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上涨与金融机构数量的增加
沦陷区是近代中国金融业相对繁荣发达的区域，包括上海、南京、天津、青岛、厦门等一批重要城市，尤其是上海，更是中国金融中心。诸多华商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很多总部在大后方的银行也在上海设立分、支行，比如著名的聚兴诚银行等。1943年是银行数量快速增长的一年，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料，1943年初上海华商银行增加至107家，而到了10月，数量达到167家；钱庄数量从94家增加到169家。[1]而到了该年年底，银行数量达到194家，其中总行设于上海的有93家，上海总行附设本埠分支行处72家，总行在外埠并于上海设立分支行处有24家，外埠分行又附设本埠支行处5家，其中商业储蓄银行为133家。[2]据洪葭管的统计数据，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仅上海一地就有195家银行，钱庄226家，信托公司20家。[3]这些银行钱庄大多成立于1940年之后，成立之时资本金数额都不大，绝大部分都集中在100万至200万元之间，最低的仅有50万元。[4]金融机构数量激增，其根本原因值得仔细探索。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正式入侵租界，从而结束上海租界“孤岛”历史。如果说“孤岛”时期上海银行数量增加，原因可能是租界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而在全面沦陷时期，上海银行突然出现增长，其势头犹如雨后春笋，其中的原因可能与之前存在不同。欲分析钱庄、银行出现井喷式增长原因，自然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而金融家的心理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新增银行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钱庄或者银号改组而成立。在《三行经济周报》[5]座谈会的报告中，该刊物重要负责人潘桐云的观点和见解具有代表性，可视为当时金融家们对开设银行的一种普遍心理。潘氏认为上海沦陷时期游资是导致银行数量快速增加的重要原因，战时上海成为游资的重要集中地，虽然政府提倡以及学者鼓吹积极引导游资到后方西南地区，但是成效甚微。现有金融机构，如银行和钱庄利用游资进行大量投机，这种现象具有示范作用，一种心理认为开设银行和钱庄是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为。
据《经济特讯日译》[6]上的报道，在1943年春，上海新成立13家银行和12家钱庄银号，正在筹备中的银行和钱庄分别是10家和8家左右，“已显游资动态之一斑。”[7]《银行周报》1943年10月对上海162家汇划钱庄的设立年份进行了调查，表2-1即为统计结果。
表2-1 上海162家汇划钱庄创设年份
数据来源和说明：转引自最近上海市钱业调查[J].银行周报，1943，27（43—44）：11—16。原调查报告中的年份都已经转换成公元纪年，特此说明。汇划钱庄为加入钱业公会的钱庄，故又称“入园”钱庄，它们的资本在钱庄中最大，实力雄厚。
表2-1中，从清末到民国，汇划钱庄数量在大多数年份增长极其缓慢，诸多年份增量只有1家。而到了1940年开始出现明显增长的趋势，仅1943年就新开了86家，4年间增长了20倍。
钱庄数量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准入制度的宽松，也有出于通货膨胀压力的考虑。第一个原因是，钱庄在历史上一直以合伙制形式存在，极少部分钱庄是独资的，一般钱庄股东人数在2至10人之间，每个股东具有无限连带责任。而1942年，汪伪政府不仅对于新设金融机构实行限制，而且还限令各合伙组织性质的汇划钱庄，从1942年8月至次年8月共一年时间内，一律依法改组为有限公司组织。[8]有些钱庄改组成为银行，其他钱庄却选择进行改组成为有限公司，原因在于银行设立的门槛与手续远较钱庄复杂，因而有一种心理认为，“钱庄经营相对自由，经理有独立的权力，不像银行那样受到各种牵制，而且，钱庄能够容易逃避政府的限制和检查。”[9]此外，汪伪时期钱庄加入钱业同业公会的门槛也降低，在晚清及民国时期，钱业同业公会对于会员的加入，具有严格的审核条件，一般会考察会员股东身份、资质和声望，并且要经过已有会员投黑白子以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入会。能否加入钱业同业公会，对于钱庄地位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比如会影响到同业汇划等业务的进行。而在汪伪时期，钱庄只要按照所谓的《公司法》向伪财政部申请登记，只要获得批准并领得营业执照，就自然成为钱业同业公会成员[10]，这在制度上起到刺激钱庄数量增加的作用。
第二个原因则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储券”发行数量急剧增加，导致严重贬值，进一步激励钱庄寻找有利可图的业务以对冲贬值损失。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于1944年调查了该年上海同业1月至7月贷款、存款利息，通过翔实数据展示了钱业丰厚利润，其结果见表2-2。
表2-2 上海1944年上半年钱业存贷利息调查（每千元利息额）(https://www.daowen.com)
数据来源：上海新设银行之危机[J].建设月报，1944，1（1）：149.
表2-2中可见，钱业存贷款利息差距悬殊，比如1944年1月，贷款利息是存款利息的5倍有余，从1月至7月，两者比例一直维持在5∶1左右。钱庄利润主要来自贷存利息差，很显然，贷存利息比是促使钱庄数量增加的重要原因。
再来看一下银行的情况。除了钱庄，银行增速也非常快。据1943年年底的调查统计，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有会员银行共达170家，其中商业储蓄银行52家，各行业自设银行34家，收受存款及放款的普通银行84家。自1938年初至1943年年底，5年内新开设银行数量共达118家。[11]其中，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出现了诸多行业银行，也就是很多行业自行组织设立银行。依据1943年《银行周报》对上海金融机关的调查，银行名称中冠以行业的并不在少数，比如中国烟业银行、绸业银行、渔业银行、棉业银行、药业银行、瓷业银行，等等。[12]另据《上海金融志》的统计，上海沦陷期间小银行、钱庄大量出现，几乎各个行业都有银行[13]，这实质上是产业和工商资本都在向金融市场转移[14]。
由于监管缺失和投机兴盛，大量行业自设银行造成金融市场秩序的混乱。投机性银行数量增多，实质上反映了上海工商业的衰落以及人们心理的变化。1938年至1943年间，工商界可投资事业较少，资金出路较窄，原来用于投资实体事业的资金被吸收去开设银行，出现各业都有自设银行的现象。这其实是工商衰落的征象，也是金融业病态的表现。《经济周报》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和金融界众多人士其实都对银行快速增长的势态持保留态度，认为新设银行资本金和规模都很小，它们的出现是在通货膨胀情形下，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许多暴发户的新兴财团逐渐形成，从而设立新银行以应自身的需要和方便。[15]《申报》记者通过实地调查，认为银行井喷式增长反映了当时业界一种普遍心理，即开设银行不仅是一种所谓的时髦现象，更是投机应对通胀的有效手段，比如在1944年3月16日的一篇报道《上海金融现状里面观》中，即比较形象地反映了通货膨胀下金融投机者的心理：
上海整个经济市场中，以金融界的畸形发展，最为热闹；近一二年来，新开办的银行，有如雨后春笋，环顾南京路、江西路、九江路、宁波路、北京路等，一家一家新设的银行，个个都是庄严的门面，好像只有办银行才是最时髦的事业，只有办银行才有生路似的；一时的风气所播，银行就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骄子。
假使稍加研究，便知他们开办银行的理由，无非是吸收存款，再利用存款购买物资股票地产，以待物价地产股票上涨，而获厚利。这可说是一般所开银行的主要目的，也就是从事新开银行业的心理。众多机构或者企业利用游资增加的机会，纷纷开设金融机构，“不仅可以吸收社会游资，以增强企业的营运资金，而且可以分散工业企业集中经营的风险”。[16]
在其他沦陷区域，也出现增设银行、钱庄的现象。比如苏州在1941年之前，银行数量并不多，七七事变前苏州只有银行17家，主要包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金城银行等。[17]大量小银行出现始于1941年，这些银行资本比较薄弱，其资本金一般在20万至30万元，主要业务是高利放贷，银行总数达到31家。钱庄方面，全面抗战前苏州有12家，资本金数额最大者，如晋生、保大等也仅有4万元，并出现钱庄倒闭的现象。而到了1944年，钱庄也出现快速增长趋势，先后设立钱庄82家。[18]银行、钱庄数量的增加，虽然说是一种畸形繁荣，但有其合理之处。首先从社会心理来看，民间普遍存在一种心理，即认为开设银行意味着荣耀，因而在苏州周围乡村的殷实富户就会携带资金前来开设银行，当然也有出于资金安全考虑的因素，苏州的社会稳定程度要好于周边乡村地区，诸多因素都为苏州游资集中创造了可能。其次则是利益驱使，民众心理认知中，银钱业利润即使微薄，但是成本也较其他行业要轻，因而苏州一地银行钱庄数量也随之快速增加。
以上部分，用数据说明了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集中，解释了通货膨胀压力之下，以银行、钱庄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数量增长的原因。从社会心理方面看，则是趋利避害以及开设银行为荣的心理，导致拥有资本群体选择从事金融投机事业。沦陷区金融事业出现战时繁荣，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原因在于其繁荣的代价是产业的萧条与衰落，涌入游资无法找到投资去路，因而多集中于投机事业，造成金融业的畸形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