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群体的社会心理及其嬗变过程
从教授或其他文人的日记或回忆录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背井离乡来到大后方继续奉献于教育事业，但是每天面对着日益上涨的物价，他们中的很多人将心情和心态以日记或书信等形式记录下来，生活艰辛跃然纸上，令人唏嘘。
作为薪水阶层，他们与其他市民或农民具有不同特点，有的学者认为在抗战大后方，农民所受通货膨胀的冲击相对来说较小。比如方显廷认为由于农村的封闭以及自给自足，农民所受影响较小，而固定收入阶层，主要是教师及政府公务员则经受巨大的艰难困苦。[82]笔者也持相同观点，但不同于以往分析，不局限于以数据说明他们生活质量的降低，而是从心理方面考察他们的行为。这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较高的文化水平，知识分子的清高性格，使得他们面对生活的窘迫，容易产生失落心理。生活方式剧变和生活水平的悬殊，改变了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
其次，他们具有较高理解社会政治经济的能力，能够从学理上分析政府相关政策的得与失，并且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自身及群体的合法利益。维权行为也是社会心理变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内心直接反应。
最后，教师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能够代表社会主流心态，他们的心理嬗变过程，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民心向背转变的历程。从全面抗战开始到国共内战结束，物价上涨引致的生活水平低落，伴随着社会、经济、货币政策的变化，教师群体的社会心理经历了从期盼、支持、失望到绝望的变化过程。
（一）全面抗战初期物价低廉时期的优越感
教师群体心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焦虑，而且焦虑的产生有一个变化过程，随着通货膨胀形势日益严峻而逐渐加深。在初到大后方之时，他们并没有过多焦虑，相反还有一种优越感，因为发现西南大后方的物价远低于东部地区，甚至认为后方是物价天堂，这种心态主要出现于1939年以前，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教师群体的亢奋心态阶段[83]。出现这种心理，原因在于他们空前高涨的抗日救国热情以及对于抗战形势的过于乐观，相对低廉的物价则是这种心理的催化剂。
为了说明后方物价相对低廉，这里首先引用《中农经济统计》的数据，选择主要城市1937年至1940年中等米的零售价格作分析，中等米价格的变化具有代表性，因为它是重要民生商品，与民众关系紧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水平，考察对象为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和雅安。这五个城市中等米价格的变化见表3-13。
表3-13 1937—1940年西南主要城市中等米零售价格变化
数据来源和说明：中国各重要城市中等米零售价格表[J].中农经济统计，1942，2（11—12）：56—57.表中数字单位是国币元/市斗。
表3-13中，五市中等米零售价格在1940年之前的变化都很小，除了昆明和雅安米价略微低于1元之外，其他城市米价基本保持在1.3元每市斗左右，而在1940年突然激增数倍以上。比如重庆，1939年每市斗中等米售价仅为1.32元，到了1940年增加到7.07元，增长了约4.36倍。
而从教师日记或传记中，则可看到他们对于全面抗战初期大后方生活的美好回忆，其原因在于物价的低廉。如著名细胞遗传专家李先闻在《抗战期间四川九年》一文中，回忆了1938年春节之后在成都郊外稻麦改进所的生活，“吃的是包饭，六块大洋一月。……我的薪水是三百六十九元一月，因抗战关系，发薪七折八扣，这样我每月还有将近两百大洋的收入，生活相当富裕。”[84]旅美散文家柳无忌在《南岳山中的临大文学院》一文的回忆中，讲述了他在南岳山中的临时大学[85]文学院的生活，日记中写道：“工友去南岳市上给我买来了鸡蛋36枚，橘子39只，花生一大包，仅费洋一元。这时国币真值钱！”[86]柳无忌在日记中对于南岳衡山的抗战临时大学生活比较满意，虽然工资在战时受到损失，但总体来说“生活比较充裕”。此处所说的工资损失，是因为大学教授的月薪平均水平为法币350元，但是在长沙的临时大学只发了270元，约相当于原来的七折。
由于大后方的闭塞，物价也呈现区域性差异，最明显的就是西南物价要比东部城市的物价低，以至于很多迁往后方的大学教授对于当地物价产生了“误解”，以至于后方很多地方因为他们的到来而造成物价立即上涨，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朱东润教授关于刚到乐山时，对当地物价的比较有趣的回忆。武汉大学西迁到乐山之后，当地民众称呼教师为“中央人”，意思就是他们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地位都比较高，在当地民众眼中所谓的“中央人”都是“有钱人”，连朱东润教授也认为即使这些“中央人”工资因抗战打了六折，生活水平也高于当地民众。他在自传中提到一件租房趣事，在乐山租房问房东房租价格，回答仅要50元。租客觉得50元房租过高，但得知原来是一年的房租才50元，顿时感觉“我还当是每月五十元呢，是太便宜了”[87]。但是随后他们就发现房租全部上涨，因为当地人发现这些教授都是“财力雄厚”，自然能够承担如此“高昂”的房租。
不仅如此，他们在外吃饭还感觉到菜价太便宜，结果又造成菜价普遍上涨。据朱东润教授回忆，1939年四川物价比较便宜，他们的生活很安定。[88]而在乐山人眼中，来自武汉大学的“中央人”收入很高，“男的月薪一千元，女的月薪八百元。”[89]而在昆明，由于货币问题，更显得当地物价低廉。1937年前昆明通用法币和云南富滇银行发行的新滇币。新滇币与法币兑换比例为2∶1，即2单位新滇币只能兑换1单位法币，持有法币可以兑换更多数量的新滇币，从沦陷区来到昆明的民众发现用法币衡量的物价极为便宜。如西南联大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昆明因为使用新滇币购买物品，发现“物价便宜的不得了”。
从上述几个例子，我们看到在1937年至1940年之前，大后方物价处于较低水平，因而教师群体有了一种心理优越感，在心态上也比较轻松。他们因为物价相对较低而感到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种心理是基于一种对比，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们都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来到大后方，教师薪资水平相对于大后方普通民众的收入显然要高，再加上部分地区比如昆明的货币存在差异，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他们对于当时的生活水平比较乐观。
（二）物价上涨过程中的心理落差
但是好景不长，大后方物价低廉只是短暂的现象，人们的轻松心理维持时间并不长，从1939年已经开始出现物价上涨的趋势，1940年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份，物价快速上涨导致教师群体的心理产生巨大落差，以往的优越感逐渐成为回忆，而生活的艰难和窘迫成为他们迷茫、焦虑和痛苦的根源。正是基于这种心理，他们所采取的各种行为，有的理性，有的却并不理性，行为选择合理与否是心理状态的直接反应，通货膨胀对教师群体的压力不断增加，从乐观到失落，心理落差让他们措手不及，也使他们从最初的乐观与憧憬中醒悟过来，开始面对通货膨胀冲击。
1.物价上涨的阶段性和非均衡性特点
从时间段来说，1940年至1942年为物价上涨的第一个阶段，珍珠港事件是一个重要转折点。1942年之后的物价增速明显加快，1942年至1945年可视为抗战时期物价上涨的第二个阶段。
以重庆为例，以1937年1月至6月为基期，基期值100，到1937年年底其趸售物价指数为110，1941年年底则上涨至1 690。重庆屡次遭受日机轰炸，战争破坏成为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1939年5月遭受“五三”和“五四”大轰炸之后，重庆物价更是涨势迅猛，衣着类和食料类增加最快，该月两类的物价指数分别达到251和138.8[90]。而到了1942年，重庆物价指数更是快速上涨到5 100，比一年前的3倍还多。[91]
大后方不仅物价上涨，而且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结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首先是不同性质物品之间的价格的差异性。比如重庆1941年6月时，西门子花线的价格已较战前增加约377倍，而桐油价格仅较战前增加6倍余，配箱黑猪鬃仅较战前增加8倍有余，陕西细绒棉花增加不到13倍。[92]其次，是物价与工资薪金的失衡。在趸售物价平均已经较战前增加数十倍乃至100倍的时候，职称较高的教师和公务员的薪水，也仅较战前增加3倍。最后，是各地物价间的失衡。有的学者根据调查，发现米在湖南的价格只相当于四川的一半，而四川盐价却只有湖南的一半。即使在同一省，价格也相差很大，四川壁山1942年10月20日的米价每石为573元，而在巴中地区的通江、南江仅为216元。[93]
大后方物价普遍上涨，原因首先是供求关系的剧烈变化，大后方人口数量增加导致需求增加，大量工厂西迁也增加了物资需求；而供给方面，1940年粮食减产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其次是运费成本问题，交通不便导致香港和上海等地物资很难到达大后方，特别是武汉和广州沦陷之后，后方与海外交通联系难度大大增加，多以公路运输为主，物品运费高昂。据赵兰坪的研究，从昆明到重庆，运输物资每吨大约需要1 200元，而全面抗战之前，及至1937年，运输物资每吨价格则不超过150元。[94]最后是囤积问题，囤积和物价上涨互为因果，两者相互推动，在战时形成恶性循环。除了这些主要原因之外，当然还包括其他原因，比如汇率影响等。
2.物价上涨第一阶段教师群体的焦虑和迷茫心理
以1942年为时间界线，1939年至1941年间可谓百物飞涨，直接造成教师群体生活质量日益下降，他们产生了生活和工作担忧，焦虑和不满情绪逐渐增强。他们的心理已经完全不同于全面抗战初期，心态随着物价上涨而发生变化。之前的乐观情绪荡然无存，教师群体的普遍心理是焦虑和迷茫，甚至还有恐慌。
这些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生活在1940年年底彻底发生了改变，之前生活相对安定，战时物价上涨使他们感觉到了危机的深重阴影，西南联大可以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分析对象。杨西孟统计了昆明市大学教授的薪津，不仅考察了薪津增长数量，而且剔除了物价因素，从而得到他们的真实薪津水平，数据颇具说服力。他认为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变得极其艰苦，单纯从数额上来看，薪津似乎是增长了，但真正购买力不仅没有增长，反而降低。以至于有些教授认为他们刚到昆明时，如果跟别人说工资是每月300元，当地人会很惊奇地说工资太高了；过了两年之后告诉别人月薪是800元，而别人同样很惊奇，因为工资太低了。[95]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足以说明这些教师的工资远落后于物价增长速度。杨西孟的统计数据，以西南联大中等薪金四口之家的津贴为标准，所考察的指标包括生活费指数、薪津约数和薪津实值三项，其数值见表3-14。
表3-14 1937—1945年昆明市大学教授薪津约数和实值（1937年1—6月=100）
续表
数据来源和说明：转引自杨西孟.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J].观察，1946，1（3）：6。对原始数据有所删除，即舍去了1945年下半年之后的数据。
表3-14中可以看出，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西南联大教授薪资水平从270元增长到56 650元，增长了大约209倍，但是实际薪资却从250元跌到了13.2元，也即1945年上半年的56 650元薪资只相当于1937年的13.2元。但是，杨西孟所统计的只是相对数，缺乏具体物品的价格统计。
再看具体物价的变化情况。自1939年夏天以来，物价开始迅猛增长，1937年初每斤大米价格仅为4.5分，到了夏季增长到1角8分，增长了3倍。到1939年年底，不仅米价涨到3角3分，其他民生物品价格也是飞速上涨，比如面粉由1937年的每斤1角1分涨到5角4分，猪肉则从每斤2角6分涨到1元6角2分，涨幅惊人。同样，日用品价格也经历了快速增长，白布由每尺1角涨到1元零4分，布鞋每双从3角涨到2元9角4分。[96]
在西南联大，全面抗战刚开始之时，物价上涨幅度有限，学校温饱不成问题。据当时学生回忆，联大刚搬到昆明之后，市场上菜、肉、鱼等供应很足，每人每月花七八元就能吃得很好。[97]联大于1939年9月制定了补助办法，主要针对月薪200元以下的教职员发放临时补助，梅贻琦校长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中作报告，认为三校到滇教职工月薪在200元以下者，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后经由沈履、郑天挺和黄钰生三人会商三校暨联大教职员制定临时办法6条，规定凡月薪低于200元的专任教职员每人可获临时补助50元。[98]
到了1940年，由于粮食供应减少和物价上涨，全校师生开始感觉到生活异常紧张。米粮供应也因米价飞涨而受到极大影响，“米价早晚不同，竟至断市。”[99]粮食供应不足，梅贻琦校长建议确保联大师生不致断粮，每月每户提供1石6斗米粮。[100]考虑到北大和南开教师艰辛，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时期，梅贻琦还在年终时送给其他老师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101]教授们都认为生活极其困难，无法与战前环境相比，如金岳霖这样的美食家也只能偶尔弄点西餐解馋。[102]而身为教育部专聘教授的陈寅恪，同时又身兼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薪水待遇要远高于一般大学教师，但他也感觉到生活的困苦，可见当时教师的生存艰辛。他于1940年元宵节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即《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虽然元宵节很热闹，但是陈寅恪内心却尤为郁闷，在诗中流露出了对物价上涨的忧虑，“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银钞入手空”，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对于生活窘况的担忧。
面对货币快速贬值现状，为了避免收入进一步缩水，有些机构开始停发纸币工资，而代以直接发放实物。有些教授能够得到稿费，但是也无法满足生活的需要。如朱德熙在回忆王力教授时，曾说过王力教授的夫人从家到商务印书馆取《中国现代语法》一书的稿费时，发现稿费连付路费都不够。[103]在当时，有人戏称西南联大教师“十儒九丐”[104]，迫于物价上涨和生活异常困难的压力，不少教师做起了所谓的兼职以谋生计。比如闻一多在1940年每月薪水仅够十天半月的开支，基本靠从学校透支糊口，甚至将家中除衣被之外的物品都变卖掉。[105]之前刻印对闻一多来说只是兴趣爱好，但此时迫不得已公开挂牌刻印，联大校方认为他的行为有辱斯文，但他却认为刻章已经成为解决他生计困难的重要手段。[106]为了应对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教师寻求兼职机会以贴补生计，这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除了闻一多的制印绝活之外，其他教师也在寻找兼职工作或变卖物件等，比如冯友兰和罗常培卖书法作品、朱自清和王力变卖文稿等，而没有一技之长的普通教师只好到其他高校或者中学兼职任教，甚至有些到有钱人家做家庭教师。当教师们发现他们所得工资虽然逐月增加，但所有纸币号码都是连续的，心里早已感觉到通货膨胀的到来，收入已经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所以“校外兼差成为唯一自救的办法”[107]。在《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一书中提到昆明一家非常有名的包子铺，就是联大一教授的副业。[108]
此时，联大还专门成立了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109]1940年11月，西南联大教授联名上书政府要求改善待遇，教育部决定对兼任行政职务的教师给予特别办公费，相当于额外特别福利。时任联大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认为这项特别办公费只会增加矛盾，所以他并没有接受这笔福利费用。其实，他们一家在昆明的生活相当贫寒，只能“始以积蓄补贴，继以典赁接济”[110]。相对于教授而言，年轻助教生活更是艰苦，他们工资比教授少，在饮食上只能与学生一起自办“饭团”，生活相当清苦。很多助教还需要到中学去兼职任教，以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以至于在昆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即“什么最便宜？助教、邮票！”[111]，虽然只是一句调侃，但透露出大学助教收入低下和对生活艰难的无奈。助教鲁溪在《联大八年》中写到，物价导致生活压迫，是每一个在联大教书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不管物价涨了多少倍，薪金的增加总不出百分之几，几倍和万分之几相比，生活就自然愈来愈困难了。”[112]即使是教授也受困于物价昂贵，昆明实际薪资水平在大后方也属较低水平，众多大学教授不得不消耗早先储蓄，典卖衣服以及书籍，“卖稿卖文、营养不足、衰弱、疾病、儿女夭亡……换句话说，经常的收入不足，只有消蚀资本，而最后的资本只有健康和生命。”[113]过分节俭实属自然，如沈从文在给别人寄书稿时，为了防止超重而省邮费，将原稿的四边裁去只剩纸芯，这样就可以少付邮费。[114](https://www.daowen.com)
在重庆，1937年米价仅约13元一石，而中央大学教授中工资最高的每月有360元，即使是助教工资也有70元。到了1941年，重庆米价已经增长到300元一石，而中央大学教师工资增长却仅在10%至20%之间，这无疑让所有教师生活受到极大影响。1941年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教授，看到教师工资现状也颇为感慨，曾经说过：“我们学校穷，同人也穷，我们只能以感情相维系，以大义相劝勉。”[115]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其时任职于重庆南开经济研究所，也不得不在重庆与郊区不同的研究所之间往返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目的在于“挣得足够的薪金，应付在通货膨胀条件下的高昂生活费用”[116]。
在成都，《吴虞日记》中有大量对于成都米价的记录，从中可发现1940年之后米价逐月变化过程。1940年11月2日，成都米价为241元每石。而在次年4月，米价已经涨到每石410元。1941年5月11日，吴虞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米六百一十元，菜子三百一十元……外间嘈要吃大户，此乱机也。”[117]到了11月11日，米价则涨到每石740元。1940年11月至次年11月一年间，米价从241元涨到740元，涨幅为207%。仅仅一年时间，成都米价涨至原来的3倍还多。
以大米为代表的民生物品价格飞速上涨，导致了众多人士的焦虑和担忧。如叶圣陶在1941年4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得通伯、东润[118]信，于米价之高涨，社会秩序乏不易维持，皆深忧虑。”[119]叶圣陶自来到重庆之后，就一直和留在上海等地的朋友保持通信联系，这一部分信函现已出版，都冠以“渝沪通信”，而他从乐山寄出的信函则冠以“嘉沪通信”。据《叶圣陶传》，他与朋友的书信来往中，许多内容都与日常生计有关，特别是关于物价问题的交流和讨论。[120]由于是与朋友间的交流，情感自然比较真诚，是内心的坦诚交流，因而所述内容真实性和可信度较高。
陈岱孙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抗战是一项长期国策，抗战胜利需要靠国内经济的支持，而不是军事力量。物价剧烈高涨，“对于人民的生计，政府的财政，广言之，整个国内的经济机构，俱产生深切的影响。”[121]战时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飞速上涨，不只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还关系到抗战形势变化。对于众多教师来说，在经历了生活质量的日益下降之后，他们对抗战形势产生了迷茫心理。相比之前的纯粹焦虑，此时他们对战争形势的预期变差，全面抗战初期的信心和空前高涨的热情也逐渐消失，行为也在发生改变。
不仅如此，政府高层也开始关注物价所带来的恶果，蒋介石在1941年4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物价高涨，粮米奇贵。”[122]政府已经意识到物价上涨趋势，但并没有采取措施遏制通胀趋势恶化。张嘉璈认为战时国民政府即使采取反通胀措施，效果也不会明显，因为政府根本一直没找到通胀的根本原因，而将反通胀的措施全集中于货币领域。由于银行体系的不健全，无论是吸引公众银行储蓄还是购买公债，都无法在货币领域成功实现减缓通胀的目的。[123]也正因为如此，即使高层已经意识到物价的严峻形势，但是所作的努乏善可陈。
虽然存在对生活水平下降的焦虑，以及对抗战形势的悲观，但教师群体出于对事业的热爱，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坚持教学科研工作，实属不易。在《联大教授》一书中，众多当年的师生集体回忆西南联大的教授，其中除了缅怀他们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之外，还有对当时异常艰难生活的不堪回首，“物资匮乏，通货膨胀，教师们在工资收入只以应付家庭的小部分支出的处境下，还能把教育事业办好，是要有点精神的。”[124]以至于在他们生活中，经常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125]。
3.通货膨胀严重恶化下教师群体的内心绝望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促使物价再一次快速飞涨，随后大后方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教师群体心理从焦虑转向恐慌，不仅对生活质量和经济形势感到恐慌，而且开始质疑政府，信心丧失甚至是内心绝望。
此时，全面抗战已经持续了四年之久，大后方教师的心理变化，也呈现高开低走趋势。从1942年开始，他们的生活更加窘迫，即使有再高的爱国和工作热情，内心的苦闷和痛苦都加剧了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知识分子仍然坚持以自己的力量为抗战作贡献，其实他们内心无比煎熬，甚至是仅仅依靠信念支撑着他们的工作，应对物价上涨的行为与之前相比也更加艰难。
在表3-14中已经提到过教师实际薪资的变化情况，自1942下半年开始生活费指数骤然从5 325涨到12 619，不到半年涨幅达到136.98%，而之后生活费指数更是涨到了1945年的430 773。巨大生活压力让教师群体生活形势更加严峻，提高生活待遇的呼声也快速高涨。
教师群体生活困难，政府部门开始制定教职员奖助办法。1942年教育部制定颁布《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奖助金办法》，目的在于奖励有成绩的专科以上学校教员研究著述，以减轻他们战时生活上的困难。该奖项共设甲乙两种，其中甲种奖助对象为具有优秀科研成果的教员，而乙种奖助对象则是家境特别困难或生活上有特殊需要的教员。乙种奖助金又分为补助和借贷两种，其对象分别是生活困难无法维持者和患病所付医药费需要补助者。[126]抗战胜利之前，教育部还为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学术研究提供补助费，其历年数额可见表3-15。
表3-15 1943—1945年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员学术研究每人每月补助费标准 单位：元
数据来源：转引自吴圣苓.师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507。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显示，很多教授都申请了乙种奖助金，其中凌达扬教授申请数额最多，为2 500元，华罗庚也因为生活困难申请了1 200元，而朱自清等教授则希望以最高额度申请奖助金。[127]
教育部各种奖助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教师生活压力。从表3-15中可以看到，1943年至1945年学术研究奖助金数额逐年翻番，但是这种数额能否满足教员的生活所需呢？换句话说，奖助金加上月薪的增长速度是否快过物价上涨速度？如果月薪加上各种补助涨速远不如物价，那教师的生活质量显然没有得到实质提高。在此，以公务员生活指数近似表示物价上涨程度，表3-16体现了昆明公务员生活费指数情况。
表3-16 1941—1945年昆明公务员生活费指数（1941年10月=100）
续表
数据来源和说明：转引自昆明市公务员生活指数比较表[J].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及生活指数，1947，6（1—3）：18。原表中1945年之后的数据已经省去。
表3-16中以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作为替代指标，可见其生活费总指数逐年快速增长，1945年是1944年的5倍还多，其他明细分类增长幅度也很大。另据食品价格统计，1941年10月昆明中等熟米每市斗售价12.55元，1945年12月已经涨至2 768.89元；再如猪肉也是从1941年的5元每市斤涨到987.91元每市斤。[128]
生活费指数飙升，引起了教师群体对于生计更深的担忧。不仅昆明物价上涨，连西南联大分校所在地的叙永也同样面临生活压力。叙永虽只是一个小县城，但物价上涨远甚于昆明。1941年1月10日，叙永分校的王裴庆等教师致函杨振声主任，内中提到“在昆明之日，每月伙食至多为三十五元，此间包伙至少须六七十元，而蔬菜质量远逊从前……生活用品，亦均较昆明高出一倍”[129]，因而希望学校能够根据区域间的物价差异公允处理。后来杨振声主任呈函联大常务委员会，请求每人每月增发津贴60元。校方也考虑到教师生活不易，为缓解生计窘迫，由学校设法筹款垫发教师及其家属1940年全年米贴，并且从1941年开始逐月调查米价，按照市价酌情增减。因为叙永米价相对昆明为高，米贴作适当调整，标准要比昆明稍高。从联大的处理方案来看，联大比较顾及教师同仁生活，抗战实属国难，生活艰苦卓绝，学校也是从设法筹款到尽量解决教师生计困难问题。
但是物价不断上涨，增加薪水和津贴都只能缓解一时压力，可谓杯水车薪，战时特殊环境加上政府的货币政策，无法从根本上缓解物价上涨压力，所以教师要求增加待遇的呼声日益高涨。教师对于学校常务委员会的请求，已经被学校上报给教育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昆明等地物价处于新的上涨阶段，联大常委会在致教育部函件中详陈物价形势，一方面是物价上涨，而另一方面却是政府对于教师工资的折扣，“同人等薪津平均每月不及六百元”[130]，无疑更加降低了教师生活标准。特此补充一下，联大常务委员会所言已极为客气和谨慎，所谓的平均600元，其实远远不及这个水平，在1941年能够达到薪水600元的，仅有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三人，他们每月薪水是660元[131]，而其他众多教师即使是教授也达不到600元，更何况职称相对更低的教师和职员。从表3-14和表3-16中可以看到教师工资的实值和高昂的生活费指数情况，相较之下，教师生活标准日益下降。
为了说明抗战期间的联大教师工资水平，本书依据西南联大相关史料，按照职称对1942年和1944年间的联大教师工资进行了简单统计。囿于资料有限，统计只能选择代表性教师，并以职称作为分类依据。即使同一职称，由于教师岗位级别、年龄和工作年限等方面存在差异，他们的工薪水平也不完全一致，统计目的在于考察教师薪水与物价增长之间的悬殊差距，见表3-17。
表3-17 1942年和1944年西南联大不同职称教师工资水平 单位：法币元
续表
数据来源和说明：以上数据全部来自王文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根据教职员名册相关材料整理而得。
①沈从文1942年职称为副教授，1944年已经为教授。
表3-17中，绝大部分教授工资水平并不高，即使到了1944年，工资达到600元的也并不多，当时工资最高的是身为常务委员的三位校长（表中未列出，即张伯苓、蒋梦麟和梅贻琦），但也只有710元。以1942年为例，有清华大学档案史料《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这个估计的依据是1942年11月的昆明物价，而估计方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昆明简明生活费指数，1937年上半年指数为100，到了1942年11月则为14 828，假定战前教授家庭每月最低生活费为50元，到了1942年则为7 414元；而另一种计算方法，是根据1941年行政院制定的公务员每月日用品消费量计算，计算结果是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用为7 646元。[132]可见，两者差距较小，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再结合表3-17，1942年教授工资众数为470元，与最低生活费相比，差距悬殊。因而，身为知识精英的教授也面临极其困难的生活困境，不少教授只能依靠典卖衣物和降低生活水平甚至终止子女教育来维持。而到了1942年，许多教授感慨即使要典卖，也已经无物可典，众多家庭实有无法维持生活之虞。[133]
有关教师待遇的问题一直都是当时的社会热点之一，1942年朱森教授之死更令此问题成为舆论焦点。朱森教授是著名地质学家，曾任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1941年8月带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学生外出考察地质。大后方的大学为教师提供平价米，身为重庆大学教授的朱森，自然可以领取到平价米。而该年10月，朱森教授接受中央大学新校长顾闻余的邀请，来到该校担任地质系主任。重庆大学9月的5斗平价米到了10月才送到朱森家中，并由朱夫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悉数领取。朱森就是因为这5斗米而被人举报，被教育部记大过处分一次，并且没有给他任何申辩机会。教育部的处罚理由看似“正常简单”，即朱森教授已经由重庆大学转职到中央大学，自然不应该再领取重庆大学的平价米，而他自己也因为此事极度忧郁造成旧病复发，于1942年7月6日去世，年仅40岁。事实上，据经济学家吴半农解释，当时顾校长还亲自写信给教育部为朱森辩白，认为“此事纯属疏忽，绝无有意兼领”[134]。当时社会舆论都认为教授之死，是因为“多领五斗平价米”，既为他的处境鸣不平，也感觉到知识分子在战时的生活艰辛与地位卑微。当时很多报纸和期刊都发表了针对此事的评论，除了同情和感慨，就是对于公教人员待遇改进的建议。[135]而在教师群体中，则产生了兔死狐悲的心理。
【注释】
[1]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110.
[2]中国各重要城市零售物价指数变动说明[J].中农经济统计，1942，2（2）：15.
[3]杨培新.中国通货膨胀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4]四川省农民所得所付物价指数[J].中农经济统计，1942，2（5）：62—63.
[5]四川省农民所得所付物价指数[J].中农经济统计，1942，2（5）：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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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39.
[12]这份物价刊物，主要编制了甘肃省兰州市、岷县、酒泉、天水、临夏、平凉、武威、庆阳等八县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但是出版期数很少，只有1944年和1945年两期。
[13]重庆市历年人口统计表[J].地理，1943，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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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陈翰笙.米价与农民[J].半月文萃，1944，3（3）：19—20.
[20]陈翰笙.米价与农民[J].半月文萃，1944，3（3）：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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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陈文川.农业建设：大后方农村经济问题[J].广东省银行季刊，1943，3（4）：230—241.
[32]陈文川.农业建设：大后方农村经济问题[J].广东省银行季刊，1943，3（4）：23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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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陈文川.农业建设：大后方农村经济问题[J].广东省银行季刊，1943，3（4）：229.
[39]陈文川.农业建设：大后方农村经济问题[J].广东省银行季刊，1943，3（4）：229.
[40]陈文川.农业建设：大后方农村经济问题[J].广东省银行季刊，1943，3（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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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在米的压迫下[N].大公报（桂林版），1941-0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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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195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47.
[54]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195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47.
[55]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195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47.
[56]同上.678.
[57]同上.703.
[58]同上.708.
[59]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195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75.
[60]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1937—195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75.
[61]同上.709.
[62]同上.750.
[63]尹德先.公粮与限价[N].大公报（桂林版），1943-06-22（3）.
[64]司法人员呼声，米贴一年尚未领到[N].大公报（桂林版），1942-07-10（3）.
[65]陈锡周.公务员节约为战时节约之关键[J].边政旬刊，1940，（28）：7—10.
[66]告诫公务员节约令[J].中央警官学校校刊，1938，2（3）：96.
[67]告诫公务员节约令[J].中央警官学校校刊，1938，2（3）：96.
[68]此处甲乙两种储蓄券，券面金额各分为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及一千元六种。甲种储蓄券是记名式，具有固定期限和利率，在购买满六个月以后，即可随意支取本金和利息。如果存至第五年年终和第十年年终，可以按照之前规定取得红利，类似于银行的定期储蓄。乙种储蓄券是不记名式，是在购买时即预付利息，期满之后按照面额兑付。两种储蓄券都由各发行行局直接向储户负责，并且由国民政府担保其本息的安全。
[69]蒋介石.节约建国储蓄告全国同胞书[J].新建设，1940，（11）：2—3.
[70]物价与节约[N].大公报（重庆版），1944-04-06（2）.
[71]物价与节约[N].大公报（重庆版），1944-04-06（2）.
[72]物价与节约[N].大公报（重庆版），1944-04-06（2）.
[73]小学教师生活，虽待调整并不气馁[N].大公报（桂林版），1942-06-25（3）.
[74]教员米贴问题[N].大公报（桂林版），1942-11-04（3）.
[75]此处所说的储蓄券，即为节约建国储蓄券。
[76]中学教员薪给，应按中央规定标准[N].大公报（桂林版），1941-09-30（3）.
[77]中学教员薪给，应按中央规定标准[N].大公报（桂林版），1941-0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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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此处的临时大学即七七事变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在长沙成立的临时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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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同上.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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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同上.537.
[130]王文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544.
[131]同上.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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