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困境与自省中突围
新时期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给儿童诗歌的振兴提供了机会，儿童诗歌逐渐回归自我，这是整个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歌本身最具历史意义的成果。新时期儿童诗歌的发展虽历经不同阶段，向多元化发展，但其总趋势却是一直向自身艺术、内在自觉的方向发展的，总是在其内在自觉的基础上不断自省，突出重围。理论上的系统构建，创作上对“教育性”的疏离，对“文学性”和“儿童性”的回归，都是其艰难突围的成果。
新时期儿童诗歌的文体意识与读者意识开始强化。在儿童诗歌领域内，文体划分越来越细，儿童诗歌创作者更能就其所长集中在某类文体中进行创作。比如田地、尹世霖主要创作朗诵诗，郭风把创作重点放在散文诗上，圣野、高洪波主攻童话诗，刘征、杨啸擅长写寓言诗，金波独创了儿童十四行诗，此外，儿童诗还分为科学诗、抒情诗、叙事诗、神话故事诗等。儿童诗歌内部文体趋于多样化，也标志着儿童诗歌不断走向成熟。针对读者群体的年龄、接受能力的层次差别，儿童诗歌进一步划分为：幼儿诗（主要读者对象是学龄前儿童和低年级的小学生）、童年诗（主要读者对象是小学中年级学生）、少年诗（主要读者对象是小学高年级学生以及中学生）。如此，作者创作儿童诗歌更有针对性。鲁兵主要进行幼儿诗创作，田地倾向于少年诗的创作，薛卫民主要进行幼儿诗和少年诗的创作。
儿童诗歌作者逐渐关注儿童思维、审美、心理、生活等诸方面，进而对儿童的内在特点越来越具有把握力，诗歌创作明显呈现出从表现儿童外部生活转向表现儿童内心世界的发展趋向。从1987年2月23日《诗刊》组织的一次“儿童诗座谈会”的会议记录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则材料是对新时期儿童诗歌存在的困境的最生动的阐释。现节录如下：
2月28日，《诗刊》编辑部邀请了部分在京的儿童诗作者，就儿童诗的创作现状及如何进行新的突破等问题进行了座谈。应邀出席的有：金近、金波、尹世霖、高洪波、聪聪、阎纯德、陈满平、关登瀛、刘丙钧、刘茂胜、阎妮等。柯岩和樊发稼同志虽因故未能与会，但都通过电话和书面发言的形式，向会议表示了他们的祝贺和关注。他们对儿童诗歌近年来所处困境深感不平：
樊发稼在书面发言中将其归纳为：1.缺少阵地。大报大刊都不发或很少发儿童诗。诗刊诗报有二十多家，儿童诗刊、报纸却等于零（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曾创办《儿童诗》刊，四期后无疾而终）。儿童诗集也极难出版。2.儿童诗评论简直是凤毛麟角，一些知名的诗评家对儿童诗从不置“喙”，颇有不屑一顾的意思。3.几届新诗（包括新诗集）评奖，就是没有儿童诗的份儿。
金波则把这种不平遭际概括为“两不管”：文学界不管，儿童文学界也不管。这种现象在评奖问题上反映得最为集中，彼此推来推去，都不愿占了自己的名额。
阎纯德谈到一家大出版社所犯的一个“战略性错误”，即取消了儿童文学编辑室，结果导致了三家儿童文学刊物或彻底夭折，或名存实亡。
儿童诗曾经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一些较早从事儿童诗创作的同志一再忆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儿童诗创作的繁荣局面，忆及严文井、张天翼、柯仲平等老一辈名作家对儿童诗的热情关注，忆及那些曾经发生过广泛影响的儿童诗作品。柯岩的《帽子的秘密》、《小迷糊阿姨》，阮章竞的《金色的海螺》，等等，以至忆及粉碎“四人帮”后曾有过的儿童诗创作的小小高潮。正因为如此，眼下的这种尴尬境遇才令诗人们特别不能接受。樊发稼慨然叹曰：凡此种种，“怎能不叫人感到寂寞、凄凉，乃至悲哀呢”，金波甚至大声疾呼“挽救儿童诗”！
他们并不是在耸人听闻。儿童诗这些年来创作队伍的日趋缩小，新一代诗人的无以为继，某些诗人创作热情的急剧衰减，所有这些兆示着危机的因素，都不能说与儿童诗的实际境遇没有关系。
那么，这种现象是怎样形成的呢？高洪波谈到了包括一些造诣甚深的诗歌理论家在内的同志对儿童诗所持有的某些误解，他们往往毫无道理地在儿童诗与浅薄之间画上等号。这种误解是如此之深，以致一些卓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甚至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作家”名号前被冠以“儿童文学”的字样，必欲去之而后快。陈满平则从出版的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诸如侦破小说一类对儿童诗形成的冲击以及排斥。但是，在这些能够为人一眼看穿的原因之外，是否还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现实偏见和历史重负呢？不可能指望一次短短的座谈会能够就此做出很深的探究，然而确实值得深长思之。[15]
关于如何突破，与会诗人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到了儿童诗应该追求多样化发展等，现节录如下：
（当前儿童诗如何实行突破）许多同志在发言中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指出，儿童诗应追求多样化的发展。尹世霖从年龄层次、体裁样式的多样化等角度，对此作了很好的阐述。此外，一些同志还强调了风格、题材的多样化等等。不过，这里所说的多样化，主要关涉的还是儿童诗的外延。而较之更为深刻的，是对儿童诗内涵的新的理解。在这一方面，首先是传统的立足教育功能的儿童诗创作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高洪波认为，儿童诗不应画地为牢，其界限不是要缩小，而是扩大，使其更加广泛。关登瀛认为，当前的儿童诗要“写出80年代儿童的精神状态，他们心灵的震颤”。金波强调，孩子们有种种苦闷，他们都有理由要求表现。而刘茂胜和刘丙钧的观点则表明，他们的视角已从孩子们之外转移到了孩子们之内，并由此而企图使儿童诗具有更广的涵盖性。
刘茂胜认为，“每个人在自己心里，或多或少都像一个孩子，一个不会停止哭啼和微笑的孩子。通过对一把草、一块石头的触摸，都能摸回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而“童年眼里盈满的泪水，有些直到今天才平静地落下来”，“我们的一切都和过去和童年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因此，他写儿童诗虽然也“是为了孩子们，但多半是为了我自己，是不断发现自己、净化自己的过程，也是一种缅怀和纪念”。刘丙钧就此补充说：“写儿童诗不能功利性太强。儿童诗的对象是人，而不仅仅是儿童，我们无须总是扮演一个为民请命的角色。”他认为，“实际上许多问题是儿童与成人共同感受的，如噪音、空气污染等”。据此他主张，“儿童诗的主要精力是否应放在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临界的孩子身上”，因为“这些孩子具有一种准青年的成人意识，同时又带有很浓重的孩子特点，他们更敏感，感受更强烈”，并且以目前儿童诗与荒诞小说合流的现象相印证，认为与成人文学向儿童文学的渗透相对称，儿童文学也应增强吸收成人文学的能力。
刘茂胜和刘丙钧的看法可能部分应答了金波对近年小诗人崛起及其创作中故事性、情节性淡化这一现象的思考，并有助于认识在“成人化”问题上分歧的实质。他们的观点显然与传统的儿童文学观念相去甚远。尽管如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毋宁说，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呼应了儿童诗创作所可能具有的不同的精神层次。实际上，儿童诗对于自身的认识不可能得出一个笼统的、涵盖性的结论，而只能根据不同的层次给予不同的回答。
毫无疑问，儿童诗要走向繁荣，有赖于诗人们在内涵和外延的双重意义上同时展开多样化的追求。此外，借鉴国外的儿童文学作品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金近指出，相对于我国悠久的诗歌传统，严格意义上的儿童诗只是在现代才开始出现。而我国儿童文学的启发于此起了很大作用，老一代儿童诗诗人几乎都受过诸如巴尔托、马尔夏克等外国儿童诗名家的影响。基于此，他呼吁要进一步加强儿童诗的翻译出版工作。聪聪带来了他最近翻译出版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家艾哈查洛夫的诗集《狐狸和月亮》，从而以实绩表明了他在这方面的可贵努力。
归根结底，正如金近所说，儿童诗当前“应进一步解放思想，鼓励大胆探索”，这是儿童诗取得新的突破的最根本的动力。在这一前提下，他所特别强调的儿童诗在诗风上要坚持“深入浅出”就具有了新的意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深入浅出”，维系着儿童诗的普遍特征，统一着其教育、审美、认知和表现等诸多功能，隐藏着沟通儿童诗与成人诗的可能性。不少与会同志切身体会到，儿童诗的创作难度，绝不亚于成人诗，某种程度上甚至更难。高洪波引证苏联作者、著名儿童作家、列宁奖金获得者米哈尔科夫的话说，儿童作家是天生的，并不是想当便能当的。他需要有一颗童心，能对儿童世界进行观照。当然，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具备诸如教育、心理学以及保健学等方面的教养和知识。这并不是一种理想状态，而是一种现实要求。它使“深入浅出”具有了更丰富的涵义。[16]
这次关于儿童诗歌座谈会所探讨的问题，是新时期以来对儿童诗歌所面临困境的有效探讨，以及在困境与自省中的突围，对中国儿童诗歌的发展有一定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