949年。据张嘉璈的研究，自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国内就已经开始缓慢通货膨胀，战争一直都是通胀产生和加剧的重要因素。但1940年却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该年农产品产量急剧下降，比战前平均水平要低9%到13%[23]，造成物价迅速上涨。以战时重庆为例，据《经济部公报》和《中外经济统计汇报》统计数据，可以比较1939年至1940年前后物价变化幅度的差异。
表1 1939年1—12月重庆趸售物价指数（1937年6月=100）
数据来源：重庆趸售物价指数表[J].经济部公报，1940，3（5/6）：72.
从表1可以看到，1939年重庆的物价指数逐月增长比较缓慢，从1月份的162增长到12月份的323.9，每月平均增长率为6.45%。而从1940年开始，上涨速度明显增快，根据《经济部公报》1941年第15期公布的趸售物价指数，整理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1940年1—12月重庆趸售物价指数（1937年6月=100）
数据来源：重庆趸售物价指数表[J].经济部公报，1941，4（15/16）：74—75.
表2中的物价指数与1939年数据统计口径一样，即都包括31种食料类、18种衣料类、11种五金电料类、13种建筑材料类、10种燃料类以及12种杂项类，并且都是以1937年6月为统计基期，因而两组数据具有可比性。重庆趸售物价指数从1月份的318.3增加到12月份的1 291.7，平均每月增长23.4%，明显快于1939年的6.45%。为了更清晰地显示1940年前后物价变化情况，根据历年《经济部公报》重庆趸售物价指数，作出图1物价趋势图[24]。
图1 1938年1月—1940年12月重庆趸售物价指数
从图1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从1938年1月到1939年11月，重庆物价总体在上升，但是趋势比较平缓。但到了1940年，尤其是该年3月之后，物价开始出现快速上升。重庆作为陪都，可以视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心城市，其趸售物价趋势具有很强的代表性。(https://www.daowen.com)
此外，还需要考虑沦陷区的情况，即确定沦陷区在1940年之后有没有出现物价的大幅度上升，在此以上海为例说明沦陷区的物价上涨。上海趸售物价指数在不同的统计部门，具有完全不同的统计口径，而基期和统计对象的选择更是五花八门，即使是同一刊物，对于上海趸售物价的统计也不完全相同。以基期为例，《经济部公报》以1937年6月为基期，而《上海物价月报》的基期选择变化频繁，最早以1926年为基期，后又以1936年和1937年为基期。在统计口径方面，趸售物价指数所包含的商品名类更是出现很大的区别。比如《上海物价月报》的统计物品分为原料品和制造品两大类，共153种。其中原料品包括27种农产品、9种动物产品、9种林业产品和8种矿产，共53种；制造品包括41种生产品和59种消费品，共100种。而《经济部公报》的趸售物价指数，虽然统计的也是153种，但分类标准不同，其中包括22种粮食类、30种其他食物类、38种纺织品及原料类、12种金属类、13种燃料类、11种建筑材料类、9种化学品类以及18种杂项类。正因为统计口径不同，而民国期刊数据经常缺乏连续性，某些期刊经常会缺失部分年月的数据，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为了验证数据的准确性，需要查阅多种期刊进行横向对比，以合适的标准将所有数据的统计转化成同一口径，从而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即使存在上述统计口径差异，但有一点可充分肯定，即自全面抗战以来，上海物价一直处于上涨状态。本书全面考察了多种期刊的数据，最后采用《上海物价月报》（1938年第12期）、《税则委员会季刊》（1939年第1期）以及《中央经济月刊》（1941年第3期）中的“上海趸售物价指数表”中的数据，物价统计时间范围是从1938年1月到1940年12月，其趋势见图2。
从图2可见，1938年至1940年间，总体来说，上海的趸售物价一直上涨。虽然在1939年10月至12月间出现过短暂的回落，但1940年1月之后，又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图2 1938年1月—1940年12月上海趸售物价指数
根据图1和图2的描述，无论是以重庆为代表的大后方，还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域，1940年都是物价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而本书研究的时间起点定为1940年，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其次，关于研究区域的界定。本书关于抗战时期的研究包括华北和华东沦陷区以及广大的大后方；关于抗战胜利后的研究则是全国范围。从全面抗战开始到解放战争结束，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情况非常特殊，不仅表现在沦陷区和大后方之别，还有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所以为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比如对于沦陷区和大后方的货币差异，我们不仅要看到两者的物价差别，更要准确了解物价和实际生活的真实水平。抗战胜利之后，由于货币兑换政策的不合理，收复区民众实际财富锐减，以至于“接收”变成了“劫收”。同时，伪币被人为大幅低估，还造成区域之间物价悬殊，刺激了投机和游资的产生。因此，对于某些投机行为，本书在社会心理学的框架之下，从区域价格差异以及市场分割方面重新进行审视。
再次，心态史研究方法的确定。目前，学界对于社会心理史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流派或者进路。一种是流行于美国的心理史，该学派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基本以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精英人物为主，理论基础是个人心理学，被学界诟病最多的是它割裂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另外一种则是法国年鉴学派，他们摒弃了以往的英雄人物史观，而把研究目光放到普罗大众上，非常重视社会主观意识和心理构成的研究，即分析社会群体的集体心理。他们始终坚持在社会心理分析中融入社会学元素，使之带有“社会”性质。该学派聚焦于社会群体的日常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既分析心理对行为的指导作用，也探讨行为对于心理的影响，具有非常明显的跨学科特性，也更受中国学者的推崇。本书的研究也正是借鉴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利用社会心理学理论和方法，综合其他学科，探究微观经济主体的心态特点，深化通货膨胀史和物价史的研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即微观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界定。微观经济主体，指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各组织和个人，可谓国民经济的细胞，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力量，无数个微观个体的行为足以影响宏观经济整体功能的发挥和行使。民众和企业构成民国时期重要的微观经济主体。
第一个微观经济主体是民众，包括市民、商人、农民以及农村的地主。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民众生产和消费的水平和能力。民众对物价和通货膨胀的感知、态度、情绪和行为，都有明显时代特点，且与他们生活时期的政治经济运行状态极其相关。通过仔细研读民国心理史料，揣摩他们的心理，笔者在本书中探索了民众心理变化与行为选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特别要提一下民众中的商人。这里主要指中小商人，不包括民国巨商；为了突出企业家的作用，本书特将巨商归于企业家行列。中小商人也是通货膨胀的直接受害者，他们最大的弱点与民众相似，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并没有明显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其保障正当利益的能力受制于有限的社会资本。所以，当物价快速上涨，他们会抱团取暖，往往都是通过行业力量来减少个体行为的社会成本。相对于中小商人而言，行业同业公会往往会扮演沟通政府与行业的重要桥梁角色，在客观上起到过节约维权成本的作用。同业公会构成了比民众和商人更高一层次的中观主体，是本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经济个体，它们中的重要人物其实也来自商人阶层，其心理状态代表行业的心声，可以视为众多商人心理的总和或交集，具有明显代表性。
第二个微观经济主体是企业，尤其是指民国时期的民族资本企业，无论是创造利润，还是实业救国，它们都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民国企业史中，曾经涌现过一批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们的社会心理直接反映政府政策对实业的影响和作用，其心理嬗变过程其实就是企业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一种反映。客观地说，在通货膨胀条件下，企业能够获得一定利益，因为每一次通货膨胀发生，企业的真实债务会相应减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通货膨胀给企业带来的福利。但是，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企业生产成本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迅速飞涨，成为企业运营的巨大负担和压力。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往往会造成企业家心理状态的波动以及行为选择的变异。比如银行偏离正常业务进行货物囤积、利用伪币兑换利差投机以及暗息暗账等，不胜枚举。此外，企业家在强势的国民政府面前，也呈现弱势群体的形象。比如在统制经济时期，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汪伪政权，都因战时形势发展而实行经济统制政策，该政策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实行物价管制——以限价为主。政府强制限价，短期看来，的确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违反市场运行的行为，必然不会长久存在，从企业家的社会心理变化，可以明显看到企业家虽然表面也会支持限价政策，但内心很矛盾，甚至会出现极大的恐慌。个中原因，颇具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