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黄金时期的题材拓展与样式创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儿童诗歌进入一个全新的建设时期，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同年，团中央主办的《中国少年儿童报》创刊。1952年，第一家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1956年，第二家专业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1954年起，中国作协开始主办儿童文学评奖。1957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内部刊物《儿童文学研究》创刊。”[1]在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指引下，儿童诗歌创作者和研究者付出巨大努力，中国的儿童诗歌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这第一个黄金时期大约从1949年到1966年，文学史上习惯称这一时期为“十七年”时期，这个黄金时期真正繁荣的起始是1954年。1954年全国第一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之后，儿童诗歌发展才出现良好势头，为儿童诗歌的创作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这次评奖中，高士其的《我们的土壤妈妈》获得一等奖，袁鹰的《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获得二等奖。1955年，当时正在团中央工作的儿童文学评论家陈子君，以团中央的名义提出建议并执笔，给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儿童读物奇缺的报告》。这份报告立刻引起党和政府的关注，为中国儿童文学迅速进入“黄金时代”起到了直接推进的作用。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中，儿童诗歌获得奖项，也极大地鼓励了作家们在儿童诗歌上投入更多的目光进行创作，从而使儿童诗歌长足发展，走向全面繁荣，出现了黄金时期的万千气象。
其一，诗歌题材有所扩大，相对宽泛。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期内，儿童诗歌题材基本主题多为革命、抗战、儿童日常生活等，较为单一狭窄。新中国成立后，诗人受新时代、新气象的激励和鼓舞，儿童诗歌的取材开始跳出儿童日常生活的小圈子，突破了“革命”“抗战”的单一框架，题材范围比过去扩大宽泛，内容相对丰富。这一时期的儿童诗歌以颂扬新生活为主题旋律，基本主题是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新中国、歌颂社会主义、歌颂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概括有如下几种主题：一是歌颂成立新中国的领导人的诗作，如《毛主席开的甜水井》（邵燕祥）、《毛主席热爱孩子》（秦牧）、《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臧克家）等。这类作品一部分谱成歌曲，广为流传，如《在北京的金山上》《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表达对领袖的情感，但这类“颂歌”的作品，语言过于直白，情感过于直露，缺少诗的意境和美感。二是歌颂祖国波澜壮阔的建设，赞美秀丽优美自然风光的主题。如未央的《啊，祖国多么美好》、贺敬之的《风筝》、柯蓝的《早霞短笛》、田地的《祖国的春天》等，都抒写了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反映了迎接新时代的心情。三是歌颂劳动光荣的主题，如金近的《我做了记工员》。四是歌颂儿童参加革命，具有英雄精神这一主题。这类诗歌秉承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诗传统，歌颂少年儿童的英勇经历和英雄行为。如袁鹰的《刘文学》《大巴山上小青松》、李季的《三边一少年》、李学鳌的《刘胡兰的颂歌》、关登瀛的《为庆祝儿童节，我们在地洞里开会》、姜金城的《红杜鹃》。五是把视野扩展到国际题材，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主题。如金近的《爸爸要出卖眼睛》、萧丁的《艾森豪威尔做祷告》、鲁兵的《强盗的理论》、邹绿的《手的故事》《悼一个黑孩子》、袁鹰的《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红领巾之歌》。此外，还有以高士其为代表的科学诗题材、以阮章竞为代表的童话诗题材等。
其二，进行儿童诗歌创作的作家群体形成，各具风格。本时期进行儿童诗歌创作的作家有两个群体。有早已成名的文坛宿将，他们大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成名并且创作了很多的儿童诗歌，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有佳作贡献。有的并不专门创作儿童诗，但是偶一为之便成为名篇。如冰心、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叶圣陶、金近、曾卓、田间、陈伯吹、贺宜等。郭沫若创作了《新中国的儿童》《永远的春天》《六一颂》《有生命的宝贝》等优秀诗篇；艾青的《春姑娘》灵动而富有生趣，将春天比喻成一个“两只眼睛水汪汪，一条辫子这么长”的“小姑娘”；冰心的《雨后》写小兄妹俩在雨后玩水的场面，极富童趣；金近出版了《在我们的村子里》《我真想入队》《小队长的苦恼》《中队的鼓手》等儿童诗集；贺宜先后出版了《重要的小事情》《同学，我亲爱的朋友》等儿童诗集。这一时期进行儿童诗歌创作的诗人更多的是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定的创作经验，新中国成立前有一定数量的诗歌作品。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和平环境的到来为他们提供了创作环境和机遇。这些诗人有任溶溶、郭风、袁鹰、刘饶民、柯岩、圣野、田地、鲁兵、管桦、管用和、李学鳌等人，圣野、柯岩、任溶溶、刘饶民等诗人是这一时期的主力军。圣野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出版《啄木鸟》《小朋友》《小灯笼》等儿童诗集，1957年后，他又创作了大量儿童诗，如传播较广的《欢迎小雨点》《奶奶故事多》《春娃娃》《神奇的窗子》等。女诗人柯岩在1956年至1963年出版《小兵的故事》《最美的画册》等儿童诗集。这一时期也有一些青年诗人崭露头角，但他们真正成熟并产生文学影响则是在新时期，如张继楼、刘征、金波等人，他们这一时期的创作尝试为后期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李季创作了叙事诗《幸福的钥匙》《三边一少年》，塑造了少年英雄的形象。他的儿童诗歌以儿童的审美心理为出发点，语言简洁，充满童趣。《幸福的钥匙》描述小主人公在自己的父亲与哥哥为找寻“幸福的钥匙”——大油田而牺牲后，仍不畏艰险，最终找到大油田。
任溶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发表了大量儿童诗。1953年，他发表了《一本书的来历》《等到大轮船过去》《我的哥哥聪明绝顶》《弟弟看电影》《听老伯伯讲故事》等，后出版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任溶溶的诗歌情节性非常强，如他1962年的作品《爸爸的老师》，讲爸爸带儿子拜访老师这件小事，却写得起伏不断，曲折有趣。他善于从儿童的日常生活中截取片断，捕捉闪光点，写出新意。如《大工厂里最小的烟囱》是写给烧水工人的诗，《小孩、小猫和大人的话》写邻居小孩儿来看猫的有趣情景，《我给小鸡起名字》《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等儿童诗也都富有生活情趣。
袁鹰的儿童诗歌多为描绘少年英雄的叙事诗、反映儿童生活和理想的政治抒情诗、反映外国儿童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他的一系列叙事诗歌《保卫红领巾》《大巴山上的小青松》《草原小姐妹》等，展现的是少年英雄的事迹，《时光老人的礼物》《和太阳早起赛跑》《彩色的幻想》《忠魂曲》《沿着雷锋叔叔的道路》等，展现的是儿童的生活和理想；《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杀了》《五封信》《非洲孩子找朋友》《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柬埔寨小司机》等国际题材的儿童诗歌亦有一定影响。
阮章竞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发表了《马猴祖先的故事》《牛仔王》《草原上的风雪》《金色的海螺》等儿童诗歌。《草原上的风雪》是一首长篇叙事诗，描写“小虎”与暴风雪搏斗的故事，歌颂了昂扬向上的精神；童话诗《牛仔王》歌颂牛仔王勤劳勇敢的品质；童话诗《马猴祖先的故事》讲述的是马猴祖先屁股的红记号由来的故事；长篇童话诗《金色的海螺》取材于民间故事“田螺姑娘”，写勤劳的打鱼少年在海滩救活一条小金鱼，金鱼为报恩变化为海螺姑娘帮助少年，海神娘娘强令海螺返回大海，少年以一系列勇敢、坚定的行为感动海神娘娘，最终同意他和海螺姑娘生活在一起的故事。这首长诗情节生动，人物形象刻画成功，语言和意境优美，深受读者喜爱。
柯岩的儿童诗歌有思想、有情趣、有技巧。她的儿童诗歌充满儿童情趣，创作了《小红花》《小红马的遭遇》《帽子的秘密》《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等大量精品，其中《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写的是爸爸上班前发现自己的眼镜找不到了，全家乱作一团，最终发现小弟戴着爸爸的眼镜睡着了。柯岩的儿童诗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儿童形象：如《两个“将军”》中的小林的哥哥、《寻找》中的两个小运动员、《小弟和小猫》中的小弟等形象，个个鲜活生动。柯岩儿童诗歌的语言俏皮活泼，如《小红马的遭遇》中“唉呀坏啦，小红马不在啦！唉呀不好啦，小红马跑啦——阿姨，快带我们去追吧，阿姨，快带我们去找吧！”柯岩曾说：“在给学前儿童写诗时，还要注意到幼儿喜欢明朗的声音节奏。”[2]她的诗歌中“明朗的声音节奏”主要通过语言呈现，题画诗《雨》《春天最早来到哪里》、游戏诗《小熊拔牙》、叙事诗《小弟和小猫》等作品，情节起伏有致，节奏明朗，读起来朗朗上口，轻快活泼。
刘饶民于1949年开始从事诗歌创作，代表作有童话诗《兔子尾巴的故事》和《种瓜少年》，丰富了儿童诗歌的题材。刘饶民最为著名的是歌咏大海的诗歌，他在1958年发表的《大海的歌》，想象丰富，从儿童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出发，描摹大海的美。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农村题材的儿童诗歌，别具一格，如《哄妹妹》《春风》《蛙声》等。他的儿童寓言诗《一朵玫瑰花》《雪花》《迎春花和小黄莺》《驴子和大海》等较为成功。
其三，儿童诗歌的样式更加多样化。诗歌有自由灵活的变换形式，随着本时期诗歌题材的不断拓展、诗歌创作内容不断丰富，儿童诗歌的样式也不断创新。诗歌样式有叙事诗、抒情诗、童话诗、科学诗、幽默诗、讽刺诗，寓言诗、朗诵诗、谜语诗、游戏诗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当时儿童诗歌创作的繁荣风貌。叙事诗主要叙写新中国儿童的幸福生活、歌颂革命英雄人物，如大众所熟知的李学鳌的《刘胡兰的颂歌》、刘饶民的《大海的歌》、管桦的《夏天旅行之歌》、赖松廷的《山溪，我问你》、夏矛的《白色的小船》、关登瀛的《那是山的影》等。童话诗在本时期取得了较大成就，除阮章竞的长诗《金色的海螺》外，还有胡昭的《雁哨》、熊塞声的《马莲花》、刘厚明的《蜗牛姑娘》、贺宜的《狐狸的妙计》等。高士其的科学诗诗集《我们的土壤妈妈》在1954年获得全国儿童文艺创作奖一等奖。寓言诗作者于之的《鳄鱼的眼泪》《小麋鹿学本领》等较为成功。柯岩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游戏诗，如《打电话》《小熊拔牙》《红灯绿灯和警察叔叔》等。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一方面是党和国家的重视，另一方面源于儿童文学作家回归、向“儿童本位”靠近的创作姿态。但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儿童诗歌的“黄金时代”极其短暂。这个“黄金时代”转瞬即逝，主要是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化所致。文艺界受左倾思想影响，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等一系列的批判风潮为儿童文学创作也埋下了“左”的隐患，从1957年开始，历次政治运动都直接波及包括儿童诗歌在内的儿童文学。在“反右”斗争中，儿童文学受到严重影响，最具典型的事件就是儿童文学评论家陈子君被打成“右派”。陈子君是20世纪50年代凤毛麟角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他提出了一系列极具现代意识的理论主张，但在“反右”斗争中却遭到批判。贺宜在《不容右派分子来玷污儿童文学的园地》一文中批判陈子君“在题材选择上提倡趣味论，在性格描写上提倡个性解放论”，批判陈子君所谈的趣味问题离开了教育目的性，成为资产阶级为趣味而趣味论者。“陈子君一方面提倡艺术至上，趣味第一，一方面又主张个性解放论……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人的个性！我们已经有了这种个性。这种个性就是无产阶级的个性：是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热爱！”[3]在这种政治口号化、非学术性的错误批判中，陈子君的儿童文学理论观点被绞杀。这一事件昭示着短暂的儿童诗歌的“黄金时代”走向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