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主要伪币
在描述民众社会心理之前，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沦陷区先后经历过的主要伪币。伪币的产生，目的在于破坏法币的信用。全面抗战以来，随着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先后沦陷，曾出现过不同种类的伪币，主要有“蒙疆银行”的“蒙银券”、华北“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联银券”、华中地区“华兴银行”的“华兴券”以及“中央储备银行”的“中储券”，现分别作一简单回顾。
（一）“蒙银券”
1937年8月27日张家口沦陷，之后于9月4日成立“察南自治政府”。同月27日成立了“察南银行”，由“察南政府”向“满洲中央银行”借入1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1]该行发行的货币也称“法币”，与日元以及“满元”挂钩，要求同年10月1日至20日间收回旧法币。随后在11月22日，“察南”“晋北”和“蒙古”三个“自治政府”联合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于是改组“察南银行”，成立新的“蒙疆银行”。其注册资本分别由上述三“自治政府”各出400万元，于12月1日开业。据民国《经济研究》的专题研究，截至1938年3月，新设立的“蒙疆银行”共发行纸币换入旧法币数目达到8 194 813元，而在同年9月共发行“蒙疆银行券”约23 036 531元。[2]到1939年11月，伪蒙疆钞共发行54 000 000元。[3]
（二）华北“联银券”
1937年12月14日华北“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日本于次年1月7日发表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声明，并公布《银行条例》41条，其中主要规定了出资者、股本、性质、组织、业务和各分行地址等。[4]该行颁布《旧通货整理办法》，但是发现法币流通很广，不得不实行渐次收回的办法，其主要做法是针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期限。比如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天津、山东等地发行的“北方券”以及河北省银行、“冀东银行”发行的法币，其流通期限仅限于办法颁布之后一年之内；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发行的“南方券”，流通时限更短，仅为三个月。此外，还有一些地方银行发行的库券，如山东省民生银行发行的库券，以及面额不到一元的纸币和硬币的流通时限却未作具体规定。
“联银券”被规定与日元等值行使，其实一文不值，其发行目的在于兑换中国法币，利用法币购买外汇，主要是英汇和美汇。同时，为了实现其“日元集团”的美梦[5]，发行数量增长很快，1938年11月，发行额为160 000 000元，到了1939年12月，增长到367 000 000元，增长了129.38%[6]。至于“联银券”总发行数量，民国期刊中曾有相关的报道，根据1947年的《苏财通讯》[7]中《伪联银券之盛衰》一文的统计，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以来，到其于1946年10月16日被接收为止，总共发行了195 102 897 116.82元[8]。
华北“临时政府”肆意压低法币价值，根据1938年3月其公布的《旧通货整理办法》的规定，“联银券”与法币等值流通，同年8月8日其又宣布将在华北流通的“北方券”强制贬值一成，即按照敌伪纸币九折行使。在1939年2月，伪政府又决定再将法币减值三成，加上之前的一成，总共减值四成，相当于法币六折流通。法币价值不断被恶意压低，1941年9月，兑换比率变成1∶2，即1元“联银券”兑2元法币，而到了1942年年底到达新低点1∶10。(https://www.daowen.com)
（三）华中“华兴券”
日本为了加强对华中地区的经济侵略和金融掠夺，于1939年5月在上海成立“华兴商业银行”，这家银行成为日本统制华中金融的重要工具，其资本额为5 000万元。[9]其出资主体为“维新政府”，总裁为“财政部长”陈锦涛，副总裁为“满洲中央银行”理事鹫尾矶。
“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华兴券”，具有与“蒙疆券”和“联银券”不同的特点，表现在不与日元挂钩、与法币等值以及可以自由买卖外汇等。三菱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吉田政治在东京经济俱乐部所作的演讲中，说到“同样都为日本所采取的政策，但是‘银联券’和‘华兴券’却有如此差异，实为外国人所耻笑”，并且认为“此种纸币，结构上非常奇突，实不能称之为通货”。[10]但是，看似只是两种伪币的差异，其实体现了日本国内对于法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说“银联券”是作为与日元挂钩的货币，那么“华兴券”则是“利用法币论”在沦陷区金融统制中的实施。“华兴券”虽以法币作为准备，但沦陷区人民对伪政权的痛恨，造成该种货币的信用低下。尽管“华兴商业银行”认为“拉拢沦陷区内之民心，使与新政权[11]合作，为目前最重大的工作中心”[12]，但最终仍被沦陷区民众抵制。
（四）“中储券”
汪伪政权是本书的重点研究考察对象，其控制区域以上海、南京和江苏等为主，物价资料和史料比较丰富，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通货膨胀变化情况。汪伪政权成立以后，在经济和金融制度建设方面，于1941年1月成立发行货币的“国家银行”，这就是所谓的“中央储备银行”。其发行的货币就是“中储券”，挤兑法币，企图从金融方面巩固其在沦陷区的统制。“中储券”对法币的竞争和驱逐，与重庆国民政府展开的一场场货币战争，对后者的金融力量产生了巨大的打击影响。[13]
至于“中储券”的发行数量，不同机构的统计总额存在较大差异。据《银行周报》伪币收兑报告中提到的数据，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战时共发行“中储券”41 993亿元[14]。这个发行额根据伪中储行账册统计得到，1946年4月29日《申报》上《伪币登记截止》一文与《银行周报》上的数据保持一致[15]。而1945年《金融周报》报道了日本东京方面的“权威”数据，“中储券”发行总额为33 216.92亿元[16]。这两个数据存在很大误差，笔者比较倾向于伪中储行的账册统计，因为“中储券”发行中曾经出现一大批连编号都没有的纸币，这种纸币发行数额无法统计，而日本所谓的权威机构可能根本就不统计这一部分“中储券”。相对来说，伪中储行账册中统计的纸币数额可能更接近真实发行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