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艰难与自设金融机构
融资困难，是近代中国企业生存环境恶劣的重要表现。银行虽然对工商业有大量放款，比如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每6个月一期（共五期）的资产负债表显示，从1941年6月至1943年6月，该行的押放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依次是26.09%、28.39%、32.62%、35.71%和38.79%[75]，放款比重逐年增加，但是由于金融市场机制不完善和资本市场的落后，银行放贷存在很大风险，惜贷现象严重。虽然在民国时期就有企业征信调查机构，比如中国征信调查所，它们调查企业的规模、经营和征信情况，但银行“惜贷”心理却因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恶化而加强，很多银行宁可将资金存入同业赚取同业拆借利息收入，也不愿承担贷款给企业带来的更高风险。我们可以考察同业存款数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业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40.51%、40.88%、40.02%、30.80%和28.97%[76]。虽然出现下降，但是对比贷款比重，同业存款比重显然居于更高水平，说明银行在权衡贷款与同业存款的时候，在一定时期内优先考虑存于同业，这是出于降低风险水平的考虑。
因而对于很多急需资金的企业来说，它们的贷款难度无疑增大，各业如何筹集资金自然成为一个具有共性和普遍性的难题。正如刘鸿生对于贷款困难的埋怨，能够代表大多数企业家对于银行贷款的普遍心理：“吃银行饭的人最势利，当你需要款子的时候，总是推说银根紧，不大愿意借给你，即使借给你了，因为利息高，自己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变为银行的利息。”[77]也正因为筹集资金的条件苛刻和难度太大，自筹资金或内部融资成为诸多企业的首选决策。
因此，恶劣的金融环境以及认为贷款太难的社会心理，使得诸多企业开始开设储蓄部，大公司如荣家企业、永安公司、刘鸿生企业等，小至普通商号、工商店铺，企业创办金融机构成为一种风气。对于刘鸿生企业来说，其已经深刻意识到融资难度，于是产生一种心理，就是为了避免仰人鼻息，一定要有自己的金融机构。刘鸿生与张公权（张嘉璈）、徐新六、胡孟嘉等提出发起组织中国企业银行，从1931年夏天开始筹备，直到该年11月12日才正式成立。[78]原计划股本是200万元法币，其中由刘鸿生出资110万元，其余90万元再招募外股。[79]此行设立面临资金短缺问题，通过抵押企业大楼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获得100万元作为银行股本，一直到1942年股本才增加到7 000万元“中储券”。[80]
中国企业银行成立之后，对于刘鸿生企业集团来说，不仅实现了较高盈利，也为融资铺平了道路，它的存贷款数量及盈利水平逐年增长，可见表2-11。
表2-11 1940—1944年中国企业银行的存贷款数量与盈利水平 单位：千元
数据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下）（1937—1949年）[G].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27.(https://www.daowen.com)
表2-11显示的是中国企业银行从1940年到1944年的盈利水平，即用一个会计年度的纯利润与总股本的比值表示盈利水平或盈利能力，该值从15.2%增加到72.81%；需要说明的是，股本数额没有变化，而盈利额的增长存在一定水分，主要是因为没有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为了更清晰地对比说明中国企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宜选择一个参考系进行对比分析，这里选择同在沦陷区开展业务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作对比，该行1940年至1944年的盈利水平见表2-12。
表2-12 1940—1944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盈利水平 单位：元
数据来源和说明：何品，宣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G].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根据1940年至1944年各年份该行的损益表综合整理得到。其中1942年及以后年份的数据经过货币转换，即全部由法币转化成“中储券”计算。
对比表2-11和表2-12，从1940年至1944年，除了1943年，其他年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盈利水平竟然还不如中国企业银行，这说明刘鸿生企业集团自设银行机构也能获得很高的利润，甚至要高于金融界一些非常有名的银行，比如“南三行”中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贷款难度引起刘鸿生的融资焦虑，他尝试自设银行，结果获得令人惊喜的成就。刘鸿生的大儿子刘念仁也对中国企业银行的经营非常满意，他于1942年9月22日写信给他父亲，喜悦和得意之心情溢于纸面，他在信中写道：“情形尚属良好……存款逐年增加，营业日以发展。以本行资本而言，犹不及近来新创者之大，而所做营业已驾乎资本大于我者之上。”[81]可见，开办中国企业银行，虽然注册资本少于其他银行，但是盈利水平超过很多银行，这也可以从表2-11和表2-12的对比中得到验证。特别是1942年上海实行货币兑换，即“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这又给中国企业银行提供了一次非常有利的赚取利差机会，法币以2∶1的比例兑换“中储券”，该行“折半计算，幸调度得宜，获有余利，足资抵补”[82]。
相似情况也发生在荣家企业身上。物价上涨，游资不断涌入上海，上海投机盛行导致大量投机性质的金融机构一夜间涌现。荣德生于1939年发起组织广新银公司，主要从事银行业务。广新银公司与刘鸿生的中国企业银行具有相近的目的和背景。荣德生也认为公司的富余资本与其放在银行，还不如自己用来做其他项目的投资，从而实现资本增殖。同时，他也遇到和刘鸿生一样的问题，就是融资受到银行和钱庄的制约。但是两者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其实对于荣家企业来说，诸多银行很情愿贷款给他们，特别是申二和申九两厂在战前还清债务之后，上海几家大银行如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等都争相给它们贷款。[83]从这可以看出，荣德生说要摆脱银行的“钳制”，从根本上而言，这些所谓的“钳制”都是可以克服的“小事”，其真正目的是让他的企业集团变成融工业、商业和金融于一体的企业体系，即依照日本三菱公司的做法，将企业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