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思潮和现实主义转向
“九一八”事变和1931年的“鸟言兽语”争论后，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的发展偏离轨道，其正常演进进程暂时中断，风格明显转向，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即有了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服务于现实的现实主义趋向。
进入抗战以来的现代儿童诗歌全面萎缩，题材逐渐单一，主题日趋统一，已成为宣传抗日救国的武器和工具。面对抗战的社会大环境，儿童诗歌如何将时代和诗情联结在一起？“中国现代诗歌史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重要教益，是时代精神和精神价值，须与审美的判断结合起来，方能得以有说服力的体现。反省多年以来流行的诗史研究，那种以革命发展阶段去剖视诗歌艺术视角，那种从‘配合政治’出发，以为时代诗情只能化作战鼓和号角式的歌吟的诗学见解，未必是现代诗歌的全面展现，也非常可能将一种偏执导向过分地夸张。实际上，作为一定时代、一定文化和一定个性的精神产物，诗的首要条件是美的价值的实现，是成就从情感到灵魂的塑造。”[6]关注国家存亡、贴近战争现实，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因过于成人化、概念化、政治化和口号化，儿童诗歌文学性减弱，鼓动性加强，成为宣传抗战和爱国的武器和工具。
事实上，无论哪种题材进入儿童诗歌，采用哪种儿童能够有效接收的表达方式才是关键。在抗战爆发的民族危亡时刻，抗战救国题材不可回避，诗人面临如何去表达的问题，这直接决定着儿童诗歌是否被儿童有效接收，“成人们不但不给孩子们可以舒爽精神的故事，而给的是沉重的、不易消化的知识，或是道貌岸然的说理的书，唱高调的书，这些都是以外在的力量，勉强加在儿童身上的。你想，儿童怎能产生共鸣呢？成人们以为这样就跟孩子们沟通了，已经把话传达给了孩子们，事实上孩子们完全没有接纳。外表上看起来，彼此之间似乎在交谈，只是互相并不了解对方的意思。”[7]如充培的《哪天回家乡》抒发抗战早日胜利的愿望、《觉悟》呼吁大家节约为国抗战、蒋达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宣传中国人团结起来、《沉痛的演说》劝人节省以献金救国、《收复失地》写收复沦陷的城市、觉孙的《军民合作》歌颂军民合作精神、曾博《站岗》颂扬站岗战士、《雪白的月亮》写月光下的战场、《爸爸和妈妈》写爸爸在前线妈妈在家辛劳、岳健的《土布运动》倡导“自给自足”节省金钱、《节约》宣传节约支持抗战。这些诗作都体现了特定的时代风貌，但如何把时代和诗情结合起来值得思考。
战争改变了那一代儿童的生存状态，以上海为例，在其沦陷前后，《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儿童文学杂志被迫停刊，作家和编辑流散，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艰难的抗争中陷入困境，走向沉寂。随着战火的蔓延，儿童诗歌开始转向。“‘九一八’，敌人的炮火开始轰向我们中国的时候，原来写儿童文学的老一辈作家们，也开始把他们的国王、王子、仙子等的翻译，开始转向我们中国自己的现实一方面来。这只要看一看《儿童世界》和《小朋友》以及《小学生》等刊物在那时候的内容，与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儿童》等，我们就可以知道了。”[8]儿童诗歌贴近于现实、服务于现实，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要求，现实主义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儿童诗歌的基本艺术倾向。
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儿童诗歌也义无反顾地举起“现实主义”的艺术旗帜，投入救国洪流之中。正如许之幸所言，一切文化跟随抗战的力量而生长，同时，一切艺术也随抗战的力量而新生，民族危难把儿童诗歌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结在一起。早在1923年，邓中夏就在《贡献于新诗人面前》《新诗人的棒喝》等文章中，从理论层面提出：新诗应该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服务，“多作能够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描写实际生活”“暗示人们的希望”，号召诗人们“从事于革命的实际活动”。蒋光慈在创作实践上最能体现这一号召，他的诗集《新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诗歌的开先河之作，把“五四”新诗“平民化”的趋向发展到了极致，消解了“五四”以来诗歌的个人性和主观性，强调从大时代里汲取诗情，诗人把自我融入革命群体之中。这一发展趋向直接影响了“左翼”诗歌的发展。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1932年9月，“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成立，其总会在上海，北平、广州、日本等地设有分会。1933年2月创刊的《新诗歌》，是中国诗歌会的机关刊物。中国诗歌会承续了蒋光慈等人的早期革命诗歌传统，强调诗歌自觉表现大时代而不仅仅是诗人的内心世界，诗歌要拉近与大众的距离，提出了“抓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9]。这一创作口号的提出，直接影响了中国诗歌会的创作，也影响了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儿童诗歌，使其趋于现实主义。
随着文坛主潮的转向，中国新诗方向的变化，革命思潮和现实主义方向也深深地影响了儿童诗歌的发展方向。如《种菜》（魏志澄）写孩子们一起种菜，只要勤劳做事就不会失败；《织绒线》（孙慕坚）写妹妹看着姐姐织绒线的有趣画面；《秋夜读书》（志坚）写晚饭后兄弟两人努力读书的场景；《扫落叶》（孙慕坚）写兄弟二人把落叶扫回家去当柴火烧；《新年的反省》（宗亮晨）写过了新年后“我”的自我反省。总之，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歌趋向于现实主义，诗人更关注对劳动生活的描写，向儿童展现“现实之艰难”；更关注底层生活，注重对底层无产阶级苦难生活的描写。如《大自然的绣工》（鲍维湘）写农民在插秧时节焦急等雨的心情，《水上人家》（廖亭芬）写船上人家生活的艰辛，《乞丐》（赵景源）写灾荒后底层人民沦为乞丐的凄苦。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歌力图呈现生活的本真面目，描绘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展示生活的阴暗面，这也贯穿了“五四”以来儿童诗歌的人文主义关怀的传统。
儿童诗歌的文学理论批评，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硝烟中的诗人和理论家无暇对儿童诗歌的理论做系统的构建，仅仅是适应现实的需要进行呐喊和思考。从数量上看，儿童诗歌的理论研究文章减少，散见于《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中华教育界》等一些报刊。难能可贵的是，1948年9月，由吕伯攸、何公超、金近、贺宜、邢舜田、柳风、包蕾、仇重、鲍维湘九位作者合著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儿童读物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