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本位的倡导
20世纪被称为“儿童的世纪”。在中国，儿童一直是被遮蔽的，直到20世纪，随着“人的发现”，“儿童的发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突出和有意义的思想成就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爱国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并发展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五四”先驱们呼吁社会政治改革和文化革新，而文学的变革首当其冲，是改革最关键的因素。由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树立了一个鲜明的界碑，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崭新篇章。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开端，儿童文学也随之萌芽。随着“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在新文化运动推动文学改革的进程中，儿童逐渐被“发现”，直接导致了对儿童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儿童文学的重新认识、诠释，进而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清末民初的铺垫和准备，加之儿童的“发现”、对“儿童本位”的倡导，中国现代儿童诗歌应运而生。
清末民初的“诗界革命”和“学堂乐歌”的铺垫和准备，为中国现代儿童诗歌“发生”开启了序幕。
中国新诗的变革启蒙走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列，晚清就已酝酿诗界革命的先声。在新诗革命之前，1891年黄遵宪就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1]黄遵宪是中国“诗歌改良”最初的实践探索者，他提出改良旧诗，在古典规范中“突围”。同时，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歌创作理念，这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秩序的大胆颠覆，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但受时代和环境所限，之后诗歌界未能有所超越。直到1899年梁启超作《夏威夷游记》，明确呼吁诗歌变革：“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虽然诗运无绝之时也。今日者革命之机渐熟，而哥仑布、玛赛郎之出世，必不远矣。”[2]为推进倡导诗歌变革，他于1920年编选《晚清两大家诗钞》，并在题词中说“中国诗界大革命，时候是快到了。”[3]“诗界革命”提法第一次出现。从1891年黄遵宪发出“诗歌改良”的主张到“诗界革命”，中国近代诗歌试图通过变革有所突围，但改革途中障碍重重，变革实践孱弱无力，加之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诗歌如一座高峰矗立在前，力量强大，因此收效甚微。但这场诗界革命却犹如一抹晚霞，瞬间绚烂。虽然“诗歌改良”“诗界革命”因无法逾越文言、格律的天堑而止步不前，但在诗歌通俗化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指引了前路，为“五四”的白话诗运动架起了桥梁。
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以及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实际需求，民国初年的儿童诗歌虽尚处在萌芽状态，但由于儿童刊物不断出现、文学名家提倡并积极参与创作，儿童诗歌创作景象颇具繁荣。这一时期具有儿童诗歌特质的诗歌创作大致有三个显著特征：其一，多具强烈的爱国意识，在爱国潮流的激荡下，具有浓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多以爱国为主题。名家如黄遵宪、梁启超、李叔同等，多写“中国之少年，赖尔立身保种解倒悬”（《少年歌》）这类诗歌主题。当时的儿童报刊也把向儿童宣扬爱国精神作为宗旨，1903年4月6日创刊的《童子世界》是我国最早的一份儿童报刊，发表了许多极富爱国思想的儿童诗歌作品。该报宗旨为：“以爱国之思想曲述将来之凄苦，呕吾心血而养成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目的为“广输文明，荫养国魂”。[4]其二，多具启蒙色彩。“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是当时的时髦口号，1902年梁启超发表长篇论文《新民说》，专门论述启蒙的重要性，使中国人意识到启蒙“要从娃娃抓起”。早在1897年，林纾为启蒙儿童，曾采用通俗语言，作《闽中新乐府》，其中《村先生》提到：“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进入20世纪的中国人更重视儿童启蒙教育。《杭州白话报》（1901年创刊）在第13期刊登的《儿童教育》一文中说：“教师最好把些爱国的故事，为人的箴言，替儿童演说，就可以养成儿童爱国心，陶铸儿童天良性。”[5]并在该报刊载《新学少年》《文明种》《好江山》《醒国民曲》《少年军》等许多极富爱国启蒙思想的儿童诗歌。当时主要是爱国思想的启蒙，此外还有人格修养、品德陶冶等方面的启蒙，如无名氏的《勉学》勉励儿童珍惜时光，《地球歌》《新名词三十首》等普及科学知识。其三，诗歌力求通俗易懂。当时虽是文言文的天下，但诗人们为使儿童能接受，努力做到“通俗、易懂”。1903年5月27日《童子世界》曾发表《改版告白》：“今后本报除论说外，一律编成官话，务求浅近，益合于童子之程度。”该刊自此开始遵循通俗易懂的行文原则，为儿童所接受。一批名家也舍弃擅长的文言文，改用白话为儿童创作诗歌，如黄遵宪专为儿童作《幼稚园上学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军歌》，用白话文写成，通俗易懂，适合儿童吟唱；梁启超提出儿童诗歌创作原则为“适合儿童讽诵”，并按此原则创作《爱国歌四章》《终业式四章》等，适合儿童欣赏诵读。
民国初年，“学堂乐歌”（“五四”前对校园歌曲的一般称呼）的出现和迅速繁荣为中国现代儿童诗歌“发生”开启了序幕。清末民初，中国处在救亡图存的形势中，在一批留学日本的大学生的推动下，我国一部分学堂开始开设音乐课，一些作家学者创作了适合儿童演唱的“学堂乐歌”，歌词以大力宣扬救亡图存为主，曲调多在我国传统音乐基础上吸取日本和欧美儿童音乐曲调的精华。学堂乐歌的作者多为名家，如李叔同早年赴日本留学，早在1906年5月就编辑出版了《国学唱歌集》一书。他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期间曾创作大量学堂乐歌：《送别》《大中华》《春游曲》《忆儿时》《西湖》《归燕》《月夜》《早秋》《悲秋》《梦》等，歌词贴近儿童生活，富有童趣，尤其是他1914年创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歌词虽表达的是别情，但文字易懂，节奏明快，曲调优美，广受儿童和大众喜爱，传唱至今。沈心工任小学校长二十七年，其间创作《竹马》《雁字》《赛船》《祝幼稚生》《小学生》等，歌词明白晓畅，极富童趣，多从儿童生活中提炼素材，展现儿童烂漫生活。如《雁字》：“青天高，远树稀。西风紧，雁群飞……”此外，杨度、叶伯等亦创作出大量高质量的儿童诗歌作品。
中国的传统诗歌向来是“诗”“歌”一体的，古代诗词歌赋多可吟唱，诗歌与音乐关系紧密。“学堂乐歌”，因其用儿童及大众能理解的口语去表现新的时代精神，一旦出现立刻呈喷涌之势，其繁荣境况空前，大量刊物创立并开辟童谣、歌谣、诗歌专栏。如1901年6月，项藻馨（兰生）等在杭州创办《杭州白话报》，设有《新歌谣》《新弹词》《新童谣》等专栏，刊出《杭州白话校歌》《杭州教育会讲习所运动会歌》《醒国民曲》等歌词。1902年，梁启超以“少年中国之少年”署名发表儿童诗歌《爱国歌》两首，有力推动了晚清儿童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1903年4月，《童子世界》在上海创刊，以“呕吾心血养成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为宗旨，并辟有《诗歌》栏目。同年11月，《中国白话报》在上海创刊，以“鼓吹爱国救亡”为宗旨，设有《歌谣》栏目。曾志忞在东京编印出版的《江苏》杂志，刊印《练兵》《游春》等六首歌曲。1904年4月，《中国白话报》发表刘光汉撰写的歌谣《美哉中国歌》，内分“地理歌”“人种歌”“学术歌”等三章。曾志忞于日本编辑出版《教育唱歌集》，收录学堂乐歌二十六首。1904年5月，作新社出版《教育必用学生歌》，该书辑有“近人近作新歌”十八篇，有《醒狮歌》《醒国民歌》《爱国歌》《新少年歌》《幼稚园上学歌》等。1904年5月，沈心工在上海编印出版《学校唱歌集》。1904年7月，《中国白话报》开始连载汉剑撰写的歌谣《大汉纪念歌》。1905年4月，金一撰写的《国民唱歌》出版；5月，上海中新书局发行李叔同编的《国学唱歌集》，共收录二十一首歌曲。1904年2月，李叔同在日本编印《音乐小杂志》，运回上海发行。各书局纷纷出版唱歌集：《国学唱歌集》（李叔同编，文明书局）、《学校唱歌集》（无锡城南公学堂编，文明书局）、《唱歌游戏》（王季棵、胡君复编译，商务印书馆）、《怡情唱歌集》（常州王文君著，教育文学社发行）、《学校唱歌集》（沈庆鸿编，文明书局）。香港中华印务有限公司出版郑贯公辑的《时谐新集》，作品多与时事关系密切，如诗歌《香港竹枝词》等。1907年，秋瑾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并撰《勉女权歌》，流行于妇女中。文明书局出版侯鸿鉴编著的《单音第二唱歌集》，载《抵制美约歌》《天足歌》等。这些学堂乐歌多为控诉列强侵略、政府腐败，呼吁救国图强，勉励儿童奋发图强，反映民生疾苦，反映儿童生活等题材。
“儿童本位论”的传入恰似一股东风，催生了中国现代儿童诗歌。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来中国讲学，长达两年之久，足迹遍及中国十几个省市，所到之处宣扬他的教育思想，倡导其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儿童本位论。杜威的“儿童本位论”提出了“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为自己的出发点”，“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6]杜威的“儿童本位论”是20世纪初一种全新的儿童观，它在中国的出现，引起了大批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极大注意。同时，儿童文学之所以能进入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视野中，成为他们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五四”精神是密不可分的。“五四”精神中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自由、平等、博爱”，把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们的目光拉到儿童文学上来。在此之前，中国儿童一直被遮蔽于底层，是被压抑和忽视的群体。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等级关系中，“子”的地位一直是被压抑、被遮蔽、被忽视的。在这个秩序中，儿童文学自然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了“五四”时期，在现代民主思想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人的发现”，人的价值被发现与尊重，使一向被压抑、被遮蔽、被忽视的儿童受到发现和重视。由此，随着“儿童的发现”，儿童问题成为“五四”时期一个热点问题更是焦点问题，这是历史的必然。
儿童是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儿童文学的原点。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而言，最为关键和核心的就是儿童作为独立的个体，其独立人格、价值、需要等被发现和尊重，即“儿童的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儿童的发现是对儿童自身的发现，对儿童生命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理解和尊重。这种儿童的发现、儿童观的变更，具体表现为以“儿童为本位”的崭新儿童观。[7]“儿童的发现”带来了全新的儿童观，随着“儿童本位论”的确立，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产生了革命性变革。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端与“儿童的发现”的紧密联系，意味着对儿童的重新定位。“儿童的发现”是当时“人的发现”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最重要和了不起的部分。清末民初的“儿童的发现”是把儿童从传统封建伦理及父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提升到与成人同等的社会地位，获得尊重。“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三纲五常”的批判异常激烈，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对“人的发现”，其中对“儿童的发现”超越了清末民初的认识：儿童不仅仅是与成人一样的独立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真正地当作“儿童”去肯定、去尊重——这样，“儿童的发现”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儿童的发现”，这是现代儿童文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在延续了数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儿童的发现”和“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历程，先驱者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他在《新青年》上最先发出“救救孩子”的启蒙与呐喊。他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来认识儿童的重要性，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里，以进化论为依据，从整个人类个体生命的发展角度来重新审视儿童。“父子之间没有什么恩”，父子的关系只是自然的伦理关系，“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他提出“幼者本位”的观点，呼吁要“解放幼者”，让儿童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从人的生命形态、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等多个角度肯定儿童。在鲁迅看来，一方面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8]，一方面要“救救孩子”，可见其对儿童的重视与期望。
陈独秀、陈仲甫等人认为，应该把提倡儿童文学与“儿童问题”联系起来。据茅盾回忆：“记得是1922年顷，《新青年》那时的主编陈仲甫先生在私人的谈话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他不很赞成‘儿童文学运动’的人们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9]由此可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不仅关心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更关心中国儿童的现状以及正确儿童观的确立。把“儿童文学”与“儿童问题”联系起来，是一个创举——要确立儿童文学的地位，其关键在于确立儿童的地位。“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对儿童的发现、关注、肯定，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成长开拓了道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周作人也以极大的热情倡导“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关注儿童文学，尤其是儿童诗歌。早在1913年，周作人就发表了《儿歌之研究》，“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反封建精神尤其在儿童观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在1918年12月发表《人的文学》，1920年12月发表《儿童的文学》，1923年发表《儿童的书》《关于儿童的书》等文章，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抨击封建主义对儿童的压抑和束缚，提出“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当成一个正当的‘人’”[10]，强调尊重儿童。他在《儿童的书》一文中谈到“中国还未曾发见（现）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现），所以真的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他指出，新文学有为儿童创作文艺作品的义务，进而提出了建设儿童文学的具体途径：“收集各地歌谣，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他认为，“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11]。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理论尤其是儿童诗歌理论的研究和建设功不可没。
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之一郭沫若认为，“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发源之一，应当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12]“五四”时期，先驱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思路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核心，而儿童的教育问题必然成为推进社会改造的关键突破口。正因为如此，郭沫若把儿童文学置于救国救民的地位，提出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是起死回生的特效药。
除此之外，胡适、郑振铎、俞平伯、冰心、朱自清、李大钊、叶圣陶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们都对儿童文学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总之，随着“五四”时期社会急剧转型、新思想和新文化重新构建、自由平等思想的广泛传播，儿童问题自然而然引起了先驱们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系列爆炸式的连锁反应，直接推动了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纵观整个“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就可以发现，伴随着“儿童的发现”，“儿童本位论”成了当时儿童文学理论和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点，先驱们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倡导及其成熟在前，而儿童文学的创作热潮紧随其后，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一直贯穿着整个儿童文学的创作过程。以充分尊重儿童自身的文学审美需要为基点，“儿童本位”成为理论与创作的关键词。郭沫若在《儿童文学之管见》中提出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观点，郑振铎在《儿童文学的教授法》中明确了儿童文学的定义：“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13]。严既澄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冯国华的《儿歌的研究》等诸多文章都谈到对儿童文学的认识，尽管表述不同，但基本都指向一个观点：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中心和主体，迎合儿童心理——以儿童的精神需求为准绳。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以“儿童本位”为基点，这是中国儿童文学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和伟大的进步，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共同缔造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第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