囤积与民众心理
物价上涨的形势下，在以上海为代表的沦陷区域，囤积各种物资成为流行趋势。即使有政府的严厉统制，比如颁布限制囤积商品条例，但是民众依然会选择囤积行为。能够囤积到物资者，自然是待价而沽；而没有囤积者，则是哀叹社会的不公，甚至产生对前者的怨恨。无论是否参与囤积，都要面对物价上涨的客观形势，其心理变化能够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
（一）囤积形势下的民众呼吁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其他沦陷区和香港等地游资都涌向上海，资金逐利性促使其寻找投机出路，自然会增加市面的货币供给，游资泛滥，导致囤积投机现象日益严重。
至于大量游资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战争局势的变化。1937年“八一三”事变至国军西撤之后，上海租界成为“孤岛”，特殊的政治和地理条件，使得内地大量资金流向上海。而在欧战爆发之后，欧洲局势恶化，使之前在欧洲的资本也流回中国，南洋华侨也产生不安的心理，也多汇款到上海。[29]“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国际资金流动频繁，促进了游资数量的增多。[30]
据《申报》估计，到1940年3月，上海游资至少在30亿元以上，其中50%为各银行活期存款，10%用于投资沪西的新兴事业，其余40%是过剩资金，大多流向囤积投机领域。[31]而据《国民新闻周刊》报道的游资数据，1941年8月上海游资分布情况为：银行存款约25亿元，外汇及金块约8.7亿元，各种有价证券约8.5亿元，各种商品栈存约10.75亿元。[32]这些游资都需要寻觅出路，必然会对市场投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市面上，最主要的囤积投机对象和行为包括：（1）日用必需品：如米、面粉、煤、布匹等；（2）买卖外汇和外币；（3）买卖黄金；（4）买卖股票；（5）经营汇划贴水和套利。从分类上看，投机对象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商品、货币、外汇等。其中，商品市场的囤积投机最为严重，而棉纱更是囤积重点。据1940年《大美周报》的调查，“平时上海存纱约在7万到8万包之间，但据可靠估计，本市现有存纱25万包，大都在投机分子手中。另外，大批棉纱的买卖仅为货单上交易，交易者初无真正出货的决心。”[33]游资增加了上海通货数量，造成各种投机盛行的现象，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断刺激物价上涨。
这对民众则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普遍认为“今日之日用品，无一不涨，亦无不归咎于奸商囤积”[34]。以米为例，囤积导致米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压力陡然倍增，认为“上海民食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应该镇压投机家故作的恐慌”[35]，而“沪地民众莫不叫苦连天”[36]。由恐慌而产生了愤恨，因为投机囤积导致市场更加畸形，供需矛盾进一步激化。愤怒情绪日益高涨，在当时很多报纸中可以看到读者的心态记录，颇具真实性和生动性。现以《申报》为例说明，上海很多市民非常关心物资供给和价格涨跌，他们或是写信，或是撰稿向报社吐露心声。虽然形式不同，但其内心特点具有共性，即期待囤积者能够考虑其他民众生存，可以说是一种无奈和无声的愤怒。比如1940年9月9日刊发的一篇《“吃大户”》的文章[37]，可谓一次接近绝望的呐喊：
现在上海的民食问题，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阶段，一般拥有资金的富翁，仍然在装聋作哑，不肯顾虑数百万同胞的生活，共同想出法子来彻底救济！并且一般丧心病狂的米商，还要囤积居奇，掀风作浪，弄得米价拼命高涨！他们这时岂能料想到：大众得有饭吃，你才得有饭吃，弄到大众没有饭吃的时候，岂肯独让你安稳过去呢？要知道播下罪恶的种子，会造成你们自己的凄惨后果啊！[38]
从上面引用的一段文字，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一个愤怒的声音在向囤积者示威，这种发自内心的呐喊，足以表明普通民众内心的极度不满、恐慌以及对囤积行为的深恶痛绝。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简单地看，就是以每月有限的收入无法平衡飞涨的物价，“豆腐高如肉价，布匹贵于绸缎，电费加了又加，房捐增了再增。衣食住行，无一不难，开源无方，节流不能，生活的前途如何，根本失了把握，人心安得不慌？”[39]这种情绪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共识，是出于对物价上涨的担忧。
民众常常借诸各种形式发泄心中不满，最初是希望囤积商人能够考虑民众苦难，除了上述的直接呼吁之外，还有其他形式。比较有意思的是，笔者在《申报》中发现几首“劝诫”米商的绝句，希望囤积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40]。现抄录几首如下：
飞腾米价岂无因，户口骤增百万人，供不应求非昔比，贫民谋食倍艰辛。
到量无多价益昂，富家偏喜蓄余粮，投机取巧从兹起，闭粜居奇积满仓。
巨商囤积善操纵，笑骂由他作哑聋，为富不仁当国难，问心何以对苍穹。
疾驶朱轮辗锦泥，问谁顾恤到灾黎，道旁啼饿如无睹，人世炎凉太不齐。
可谓句句言简意深、凝练有力、深入人心，很显然，投机囤积行为受到当时人们的极度鄙视。更有甚者，民众不仅对囤积者心存厌恶和愤恨，更希望他们会受到相应的报应，这也许是民众最朴素的心愿，因为无力打击囤积投机，只有在心理上求得一丝慰藉，“囤积者不会有好下场”的心态，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下的这一首诗，则反映了这种心态：
衡量斗秤欠公平，夹底厚升暗变更，剥削些微虽细事，儿孙食报最分明。
可见，民众认为投机以及不公平的交易，终究会让子孙后代得到报应。无独有偶，从当时的报纸中，可以看到很多类似诗句或文章。它们的写作都是基于涨价和囤积的背景。有的文章或许更具幽默风格，比如如下这一篇：
今岁元旦，尝为囤户算命……兹将今年十二个月之命运，按次列后。是否应验，过后便知。“一月January，钱拿下来！二月February，翻一倍来！三月March，卖去？四月April，啊，不哩！五月May，霉！六月June，窘呐！七月July，急来！八月August，活个死脱！九月September，杀脱吧！十月October，喔，吐吧！十一月November，闹昏吧？十二月December，跌伤吧？”[41]
此处引用的史料，将月份用上海洋泾浜英语翻译出来，颇为诙谐，浅显易懂。虽说算命本身不可信，甚至有可能仅仅是作者的玩笑或调侃，但体现了民众希望囤积者从一月的得意囤积，走到十二月的大跌而受到经济损失的惩罚，正如前文所说的一样，囤积商人终究离不开恶报！
笔者在《申报》上看到一篇学生写的文章，非常震撼，从他对投机商人的质问，足以看到下层民众对囤积的愤恨心理：
我所要问的只是这一句：“你们可有不忍人之心吗？”请答复我！然今日的中国，尤其是上海实不下于当时；虽战争西移，而在租界上的难民却增加了多少，街道冻毙的乞丐又不知多少？这且不要去说他，但最近的米粮，煤球的陡涨，是怎么一回事？请答复我！穷人们的脂膏被搜刮了，而来充实你们的腰包，这已成了不可磨灭的事实；难道你们的心竟像煤球般的黑么？多少人因米的飞涨而感到困难，甚至于自杀，跳黄浦，请你们反省一下，假如你们遇到这种情形你将怎样呢？既然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那么请你们把“不忍人之心”拿出来，但不知道你们有“不忍人之心”吗？我的话说到这儿也完了，而是我所急切企求的：敬视诸位放出良心来！[42]
这篇写给报社的文章，可以看出作者的情绪和心理极其愤慨。以质问的语气，用孟子的名言对囤货者的血泪控诉，这正是民众痛恨囤货的明显心理反应。
民众害怕生活难以维持下去，因而会寻求当局的救济或者是呼吁解决之道。在上海“孤岛”时期，他们经常会在物价尤其是米价飞涨的时候，呼吁两租界当局采取平价政策。
所谓平价政策，就是利用行政力量干涉物价，其实施者主要是政府以及行业组织——同业公会。在平时自由经济时期，同业公会的力量发挥得更充分，其作用也很显著，上海诸多同业公会在行业价格的管理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协调作用。而在战时统制经济时期，出于限价政策需要，政府利用同业公会配合行使价格管理的功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缓和物价上涨的作用，但长期来看，限价政策功效有限，同业公会的职能实施也远不如自由经济时期。政府和行业组织的平价，就是限价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有的时期，平价政策会变成评价政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意思却有较大差异，平价更侧重一种强制力量，评价政策则是更多地体现在行业之间的协商和协调上。实际上，不管是平价还是评价，其目的都是稳定战时物价上涨。统制经济时期，米粮和纺织品是最重要的统制对象，作为重要民生物品，需求旺盛，而价格上涨会非常迅速地引起民众的关注。
在此情形下，民众的呼吁就成为一种极为正常和自然的反应。比如，他们会呼吁租界当局“负荷责任，严厉取缔市场非常交易，惩办不法市侩”[43]。而商会和同业公会组织成立上海米粮评价委员会，协商解决米粮价格上涨问题，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实行集团购米，其目的在于增加米粮存量，以实现米价的稳定。[44]评价委员会也认为市场秩序紊乱，其原因是“米蠹莫不掀风作浪，囤藏大宗食米，乘机抬价出笼，企图不劳而获巨利。……‘抢帽子’[45]之风复炽，……惟此辈投机奸徒，竟将当局训论置若罔闻，横行不法，诚罪大恶极。今全市四百万市民莫不渴盼两租界当局严厉查究，照暨颁规则按章惩处，借以取缔非法交易，稳定整个民食”[46]。再如1943年，汪伪政府发布《彻查上海大规模投机囤积》法令，当时比较受上海市民欢迎，因为很多民众相信囤积投机造成物价高涨，“现在居然获得政府当局的注意，而下令彻查，焉得不令人兴奋而欣喜呢？”，并且“希望政府明定取缔囤积的处罚法令”。[47]这些话语并非口号，而是在物价超越自身承受能力之后的期望心理的自然流露，具有普遍性。
各同业公会辅助配合租界当局实施物价限制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甚至起到相反作用。通过同业公会管理价格，有利有弊。其利在于同业公会最了解行业自身的价格特点，其协调管理具有针对性，因而其提出的目标价格比政府“一刀切”的管理更具可行性。但是，弊端也比较明显，原因是行业内部的普遍心理是希望利润最大化，自然是价格越涨越好，而同业公会的调价常常面临行业的集体压力，经常会出现压价徒有其表，并没有真实地行动。这与民众降低价格的心理预期恰好相反，最终影响价格协调的效果。
（二）民众普遍的投机心理
1.物价看涨心理与民众的从众行为
虽然说很多民众内心都反对商品囤积，认为囤积投机是物价上涨的罪魁祸首，但事实上，他们也在寻求囤积机会。追逐利润最大化，或者避免货币的快速贬值，这种心理实属正常。但是，每一个个体在采取所谓的理性决策时，却经常造成抢购和囤积的发生，只是有大小程度之分而已。
从社会心理学来看，每个个体的社会心理需要维持一定的平衡，不仅包括认知上，还有情感上的平衡。[48]如果感觉到心理不平衡，作为个体的人就会产生焦虑烦躁情绪，从而促使人采取某种行动获得新的平衡，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获得平衡感。而支配产生这种行动的动力，就是社会心理学上所说的心理内驱力。在囤积投机过程中，民众看到囤积正发生在身边，从而会产生焦虑，相比于囤积投机者，他们的内心会变得不平衡，只是这种不平衡的程度因个体能力而存在一定差异，囤积能力和数量取决于民众的财力、能力和预期。他们会模仿囤积行为，期望能够通过这种行为重新获得平衡感。其实在内心深处，民众对囤积的态度，也会因为个体之间的模仿和感染而发生变化。[49]焦虑所产生的危机心理，会从一个地方蔓延到另一个地方。在通货膨胀危机发生的时候，民众心理上有一个极大的弱点，便是担心货币价值跌落，这也是普通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尽管危机心理大同小异，但因为角色差异，每个主体的应对方法会有较大不同。
对于企业来说，它们是生产者，会过于担忧物价继续高涨所带来的成本影响，所以其一方面尽量购买原料，一方面对成品暂时保留不卖以作囤积。而中间商人，将会影响中间物资的供给，其一方面竭力收购，一方面囤积居奇。对消费者或普通民众来说，其担心物资来源被阻断和贬值加剧，会尽力抢购现货，以保障未来的消费。(https://www.daowen.com)
正是每个个体的投机心理，在客观上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囤积与投机，每个人都无法清晰地看到自己在囤积发酵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物价腾贵形势下，囤积和投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人营利行为，而成为上海市民为了生活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因而人们对其趋之若鹜。上海租界沦为“孤岛”之后，人们无法判断抗战形势，甚至存在一种悲观心理，认为战争困难还会长期存在，随着人口增加，民众便开始担心日常所需供给困难，尤其是怕米粮供应断绝。[50]据战时日本学者吉田东佑研究，当时上海有学者告诉他，“在全上海……还想活着的人，就非跟着囤些货不可。甚至公众福利、道德、国家、社会安全和良心……都可以不管，否则你就休想过活做人。”[51]虽然这种言论有点过激，但是体现了民众普遍相信投机是缓解生存压力的重要手段，这种心理一直支配着民众的行为选择，所以即使有各种法令限制和惩罚囤积投机，但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类似行为的再次发生。以民生商品米粮为例，不仅在上海，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米粮囤积也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财力悬殊，市场产生分化，即财力较雄厚者早已囤积大量米粮，资力薄弱或无资力者，“却不得不陆续购买高价米，他们是因米价贵而苦恼的阶层”[52]。而这些所谓的无资力者，迫于“不囤积不能生活”的困境，也采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囤积方式，包括竭尽所有资金购买粮食，其中大部分再转卖给其他人，留下一部分自己食用。
民众普遍有种看涨物价的心理，“以为今天比昨天贵，明天一定比今天贵，这种观念就使一般人，你也囤积，我也投机，所有资金完全使用在囤货上面。”[53]其实，上海民众，都有预先抢购囤货的心理，以抵消生活费用的高涨，对他们来说，囤货可以起到对冲物价上涨的作用。有些囤积者，特别是上海中下阶层民众，其实也是市场囤积投机的受害者，受害于上海人所讲的“大囤虎”。所谓“大囤虎”，是指大投机商和金融资本家。时人总结，“投机人物，除了一般开设字号专做投机生意的官商老板外，就是和我们一样的穷人”[54]。曾任江苏农民银行上海分行会计主任的吴菊初（吴诚之），曾经在《新中国报》上描述一个故事，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上海民众囤积的众生相：
现在的上海，整个社会已变成一大赌场。在赌场剥光了衣裳的人，上海称为“白宰鸡”。赌场老板以这白宰鸡的身分（份）作担保，再借钱给他，叫他再赌下去。同样，现在上海投机市场上的投机者们，背后有银行钱庄的老板做靠山，用投机囤积的资产援助他们。所不同的是，做大规模投机囤积者，他们自己就是大赌场的股东，他们决不会做“白宰鸡”，在投机市场上做“白宰鸡”的只是靠薪水吃饭的小市民而已。[55]
从“白宰鸡”的比喻中，可以看到大囤积商与小囤积市民的区别，也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地位层次差异。大囤积者投机获得暴利，而一般民众囤积却只是为了防止物价过快上涨，但最终结果都是有货皆囤，造成物价上涨。也正是“上层囤积量大，水涨船高，暴利累累；一般人民囤积量小，防荒防涨之目的终不能坚持，反而饱受高价之苦果。而囤积之风气，却已普遍养成”[56]。
至于囤积程度方面，大囤积商依然是投机主力，无论在数量还是品种上都占据优势。以存款为例，民众在对比存款利息与投机收益之后，都很清楚存款利率所得颇低，“不过七厘到一分的利息。而囤货，只要在一年内物价高涨二成，就等于有二分钱。而事实上告诉我们，一年内物价高涨的程度，远远不止几倍于二分。”[57]著名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发行的《中美周刊》曾于1941年组织了一次“上海物价专家座谈会”，会上很多专家发表了对物价上涨以及囤积的看法。民众判断物价的走势，已从短期变为长期，对物价的判断也与“八一三”事变之前存在较大不同，比如从前只会看到三个月内的物价变化，现在对物价的预判会延长到第二年。当然，这种预判不一定正确，但是看涨心理一直存在。他们认为长期来看，囤货有利可图。因而在物价下跌时，囤户加紧囤货，在物价上涨的时候，也是加多筹码囤货，而囤货越多，物价也越上涨。有些专家谈道：“有人估计上海的存纸足够两三年之用，这决不是虚话，不过这两三年的存纸大家不肯卖出来，等于脱离市场。而这种心理恰好因为战时的特殊环境，要是在平时可能会失败。目前上海物价通常高涨数十倍以上，而汇价不过是减低十分之九，这种差额完全是囤户心理所造成的。”[58]有的学者用讽刺口吻分析投机心理，他们认为在物价上涨情形下，虽然投机“令人不耻”，但是民众却从来不会把利益置之度外，比如在《之大商学刊》上曾有文章认为，“家家户户，只要有洋钱钞票，都会冒险投机。现在上海这个混乱市场里，正是混水摸鱼的好时机，此时不捞，更待何时？良机坐失，才是个大傻瓜。商人自然是投机的老手，连大学里的教授和大学生也筹划了整批的钞票去‘抢帽子’。上海有人说：现在要赌博，不用去好莱坞，目前上海的投机市场根本好莱坞赌钱一样。我以为这句话，一点都不过分。”[59]
囤积投机品种已经超出了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范围，甚至连药品也成为重要投机对象。时人也常对此进行讥讽，认为“投机药品，其实就是拿药当饭吃”。因为很多投机者心理上很显然认为药价不断上涨，“米尽贵好了，四百元一石，六百元一石，甚至一千元一石，我也不关心，原来我囤的药能够同白米的涨价赛跑呢的！”[60]还有一个老太太常指着隔壁的一座新落成的洋房说：“要是我的药丸不卖脱，到今早，这座洋房是我的了，要知道屋价不过十三四万元，十万粒的坤宁丸价格现在不止此数呢。”[61]可见，连老太太都知道囤积投机药丸的好处！从这种心态，也可以看出囤积已经是全民皆有的行为。
大体来说，囤积投机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把法币换了货物存放在家里，采用这种方式的人资产有限，而且多为自有资金，囤积目的在于资产保值；还有的把货物买好存在公司栈房，这些人大多财力比较雄厚，目的在于赚钱和保值。第二种是通过信贷，先拿自有或凭信用借来的资金购买货物送进银行仓库或其他指定仓库向银行作押款。最后一种是通过购买栈单，以自有资金或信用借资购买栈单，栈单到期能不能提到货物，不为他们所在意，他们的目的在于所能提取的货物涨价。
2.区域价格差异与“单帮”行为
上文所述囤积与投机是在某一区域内集中出现的行为，其特征是投机商的经营主要固定在某一范围，借鉴史晋川教授研究中的称法，这种囤货商人属于坐商[62]。相对来说，另一个群体是将货物运输到其他区域，利用地区间价格差异赚取利润，则属于行商。近代中国区域间商品差价现象一直存在[63]，而在抗战时期，由于物资缺乏、交通阻碍和敌伪物资统制政策，商品差价现象更为显著，因而催生了一个被称为“单帮”的群体，他们与坐商不同，不是在固定的区域交易商品，而是将货物运输到其他地区进行交易，属于行商范畴。虽然很多单帮商成交规模较小，难以称为“商”，其方式也与坐商截然不同，但是其发挥过调剂商品流通的作用。从这一点看，将其视为行商，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抗战时期，“跑单帮”现象盛行，时人就对此进行过很多关注，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认为迫于生活压力，“小民阶级生活费用日益高涨，如全赖正常收入，早晚有成饿殍之虞，彼等受此高物价之压迫，……单帮贩商之往返各地者，自不愿碌碌终日，奔走四方矣。”[64]能够进行大量商品囤积的，基本上财力都比较雄厚。至于生活水平低下的民众，由于连小规模的囤积都无法做到，而又想缓解生活压力，很多人都选择了“跑单帮”，“生活飞涨得太骇人了，穷人不得不改行做单帮跑码头，自己没有本钱，向人借来做，生活亦太痛苦了。”[65]
“跑单帮”群体，生活水平相对低下，对物价波动极为敏感。其他收入较高群体的囤积行为，对“单帮客”具有一种示范效应，“物价日涨夜增的现象，今日所购入者，到明日便能得一半或二倍于原价的增利。稍稍囤积，略一居奇，就可获利，则又何乐而不为。职业商人固然大享其福，其他人士，也就为之眼红。”[66]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往往会选择全家出动，甚至会将五六岁的小孩也带入“跑单帮”的队伍。他们身份复杂，但绝大多数是失业人群。[67]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即公教人员群体，他们是公务人员或学校教师，出于清高心态，不屑于从事单帮商的行为，特别是教师群体，甚至会认为“跑单帮”有辱斯文。物价不断上涨，虽然他们都有加薪的机会，但是相对于物价上涨速度，工资上涨幅度就尤显滞后。[68]在沦陷区，无论是上海，还是北平和天津，货币购买力都呈现下降走势。工资与物价增速差异，可以用货币购买力来说明，在论述公教群体“跑单帮”之前，先来看一下表1-3中三个城市的货币购买力变化情况。
表1-3 1938—1944年上海、北平和天津货币购买力变化情况（1937年=100）
数据来源和说明：上海的数据来自《社会月刊（上海1946）》1946年创刊号第18页的“工人生活费指数之编制方法之上海市中国人生活费指数”，其中1942—1944年的数据按伪币“中储券”计算；天津和北平的数据，分别来自《上海物价月报》第4卷第11期的“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和“北平零售物价指数”，其中，1941—1943年的部分数据则分别来自《中外经济统计汇报》1944年第6期的“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表”和《经济导报》1942年创刊号中的“北平工人生活费指数表”。本表将指数统一调整为以1937年为基期。
表1-3中可以看到1938年至1944年间，沦陷区三个主要城市的货币购买力是快速下降的，其趋势如图1-2。
图1-2 1938—1944年上海、北平和天津货币购买力趋势
从图1-2，可以看到从1938年到1940年三市购买力下降速度最快。自1940年以后，三市货币购买力下降程度有所减缓，但是并没有改变下降趋势。横向对比，上海货币购买力的下降程度最为严重，其次是天津，北平情况相对缓慢。
面对货币购买力的快速下降，公教群体体会到生活的异常艰辛。起初是趁着假期做一些“单帮”，但后来发现物价涨势过猛，“于是薪水阶层在挑不起一家吃着负担的情况下，就不得不索性辞掉职位而成单帮商。”[69]在天津，同样也出现“跑单帮”现象，因为“这是米珠薪桂的年头，拿出许多钱也买不到什么。囤积者，他们的钱来的都很容易，例如存一批货，放上几个月，就会赚几十万以至几百万”[70]。教师改行做“单帮”，真的是出于无可奈何。笔者在《天下（上海1943）》刊物上看到一则教师的“内心独白”，与其说是设法改行以“生财有道”，还不如说是生活的艰辛使得公教人员作出这样的行为选择，现摘录部分如下内容：
我们是一群教书匠，曾受本邑师范教育的栽培，六年前都服务于桑梓教育界，忠诚勤奋，有过灿烂光辉的成绩。当时月入三十元，却都安之若素。……奈其时烽火弥漫，我们就挤（跻）身其间，奔波于松（淞）沪道上，或肩荷步行数十里，或雇舟以代步，餐风饮露，比教书生活艰苦。……虽身负累累，只要皓月当空，云淡风轻，就兴趣百倍，如步诗境，疲劳顿消了。这样奔走了数月，除了生活开支外，倒都有些积蓄，且比以前用心力所换来的代价较丰，而生活自由，甘苦相乘，教书的念头，就烟消云散了。……岂知晴天起了霹雳，政府严峻抑止物价上涨，颁布物资搬运办法，雷厉风行，各地都受了影响。并且苏浙各地，设立封锁线，严格管理物资搬运，以致货物出入，大受限制，商人虽想尽各种方法，偷天换日，可是终究受了限制。[71]
这一段文字，对比了教师群体在物价上涨前后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战争造成物价上涨，人们的生活受到极大威胁，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师，也放下体面，做起了“单帮商”。但是这个作者还是很乐观的，充满诗人气息，能够将痛苦的单帮生活写得如此富有诗意，也算是苦中作乐。
在此，需要提及沦陷区的统制政策。汪伪政府为了统制物资，曾实施物资禁运政策，于1943年3月11日公布《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暂行条例》，实行物资统制与收买配给制度，成立了“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商统会”严格控制各地物资供给和交换，要求沦陷区各同业公会分别组织成立同业联合会，比如棉制品同业联合会等，它们都是跨区域的组织。
此外，汪伪政府还制定了各种限制物资搬运的法令，相继出台《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囤积主要商品治罪暂行条例》《华北扰乱经济统制紧急治罪暂行条例》《上海市米粮特殊搬出证办法》等。这些统制法令的明显特点，即对各种统制物资实行严格禁运政策，否则就以“治罪”论处。“商统会”主办的刊物《商业统制会刊》规定了伪实业部的主管商品目录，包括棉花、棉纱、棉制品、化学工业品、毛纤维及毛制品等，还有一部分归其他部门主管，比如伪粮食部主管面粉、鸡蛋和杂粮等。[72]3月11日汪伪政府公布《战时物资移动取缔暂行条例》，规定苏浙皖三省以及上海和南京两特别市的一切物资，除另有规定之外，禁止运往“匪区”。[73]在该区域内，只有非统制物品才可以自由移动。棉花、棉纱和棉布三项，属于严格统制物品，不能自由运输到外地。条例第6条第1项规定的商品[74]，如果从上海运输到该区域内，需要向“商统会”提出申请，得到许可才能运输。“商统会”规定了物资搬出（入）申请许可证的手续，运输商品者必须要先申请，只有得到“商统会”的批准，才能得到搬运许可证。
“商统会”对于沦陷区内物资搬运实行严格限制，从品目、数量、产地、商标等各个方面都进行限定。汪伪政府于1944年对“商统会”进行改组，统制物资数量由之前的29种减少至11种，这11种统制物资包括米、小米、小麦粉、油、杂粮、棉花、棉纱、棉制品、肥皂、蜡烛和火柴等。[75]“商统会”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直接管理，而是对重要行业进行指导，分别成立统制委员会，包括米粮、粉麦、油粮、棉业与日用品五个统制委员会。这些组织配合汪伪政府的物资统制，统制力度随着战事发展而愈加强化。
物资统制增加了携带难度，无疑使“单帮商”的生意愈发难做。根据上述的统制政策，“单帮商”能够携带出入上海的物品种类和数量有限，表1-4列出了他们能够携带出入市的物品及数量。根据表1-4中数据，可知民众可携带物品数量极为有限。由此可见，在物资统制期间，“单帮商”的前景越来越黯淡，其贩运量受到极大控制。
表1-4 每人可带出和带入上海的物品数量
数据来源和说明：转引自徐翊、庄静.生财有道的单帮商[J].万象，1944，3（9）：115—121。根据相关数量整理得到。
生活困苦迫使这些群体从事“跑单帮”的工作，这是走投无路情况下的选择，因为“在目前一失业，要想再找个职业就比登天还难，稍有积蓄者，就大都从事一些小本囤积或是作金子股票之类的投机”，而“走单帮就好比过万里长城，一关一关，像永没有走完的一天”。[76]虽说“跑单帮”有难处，甚至不少人为之倾家荡产和自杀，但也有一些“单帮商”因此而发财，据《生财有道的单帮商》的作者回忆，“单帮商的收入果然不错，笔者家里的一个女佣，于辞职后的一年中，就很快地由乡下老婆子，而变成了口镶金牙、指戴金戒指的太太。”[77]另据上海租界时期名医、《抗战时代生活史》作者陈存仁的回忆，“在八年抗战中，有钱的人皆由囤积发财，没有钱的人凭两条腿跑单帮也赚了不少钱。”[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