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储券”兑换比例的学界观点与民众心理反应
“中储券”兑换中最为核心且具争议的内容就是200∶1的兑换比例，这也是最易引起民众关注的问题。该比例人为地提高了法币的币值，也就是低估了“中储券”的真实价值。之所以高估法币，据何廉回忆，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国民政府对国家未来过于乐观；二是国内交通尚未恢复，法币很难从大后方运往收复区。[11]而在1945年9月，黑市中法币兑换“中储券”的比例是1∶120。[12]他还以重庆和上海为例来说明该比例的不合理性，根据1946年的《中农经济统计》和《中央银行月报》中重庆和上海的零售物价指数，两者都以1937年1月至6月为基期，则1945年8月重庆的零售物价指数是241 638[13]，而上海是9 740 247.7[14]。很显然，抗战胜利前夕上海的物价只相当于重庆的40.3倍。而货币兑换率却被人为定为200倍，在实际兑换过程中，曾出现过230∶1甚至更低的兑换比率。[15]1945年9月，以1 937年为基期，基期值100，上海的平均批发物价指数为34 598，到1946年5月增长到380 725，后者为前者的11倍[16]，而同时期重庆的物价指数比仅为1.35[17]，成都为1.56[18]。战前的昆明在大后方物价是最高的，其同时期物价指数比也仅为1.21[19]。这无疑是极大地低估了“中储券”的购买力，自然加重了收复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使得收复区民众财富再一次严重缩水，是对民众财富的恶意掠夺。何廉在回忆录中，认为要在上海和重庆物价指数之间建立比价，并以此为依据核定两地间通货兑换率；认为将比例定为50元或60元“中储券”兑换1元法币是比较合理的，而200∶1的比例只会让光复区民众一夜之间破财丢产。[20]
除了何廉，其他来自各大新闻媒体和众多学者的反对200∶1比例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媒体专门开辟“民声”专栏，发表民众对于收复接收工作的看法和意见，如该报1946年11月4日发表题为《急救上海物价》的文章，认为“二百作一比价之后，上海物价不断上升”[21]。有的则从“中储券”发行数量上论证200∶1比例的荒谬，认为考虑到抗战中沦陷区民众已经历过1∶2比例收回法币，当时估计收回法币数额约为115 800万元，因此决定兑换比例最合理的办法是先调查“中储券”的准确发行额，然后再依准备金基础估定其价值，从而最后决定“中储券”和法币的比率，逐渐收回“中储券”。[22]同时在“星期论文”版块，还有一批学者不定期发表文章，从学术角度论述换币比率的问题。伍启元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胜利后，无论是大后方还是收复区，都出现过物价快速下跌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市场心理大为好转，民众中出现“重法币而轻存货”的心理，但是，物价很快就又调头上扬，“不能不说是二百比一的恶果”[23]。曾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也认为“中储券”兑换的后果是不幸的，“伪钞的价值是被低估了的”[24]。至于兑换比率，多数学者更是众说纷纭，自抗战胜利以来，很多经济学学者、教授建议了不同的兑换比率，比如西南联大经济学教授伍启元提出兑换率应该定为100∶1，谷春帆则认为应该是50∶1。[25]著名财政金融专家魏友棐在《整理伪储币的意见》中提到应以“善意的方式来处理，参酌自由区与沦陷区的自由汇兑率，不宜相离过远”[26]。而据追随汪伪政权多年的传奇人物金熊白回忆，他采访过钱大櫆，后者曾任金城银行大连分行经理，并担任伪中储行的副总裁，钱氏根据“中储券”的发行总额以及其与外币的兑换率，计算出“中储券”兑换法币的比例应该是28∶1才是最合理的。[27]此外，民国政要的日记或回忆录中，也零星地提到兑换率不合理。可见，众多媒体或学者都指责200∶1的比率确实不合理，并且提出了兑换比率的建议。
最近十几年以来，也有不少学者关注“中储券”的兑换问题。郑会欣详细全面地梳理了战后“中储券”兑换政策的制定经过，也对收复区民众货币财富缩水这一事实持肯定意见，认为货币“无形中被削弱了70%”[28]以上，其研究颇具代表性。还有一部分学者对伪中央储备银行进行研究，论及战后敌伪银行资产清理时，提到了“中储券”的兑换比率，代表性的有戴建兵的《浅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战时货币的整理》[29]以及朱佩禧的《汪伪中央储备银行研究》[30]等。上述文献的共性在于基于史料的叙事，基本都认可“中储券”兑换比例不合理。
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虽然他们没有从理论上论证兑换比例的不合理性，但是从自身感受和体会出发，也认为利益正在受到侵犯，自然也有不满和失落。著名金融史专家洪葭管也认为，人为压低的比率除了掠夺收复区民众财富之外，还显然是“把法币在收复区的购买力抬得远比大后方高，从而客观上不可避免地推动了华中地区的物价高涨”[31]。因而，收复区民众不仅没有感受到胜利和复员的喜悦，反而怨声载道，以至于收复区流传一首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32]这首民谣，很形象地表达了民众对于兑换比例不合理的极度失望。抗战中，他们已经为丧失家园付出了深重代价，由法币到“中储券”，再到法币，收复区民众财富进一步缩水，财产损失程度无法进行完全的统计。普通市民也很容易通过日常经济行为发现贬值损失，如在《新上海》期刊上曾有一普通民众对于兑换比率的看法，虽然语言朴实，但是道出了货币兑换比例不合理所导致的人们的愤慨：(https://www.daowen.com)
当伪币初发行的时候，要二元法币掉换一元伪币，现在再拿二百元伪币，去掉回一元法币。人民因此倾家荡产的不计其数。某同乡会有一笔十万元公款，存在银行里，因为是公款，不能随便提出作囤积货物、经营商业之用，而且是定期一年一年地转下去，所以等到筹备伪钞发行，这笔款子就变成伪币五万元。现在此五万元伪钞，又被变成二百五十元法币了。十万元是法币，二百五十元也是法币！由十万元变成二百五十元，我们的政府，对于沦陷区域的人民，难道竟不负一点责任吗？我想良心上也有点说不过去罢！
最近上海市民，异口同声地说“今日法币的价值，敌不过去年今日的伪币价值”，大家对政府二百作一的政令，发生怨怼，发生恐惧！市民拿二百作一去换得来的法币，价值如是之低，竟不及去年今日之伪币，焉得不生怨怼？[33]
以上文字可谓字字泣血、句句诛心，是普通民众对于“中储券”兑换比例的控诉，其心理毫无疑问是充满怨恨。抗战结束之后，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存款势必会越发趋于贬值，另一方面是兑换比率的极端不合理，两者共同影响着民众财富的真实价值。这则史料中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作者没有将存款进行囤积投机，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在为没有投机而感到懊恼，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民众没有合适途径保护自身财产，唯有进行投机，而囤积则是易行手段，具有较强操作性和可行性。
在战后物价尚有一丝低落的时候，“中储券”兑换比例的不合理，不仅导致民众损失过重而产生普遍怨言，还造成收复区与大后方物价差异巨大，为投机者提供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两地不同的物价水平，大后方城市游资大量涌向上海购买物资，必然促使上海物价在短暂的回落之后疯狂上涨。也正如何廉所言：“中储券兑换率实为极为敌视和严重的错误，当兑换率由官方定出时，上海物价下跌，但这仅仅持续了没有几天，随着法币逐渐充沛，物价猛涨。”[34]笔者曾撰写文章，通过反事实分析方法，认为假如没有制定如此极端的兑换比例，或许上海物价反弹不至于如此强烈和迅速。但是假设永远只能是假设，无法替代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