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群体的生活质量
教师与公务人员一样，其收入刚性决定了他们对冲通货膨胀的困难。即使是同为教师群体，中小学教师与大学教师也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抗战大后方的中小学教师群体，他们在比较公务人员和高校教师待遇之后，心中存有较大不满。
笔者于《大公报（桂林版）》中找到许多反映民众呼声的史料，比如桂林附近农村小学教师在1942年时的月薪只有国币48元，其他收入包括生活补助费10元以及平价米津贴80市斤。虽然政府明文规定按月发放，但除了生活费及补助费能够如期领取外，其余平价米津贴筹措相当困难，经常三至五个月都不一定能够领到。因而，很多小学教师感慨生活的极其不易，“以本县的盐、油、米价来论，虽不及桂（林）市那么高贵，但米每市斤至少也要二元五，茶油每市斤六元，生盐每市斤六元五。处在这般困苦的境况下，教师们又将怎样办法呢？”[73]虽然说教师群体自己认为“物质上感到痛苦，而精神却是愉快的”[74]，但是他们对于平价米津贴迟迟不发极有意见，内心不平自然不难理解。据《大公报（桂林版）》，到1942年10月底，桂林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教师才领到6月的平价米津贴，而由于物价上涨，以7月的米津贴来买11月的米，显然购买力大打折扣。不仅如此，教师10月的薪水还被扣了10%作为储蓄券[75]，物价上涨而薪水被扣造成生活更加艰难。
中小学教师心中有不满，还来自与大学教师工资的比较，虽然后者在战时待遇也并没有达到很高的程度。以桂林为例，物价上涨压力之下，中学教师要求按照中央规定标准实施薪水待遇。其中所谓中央规定是指广西省政府为提高各级公务人员及教师待遇，从1941年10月1日起按照中央标准薪水规定十足发薪。但是在法规正式公布之前，广西省政府决定只对公务人员按照十足给付薪水，但是中学教师不在实施范围之内，甚至不仅没有十足发薪，还会略有减少。[76]在中学教师看来，当时大学教师除月薪之外还有许多津贴，中学教师即使十足发薪，也难以达到大学教师的薪资水平。在该年6月，中学教师薪水还曾一度打五折支付，但各公务人员却是十足照发，这自然会使中学教师感觉受到“另眼相看”[77]。
那么，大学教师待遇如何呢？同样受到物价疯涨煎熬，他们的薪水会不会像中学教师所说的那样高呢？可以引用当时一些文章或言论来论证物价形势对于大学教师群体的影响。
首先，就是昆明九名教授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以伍启元、费孝通和杨西孟等为代表的大学教授在抗战时期提出的观点言论颇具代表性。大后方通货膨胀日益严峻，由于物价剧烈变动，整个社会经济都呈现畸形发展，甚至达到影响败坏人心的程度。九名教授联名发表言论，提到大后方通货膨胀对于不同阶层财富的转移效应，他们认为承受物价压力的阶层除了士兵之外，就是公务员、教师和其他薪水阶层。对照物价飞涨水平，他们的薪水远不及物价的高涨程度。如果按照1941年的物价水准折合战前法币购买力，他们的收入最高约合战前30多元，最低的竟然在10元以下。[78]因而在他们中间，借债、典质和变卖什物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不仅他们本身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他们的孩子生活也尤其可怜。最终，九名教授认为全民抗战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社会各阶层为战事承担着完全不同的负担，甚至出现“有钱得财，无钱出钱”的畸形现象。言外之意，也就是抗战中财富积累较多的阶层利用战事获得意外红利，即“有钱得财”；而贫困阶层却无形中遭遇了通货膨胀带来的财富贬值损失，当然大学教师也不例外地承受了这种损失。
其次，大学教师薪水并没有中学教师所言的那么高。同为工薪阶层，两个教师群体都是通货膨胀受害者，大学教师生活境遇并没有比中学教师更好。1941年《中农月刊》曾发表过著名农业经济学家、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处处长乔启明的调查文章，他对成都市大学教授与木工的收入作了调查和对比。相对于教授而言，木工更具有应对通货膨胀风险的优势。木工工资可以赶得上生活费用的增长。在1941年6月，成都市的生活费用指数已达到1 655（以1937年1月至6月为基期，基期值100），木工工资指数已升至1 840，但是大学教授的薪金指数仅升至236。[79]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曾设计了两个重要指数，即劳动负贩界生活费指数与军政教育界生活费指数，木工和教授分别属于这两个指数的考察范围。需要说明的是，木工工资虽然与劳动负贩界生活费指数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它们基本保持高度相关性，研究发现木工的工资变动弹性很大，从1939年开始劳动负贩界生活费指数上升，木工工资则随即增长。至少到1943年，劳动负贩界生活费指数上升的同时，木工工资基本都保持同步增长。[80]
当然，物价快速上涨时期，木工收入也受到影响，只是影响程度与公教群体存在差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再用劳动负贩界生活费指数和军政教育界生活费指数与法币购买力来证明两者所受物价的影响，其结果见表3-12。
表3-12 1937—1942年劳动负贩界与军政教育界的法币购买力指数比较（1937年1—6月=100）
续表
数据来源：成都市生活费用指数（民国31年元月19日）[J].经济周讯（成都），1942，（112）：29.
从表3-12可见此时期劳动负贩界的生活费指数一直低于军政教育界，而法币购买力多数时候都大于后者。大学教授薪资上涨水平还远不如木工，这是指上涨速度而言，木工平均工资上涨速度快于教授工资，而后者明显落后于物价增速，因而时人感慨：唯一不贵的东西——薪水[81]。
最后，是对教师群体生活质量的冲击，可以视为通货膨胀的直接影响，生活质量每况愈下，物价总体上涨压力和福利损失。除了检索民国期刊和报纸，还可以在民国日记、文集、回忆录、书信和自传等多种不同文献中找到证明教师群体生活质量变化的史料内容。但是由于资料过于散乱和碎片化，资料整理的难度较大，因而本书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所采用的文献主要包括《吴虞日记》《顾颉刚日记》《吴宓日记》等，本节余下部分即专门关注这一个问题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