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人员的生活与心理
公务人员经常与教师合称为公教群体，他们薪资水平比较固定，因而容易受到物价水平的影响。国内外学界对于民国公教人员生活水平的研究，已经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无论是经济史、生活史还是社会史，都有对公教人员生活的探讨。本书关注抗战大后方的公教人员，原因在于这个群体的重要性，尤其是教师群体，他们有着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抗战时期背井离乡从沦陷区来到大后方西南地区，战时环境异常艰难加上物价上涨，致使他们成了最容易受到冲击的群体。他们面临生活困境，一方面是教书育人的知识分子，而另一方面在生活上却有捉襟见肘的尴尬。公务人员与教师群体存在一定共性，工资收入方面的刚性，决定了他们提高真实工资水平的难度，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被动地接受物价上涨所带来的购买力缩水，甚至是无能为力。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下，他们与大后方农民一样都成了弱势群体。他们与农民具有不同特点，即农民还占有少量生产和生活资料，比如通过存储粮食进行囤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物价冲击。而对于公教人员来说，对冲手段则更加有限。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公务人员和教师的心理特征，本节将公教人员分开论述，重点在于公务人员，以抗战大后方通货膨胀情况为基础，从史料中寻找和剖析公务人员的社会心理变化，所用史料包括民国期刊、报纸、个人日记、传记、书信和日记账等，它们成为研究人们心理的资料来源。其中，期刊中直接报道他们心理的文章并不多见，大多数是当时一些学者根据物价上涨的形势对民众心理的概述，具有粗线条的性质，相关描写较多关注的是民众和公教人员的普遍心理，而缺乏细致深入的人物心理描写。个人日记、传记和书信则是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心路历程，有较多的心理描写，能透视他们的心理活动。这一部分既包括物价史，也有生活史和心理心态史的内容。
通货膨胀带来生活压力，普通公务人员置身其中，所受冲击也最为直接，感受自然极其深刻，这在抗战时期极具普遍性。无论在重庆、成都、昆明还是桂林，与公务人员生活休戚相关的大米价格上涨，都会导致他们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诸如此类的报道屡见于报刊，公教人员对于物价飙涨无可奈何。
为了论证公教人员的生活困难程度，以大米价格为例，首先看一下各大城市中等米的零售价格变化情况。这里以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和桂林作为考察对象，数据来源于《中农经济统计》中的“各重要城市中等米售价”相关统计表格。
表3-11 1937—1943年主要城市中等米售价 单位：法币元/市斗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农经济统计[J].1944，（12）：38—39.其中，年度间的数据纵向比较值系由笔者自己加工整理得到。
表3-11中为重要城市的中等米售价，从1937年至1939年米价上涨幅度并不大，除了昆明之外，其他城市增幅并不明显。具体来说，相对于1937年，1940年昆明中等米的售价是原来的12.15倍，重庆为5.66倍，成都为4.4倍，贵阳为3.94倍，桂林为3.4倍。但是到了1940年，一方面由于粮食减产，另一方面由于法币发行增加，加上战事影响，米价骤然上涨。显然，1940年成为重要的分水岭，米价之后出现巨幅上涨。1943年相比1937年，米价倍数最大的是昆明的280.86倍；贵阳最低，但也达到83.36倍；其他城市多在110倍左右。米价急剧上涨是物价普涨的一个缩影，对公教人员和普通民众的民生影响迅速、最大也最直接。
面对米价飙涨和生活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公务人员心理和情绪产生强烈反应。他们的心态或记载于日记中，或书写于私人传记中，但更为普遍的是，他们经常向媒体反映物价上涨和生活压力。《大公报（桂林版）》1941年9月5日曾经有一篇题为《在米的压迫下》的写给编辑的文章，字字句句都反映了底层公务人员的生活不易。
本市的米价，在近一两天飞涨如闪电似的一样快。在前四五天米价每担最好的不过八十五元，到今日不过相隔三四天，每担就涨到了一百一十余元，三四天当中每担就涨了二十余元，叫我们这些低级公务人员怎么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当了一个小小的职员，每月薪金不过五十元，家里有六十五岁的父亲、五十岁的母亲、妻子小孩，还有一个弟弟，一家共有六口人，每天要吃四斤米，还是一餐干饭一餐稀饭，但这样还是不够吃，一天只得忍气吞声的挨饿。幸好我的弟弟卖香，每天才能维持这四斤米的生活；如果要靠我的薪水来养家，眼看得一家人要饿死！现在的米每斤要一元，每月要吃一百二十斤米，这就要一百二十元；我每月只有五十元的收入，在这生活昂贵之下，怎么能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以吃米来讲，每月就要一百二十元，还是一餐干饭一餐稀饭，就算连菜、油、盐都不吃，还要亏空六十五元。每月亏这一笔巨款，叫我想什么法子弥补呢？抢罢偷罢，又犯了国法；做生意罢，又无资本。饭都吃不饱，那（哪）里还有钱做生意呢？做乞丐罢，警察又要禁止驱逐。条条都无生路？难道看我们饿死吗？决不会的。我想贤明的政府，一定会设法救济。最好请政府当局：
（一）严禁商民高抬米价；（二）提高公务人员待遇；（三）优待公务人员家属，计口授粮；（四）设立公务人员子弟学校，优待公务员子弟读书，不收学费。
这样公务人员才能安心为国家服务。今天我家里早饭是用米磨成粉，煮面糊吃；晚饭的米还不知在那（哪）里。恐怕又要饿一餐了！古人云，“饱暖思淫欲，饿寒起盗心”，如果政府不设法救济，不但要饿死人，社会秩序也要受到影响。我素仰贵报大公无私，是人民舆论的喉舌，必能为我们低级公务人员呼吁。所以投书贵报，请公开登载，以促政府注意。[43]
蓝瑞祥 桂林
这种声音发自肺腑，声声含泪，屡见于当时各大报刊。米价上涨与工资低落形成鲜明对比，使生活压力陡然增加。但是公务人员对政府还抱有一丝希望，他认为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政府可能看着人们饿死吗？“决不会的”就是答案，这体现了他们一方面对生活无能为力，但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政府实施救济，以使他们的民生得以改善。向政府提出请求，其中第一条是希望政府实施米价管理，此处所说的商民主要是指从事米业投机人士和组织，他们的投机囤积行为是造成米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公务人员对于投机行为敢怒而不敢言。但在生活无法维持下去之时，把取消囤积投机的希望全部寄托于政府身上，他们写信给报刊或直接写信给一些行业同业公会，请求后者给予一定帮助，这种帮助主要包括维持价格和取消投机。比如桂林一些公务人员在写信给《大公报》编辑部时，写道：
为了近日本市米价的飞涨，我们已在饥饿线上准备饿死了。特地写这封信，愿贵报把它公布出来，藉（借）以向社会哀诉，亦即藉（借）此向政府作恳切的呼吁。桂林向来安守秩序，但是这半月来，各样物价不断飞涨，尤其这两天来的米价，真是涨到不可想象，这其中必有原因。我们凭良心的测断，无疑的就是一般达官富人在里面操纵。
我们做公务人员的，待遇已很薄，不期日来受了生活的威胁，心乱如麻，早不保夕。而一般老百姓，简直可以说等饿死了。我们请求本省当局本过去沉毅坚强苦干硬干的精神，执行法律，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大刀阔斧，依法从事，绝对铲除官官相通的恶风，惟有这样才能解救我们的生活。
我们最后希望政府至少要做到两点：（一）绝对不准米价续涨；（二）施用压力，抑低目前的米价。
蔚亭 桂林[44]
这种呼吁反映出了公务人员对于“达官富人”投机的痛恨心理。对于物价不断上涨，其生活受到极大威胁，“心乱如麻，早不保夕”。
除了请求政府实施限价维持米价之外，公务人员还有其他请求，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提高公务员待遇。其实公务员即使待遇再低，也好过贫苦农民或者其他普通市民。比如在政府实施限价政策以后，只有公务员才有资格购买到所谓的平价米粮，它们比市价要低廉，可谓公务人员的特殊待遇。
但是，即使是公务人员，他们在1940年之后生活处境也每况愈下，也毫不例外地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在《陈克文日记》中，陈克文在1940年之后多次提到物价上涨形势以及自己和时人对于物价的感慨，反映了公务人员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对于较低级别的公务员，陈克文在1940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物价高涨，生活不安，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低级公务员的病死是自然会增多的。”[45]
政府在抗战期间针对公务员的生活补助问题，曾经多次制定颁布相关法令。1939年11月9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9次常会会议核定《非常时期发给公务员生活补助费办法》，其中第1条规定：在非常时期中央各级机关月薪实支200元及以下文职公务人员及雇员，一律另给每月20元生活补助，该办法自1940年1月起开始实施。[46]陈克文在日记中也记载了低薪人员伙食、房租补助的办法，低薪人员每月最高可以得到40元补助费，加上以前的每月20元补助，即可得到60元。因此，之前最低薪水的职员每月工资只有40元，而到了1940年9月可以得到100元。[47]1943年9月27日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20次常务会议修正了《公务员战时生活补助办法》，对于食米和代金作了具体规定，公务员可以通过所在机构，向各地粮食供应机关领取食米，每人每月准予领取数量规定如下：
甲、年在二十五岁以下者，准领六市斗；
乙、年在二十六岁至三十岁者，准领八市斗；
丙、年在三十一岁以上者，准领一市斗。
前项规定应领之食米，须按本人及其眷属人数，照每人每月食米二市斗（小口减半）。[48]
除了上述食米之外，还有其他生活补助费，即所谓战时生活补助费，有基本数和薪俸加成数两种，由国防委员会根据各地物价指数以及公务员生活费指数，分别核定计算。
这种生活补助，不仅大量出现在史料中，还出现在民国文学作品中，如张恨水的小说《魍魉世界》中，区氏家庭的亚雄就因为是一个公务员，有平价米可领，“所以全家日常吃的，几乎都是他领来的平价米。”[49]虽然文学作品存在一定艺术加工，其所述事实可能会与史实之间有差异，但是能够从侧面反映当时陪都重庆的公务人员生活状态。平价米是公务人员福利，抗战时期各地都有专门针对公务群体的平价米供给。所谓平价米就是由当地政府联合米粮业同业公会评定价格，或由评价委员会对米价进行限价，公务人员可以低于市场价购买到平价米。但是这种米的供给范围比较有限，“在后方大多数地方，有福气得平价的只有政府机关、学校或大的团体”[50]，如成都虽将平价米出售给全体市民，但是在米粮数量不足的时候，优先供应群体仅限于抗战军属、有固定住所的鳏寡孤独、残疾不能自谋生活者、贫苦无可告贷者以及收入不敷支出者等[51]；广东省各县只将平价米供应给政府职员、各县警察局长警、县国民兵团自卫队自卫班的官兵以及县立师范学校教职员工及师范学生等[52]。
公务员生活补助看似美好，都被寄望能为生活雪中送炭，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也往往不尽如人意。公务人员特别是基层工作者，并没有太多地感受到生活补助所带来的改观，相反这却引起他们对米粮限价政策的质疑。即使是较高层次的公务员，也感慨生活难度，比如在《陈克文日记》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自我解嘲，但也展现了其乐观心态，他认为和朋友同事在周末举行游艺同乐会，在“米价腾贵，百物涨价，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借此消消大家的愁闷，当然是一件好事”[53]。而在行政院内部的伙食委员会，因为考虑到日常饮食服务的支出成本问题，要求下级职员出膳食费。就此问题，该委员会在1940年12月请示陈克文，认为下级职员眷属在公共食堂寄食的，每人每月只愿意出膳食费30元。[54]身为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也为下级公务人员的生活担忧，他还算了一笔账，以下级职员最低薪水40元或50元计算，加上生活补助费20元、伙食津贴30元和房租津贴10元，他们的总计收入不过110元左右。他认为即使每人每月只支付30元在公共食堂，按照一家三口计算，就需要缴纳90元，相对于每月总收入110元，其实仅够糊口，如果是四口之家，那就明显入不敷出了。所以，他在日记中无比感慨，“这真是一个严重问题，物价再不稳定，政府无论如何补助，总是追不上物价的。这些公务员便有不能生活下去的样子了。”[55]而这也存在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是下级职员的生活不易，另一方面却是公共食堂经营的困难，因为菜蔬价格也在快速上涨，根据伙食委员会报告，如果以平价米计算，每斗价格约为6元，而菜钱每人每天至少需要8角，米菜每人每月至少需要36元，职员眷属每人只愿出30元，其实对于公共食堂来说是亏本的。日常生活中的涨价最容易被察觉到，当最简单的早点比如豆浆油条也涨价而分量更少的时候，人们就会发现生活更加不容易。在1943年1月的重庆，2元左右的早餐就可以让人果腹，而到了3月，至少涨到4元，增长1倍。[56]
除了必要的生活补助之外，政府还曾尝试推行公务员战时生育补助办法。因为物价高涨已经形成预期，即公务员所得连每日基本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生育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因而生育补助“万不可少”[57]。即使公务员有生活补助费，但是在物价面前，很多人都担心生活无法维持下去，“再不能不向补助费打主意了”[58]。而补助费也因为物价而进行调整，其依据就是物价指数的变化。
在大后方也曾实行过限价政策，政府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物价快速上涨，但效果并不明显，相反，在很多地区由于限价，进一步刺激了物价的上涨。1943年1月15日开始实施限价，结果却是商品供给奇缺，部分商品为了逃避限价政策而不再供应。在大后方的歌乐山及新开寺一带，竟然没有猪肉出售，陈克文在日记中认为其原因在于限价，“只可惜全国实行全面限价正在开始，物资不免有逃避市场的事。”[59]有的地方本来物价并不很高，却因为限价而抬高了物价，因而连孔祥熙也对限价“颇有怀疑之意”[60]。到了该年的5月，限价所引起的物资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限价政策失败。其实不仅失败，还造成了许多恶果，其突出表现就是各地米价暴涨，粮食缺乏，如广西岑溪谷价从1 000余元一担涨到2 000余元一担，“物价上涨之趋势，殊可惊人。”[61]在《陈克文日记》中，笔者发现他在多处提到公务员生活如何得了，这种担忧一直存在。其实，从客观上来说，他的担忧并非多余，以限价为例，国民政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财政货币问题，而是通过行政命令强行压制价格，完全忽视市场调节能力，自然无法取得预想效果，反而刺激物价进一步上涨。限价导致供给减少，使得民众更多地从黑市获取物资，比如1943年8月棉纱黑市已经涨到每包近20万元，阴丹士林布每尺近100元，毛巾每条70元至80元，所以公务人员都感慨“今后的物价真不知要涨到甚么程度，公务员生活如何得了”[62]。而对于如何改善公务员的生活待遇，政府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除了适当补助之外，就是提供实物补助，粮食自1941年就开始施行实物发放，但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效果并不显著。
底层公务人员痛苦心理更加严重，《大公报》1943年6月22日的一篇题为《公粮与限价》的文章道尽了底层公务人员的内心苦楚。
我是一个薪水阶级的穷苦公务员，我家里有六十多岁的父母，还有九个没有生产力量的妇孺，每一个月的食米，最低限度要老斗一石五斗以上。
照我所住在地方的米价，需款一千二百六十元，以我一个没有学历的苦人，经过十多年苦干的结果，现在的正薪水已经获得每月二百四十元，再加上各种未定（只听见说，没有实际得过钱）的津贴，总计在五百三十多元的左右，如果全盘按月领到，国家对我的待遇真可说是极优厚了。
可是恪于审计会计及主管机关等的层层手续，五个月来，还只领到我一点正薪水。每个月应有八市斗食米的公粮，如果真能按照政府救济战时公务人员的德意逐月发给，还可使一般薪水阶级，收到一点实惠，但事实是相反的。我请领公粮的呈文办了好几次，但五个多月，依然是密云不雨！我一家嗷嗷待哺的十一口老少，除掉向地主哀求，忍痛接受高利借贷外，根本就不能希望我有一个钱去接济，我几次想丢掉这杆笔去充黄包车扶（夫）和小贩。又想到大家都脱掉长衫，谁来当公务员呢？
我希望省府以下的机关，对于救济战时公务人员，要赶快，要认真，否则涸辙里面的鲍鱼，已经等不及西江之水了。我对于公粮，已经感到上面切身的苦痛，当然像我一样的薪水阶级，都有同感。此外，关于限价问题：尽管最高领袖的手谕怎样严，各省当局的德令怎样多，各地执行限价的人员怎样开会，结果没有见到限价的实效，相反地，一切食用必需品，两个月来竟上涨一倍或数倍。[63]
可见，一般公务人员并不一定都能得到政府发给的公粮，在物价压力之下，其社会心理中除了恐慌之外，还有抱怨和失望，虽然还有对政府的请求，但是在抗战时期，这种民生诉求几乎徒劳无功。
同样，在司法界，司法人员也多向媒体求助，认为他们的生活也是“向来清苦的”，如下面这一封求助信函：
生活高涨几十倍，甚至百倍，然而我们薪饷依旧是三、几十元。值此国难期间，我们只有咬紧牙，益发清勤。政府为使公务员安心供职，故自去年七月起，实行发给公务员家属米贴，以资救济；惟迄今整整一年，此项米贴，从未得到分文，因此老父为人看牛，妻子为人佣工，儿女停止求学，从事拾柴检（捡）薪。[64]
从这段求助信函中可以看到，即使是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司法人员，也同样体会到生活艰辛，他们的薪水也没有跟随物价上涨，薪金根本不够生活支出。
国民政府在制定补助生活政策的同时，积极提倡国民实行节约储蓄政策。抗战军兴，国民政府自1938年开始就在全国提倡开展节约运动，并颁布了《节约建国运动大纲》。1938年3月29日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到：“举国人民，当以极端之节约，极端之刻苦，以从事于生产资本之累积，与产业之振兴。”[65]6月，孔祥熙在汉口金融谈话会上，提出节约消耗是抗战中须努力推进的工作之一。同时，在各地各级政府通令中，对于节约可能有不同的规定，但大都规定不准宴会、严禁赌娼，要求党政人员刻苦节约为民表率等，这些通令对于节约财力抗战是有益的。政府又于8月申令公务员开展节约活动，颁布《告诫公务员节约令》，要求“一切衣食住行，务循简单朴素之原则，无或稍踰”，并且规定“倘有弁髦法令，阳奉阴违，一经纠举，定予严惩”。[66]
在1939年，蒋介石再次告诫全国：“现代战争为国与国人力物力总和之决赛，其经济物质能维持长久供给，即获得胜利；欲求贯彻抗战目的，端赖全国上下，共凛时艰，交相惕厉，实行节约，长养国力，必使一物作二物用……一钱作二钱用，方可冲开艰难之路，完成建国大业……”[67]1939年开始发行甲乙两种节约建国储蓄券[68]，系按照《节约建国储金条例》的规定，经财政部核准后由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发行。1940年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组织“全国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委员会”，而四行联合办事处总理事会又议决设立“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以推进业务。这两个委员会设立之后，节约建国储金运动开始全面展开。1940年9月6日，蒋介石发表《节约建国储蓄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为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共同“力行节约，争先储蓄”[69]。
在全国节约储蓄背景下，公务人员是被要求实行节约的重要对象，甚至被认为是实施战时节约政策的关键所在。公务人员对此心理复杂，一方面是基于爱国情怀，认为民众节约对于抗战有利，每个公民具有节约爱国基本义务，但另一方面，却又因为所谓节约运动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公正，相反出现“穷人出钱”的反常现象而不满，反映了公务人员对节约运动的抱怨心理。他们内心矛盾重重，既要支持政府的节约政策，同时因为生活质量下降以及不公现象增加，又产生了质疑和反对心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战时节约主体确认问题。国民政府专门为约束公务人员消费而制定实行节约法令，但是他们认为自身生活水平已经下降到极致，因而无法承受节约“重任”。在《大公报》一篇《物价与节约》的社评中，可以看到这种情绪和心理：
在物价高涨声中，我们时常听到“节约”的呼声。在物力艰难的战时，节约本是天经地义，领袖也谆谆以“节约勤劳”勖勉国人，至再至三。按理说，自然是人人都应当节约，这难道还有例外？但事实上，我国一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降低至无可更低，我们实在无从再劝他们节约，所以节约的对象应该不是他们。其次，再以公务员及一切薪给报酬的智识分子来说，在战前或许他们还可以节约。但是到了今天，在高物价的重压之下大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事实上也无从再节，节约的对象也不应该是他们。
老实说，今天应该节约的，只有是有能力浪费的人们。而这种有能力浪费的只有是少数的囤积贪污以及生财有道的特殊人物。物价的浪潮袭击不到他们，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也绝对不会感受到高物价的威胁。相反的，物价愈上涨，他们的荷包愈充实，渔利中饱的机会也愈多。故物价愈高，豪奢挥霍之风也愈烈。他们的豪奢是与物价成正比例发展的。[70]
这篇社评提到了节约主体的问题，在政府提倡的节约运动中，真正需要采取节约行动的不应该是包括公务人员在内的民众，而是“有浪费能力的人”，也即具有丰富社会资源，能够转嫁通货膨胀影响的“特殊人物”。在抗战期间，大后方出现的囤积贪污大多都是出自具有一定财富的群体，他们囤积投机，生活方式奢靡，其实最应该实行节约。
其次，是如何节约的问题。他们认为节约的前提条件是民众不仅要有过剩购买力，而且还要有节制地进行消费，而当时的公务人员“就叫他们浪费也浪费不起，要不节约也不可得，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浪费的能力”[71]。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节约运动很难开展。公务人员认为普通民众特别是中下层人士为战争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而一些“毒害抗战建国的奸商污吏得最大的享受”[72]，不同阶层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不同，他们所遭受的损失也不同，因而对于爱国节约运动所承担的义务也应该有所不同。
由于物价飞速上涨，公务人员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此时政府厉行节约政策，无疑会让公务群体更加反感。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的心理，政府提倡节约运动，却从没想过公务群体已经丧失消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