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通货膨胀
著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即“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的普遍上涨，物价上涨是近代经济史上尤其是1940年之后的一种常态。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内物价因为战争而上涨，但其增速并不明显。沦陷区物价也呈现增长趋势，因为涉及伪币兑换的问题，以及不同的政局形势，比如上海“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以至全面沦陷等时局变化，此地区通货膨胀具有与抗战后方不同的特点。
至于物价上涨程度，一般都用各期物价指数的变化来衡量。近代物价指数的编制是逐渐走向成熟的，最早的指数为英国人W.C.Wetmore根据海关报告编制的1873—1892年间的中国批发物价指数[17]。随后出现一批通过田野调查而得到的农村物价指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金陵大学农经系卜凯（Buck）教授带领学生所作的物价调查。另外，还有一些政府机构和组织也成立了物价调查小组，并且出版发行相关的物价统计报告，其中出版于全面抗战时期的、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上海物价月报》[18]《中外经济统计汇报》[19]《中农经济统计》[20]《统计月报》[21]。不同的物价指数，比如趸售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消费价格指数等，具有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方法，因而在时空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各种指数，分析指数的差异，选择最合适的指数。于民众而言，日常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影响最直接而明显，因而有必要对其着重分析。它们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别，表现在物价指数考察对象不一致，即不同机构编制指数时所选择的物品种类和数量都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所选择的基期也各有不同。相对来说，基期选择不同，换算成同一基期难度不大，较易处理。而统计口径差异却无法再作修正，所以本书尽量选择同一机构所编指数。囿于有些刊物并不连续，停刊的现象比较普遍，个别年份或者地区的数据缺失，需要参考不同刊物的指数，并进行合理的换算和修正。无论采用何种物价指数，笔者都会对其来源和处理方法进行解释，做到客观准确，提高各项数据的可信度。
既然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么除了各种物价指数，还需要引用数据说明货币发行数量的变化。正如前文所述，沦陷区域的货币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影响力最大的伪币是“中储券”，兑换比例变化造成民众财富的缩水，对于通货膨胀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除了说明货币发行数量变化之外，还要加上伪币兑换这一重要的制度因素。
本书研究以华中地区为中心，兼顾华北和华南沦陷区物价情况，原因在于汪伪政权持续时间较长，从1940年3月30日一直到1945年8月16日，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伪政权。其实际控制范围，包括上海、南京、汉口和厦门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华北沦陷区则以北平和天津为主，选择这些地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沦陷区物价指数的考察，数据比较完整的主要有上海和天津。数据来源除了民国期刊以外，还包括1949年后整理编制的一系列物价指数，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以下简称《上海指数》）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以下简称《南开指数》）。这两部物价资料汇编，数据完整，涵盖了社会经济的主要方面，比如生活费指数、物价指数、外汇指数等，所统计的时间较长，其中，《南开指数》从1867年一直到1952年，时间跨度将近一个世纪，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现分别从趸售（批发）物价指数和生活费价格指数两个方面展现上海和天津的物价变化。
（一）天津物价和工人生活费指数的变化
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北平和天津是两大重要的“特别市”[22]。在《南开指数》中，由于战事时局变化，其编制呈现阶段性特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南开大学迁往昆明，经济研究工作曾一度中断，因而1937年7月至1942年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部行所编的“天津物价年表”，计价依据是伪联银的官定价格[23]。批发物价指数主要是按照用途和加工程度分类，前者包括食品、纺织品、金属品、建筑材料、燃料品和杂项等六类；后者包括原料品和制造品。本书中所选取的数据以用途分类为主。工人生活消费指数包括食品、服用品、燃料及水、房租四大类，皆与工人生活直接相关。
由于1937年7月至12月数据缺失，这里改将1938年1月作为考察起点，以简单几何平均数计算得到天津批发物价指数，而工人生活费指数则采用加权综合平均数计算，两者都以1926年为基期，取值为1。为了直观地显示两种物价指数的趋势变化，将之可视化，其结果可见图1-1。
图1-1 1938—1942年天津批发物价指数和工人生活费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第15—16页的天津批发物价指数以及第245—246页的工人生活费指数编制所得。
从图1-1可以看到1938年至1942年天津沦陷时期物价走向。从1938年初到1942年2月，两种指数差异并不大，相对来说，批发物价指数要略高于工人生活费指数。但从1942年3月至12月，工人生活费指数要高于批发物价指数，而且差距越来越大。1942年3月，批发物价指数和工人生活费指数分别为6.352 5和6.611 1，到了12月，两者分别达到7.524 2和9.697 7。虽然存在一定差距，但两者的趋势非常明显，即都呈现增长趋势，从1938年至1942年，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4.23倍，工人生活费指数上涨了6倍。客观地说，这两个增长率，相对于抗战胜利后的物价增速来说，其实并不算高，这在本书后文中将作进一步论述。但是物价上涨速度要明显快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在此作一横向对比，引用《中外经济统计汇报》中的“重要各国批发物价指数表”的数据，发现战时日本批发物价指数1938年为127（以1936年为基期，基期值100），到1942年12月增长到181，约增长了0.42倍，可谓比较低速的增长。再看英国和美国，从1939年至1942年年底，其批发物价指数分别增长了0.52倍和0.31倍。关于生活费用指数，由于数据较少，很多国家都没有完整连续的数据，但是可以查询到部分国家较多年份的数据，比如同期日本生活费用指数从110增长到156，增长倍数仅为0.42。可见此时天津两种指数增长速度都要明显快于其他主要国家。(https://www.daowen.com)
（二）上海的物价变化
沦陷区第二个重点考察对象是上海，能够反映华中沦陷区通货膨胀发展情况。在指数选择方面，国定税则委员会出版的《上海物价月报》的数据最完整，也最权威，但是与天津物价研究稍具不同之处在于指数类型的差异。上海物价有趸售物价指数、一般物价指数、零售物价指数和工人生活费指数等。其中，1941年之前的数据主要是上海趸售物价指数，最早由北洋政府财政部驻沪货价调查处所编，以1913年为基期；后于1929年改由国定税则委员会编制，基期改为1926年。[24]还有一般物价指数，主要记录1937年至1945年间的上海物价数据，由中国经济研究会所编，其中1941年年底之前的数据也是来自税则委员会，之后数据是由该研究会直接调查所得，计算基期改为1936年。[25]可见，各指数在编制时存在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基期选择以及所包含考察的商品服务种类方面，也即统计口径不一致，因而不能简单地纵向对比。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综合考虑了统计口径的问题，以1936年为基期重新编制，得到新的批发物价指数和工人生活费用指数，增强了数据的可比性。相对于华北地区来说，上海的物价指数更具连续性，也更完善。1940年至1945年的上海批发物价指数见表1-1。
表1-1 1940—1945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1936年=100）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G].153.表格内容稍作调整，只选取了1940年至1945年数据，并计算了增长倍数。1945年的数据经过平均值处理，因为1—10月是用“中储券”计算的，而10月之后用法币计算。
从表1-1，我们看到了上海批发物价指数的飙升程度，总批发物价指数由1940年的505.7涨到3 973 600，涨了约7 857倍。在分类指数中，金属和化学品上涨幅度最大，分别达到了约10 528倍和10 742倍；食物上涨幅度是最低的，但也有约5 571倍。
接着再看一下1940年至1945年间的工人生活费指数情况，这项指数与民众生活更直接相关。工人生活费指数内容包括食物、住屋、衣着、杂项等四大类，基期同样也为1936年，表1-2即为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表。
表1-2 1940—1945年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1936年=100）
数据来源和说明：上海市工人生活费指数（1937—1949）[G]//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330.另外增加了“增长倍数”。
相对批发物价指数而言，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增长速度更快，总指数增长了约14 142倍。其中住屋房租一项，增长相对缓慢，仅为约9 840倍；而衣着一项，增长速度尤为迅猛，达到约41 384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两种指数差距并不大，此后随着战事发展，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一直高于工人生活费指数，到1944年，前者是后者的2.1倍，而到了1945年，两者比例关系出现巨大逆转，表现在工人生活费指数突然激增，增速是批发物价指数的1.5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