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诗歌及其理论的现代化
中国儿童诗歌与儿童文学一样，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纵观中国儿童诗歌的发展史，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每个阶段都对儿童诗歌的发展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艰难曲折在儿童诗歌发展上亦有所投射。梁启超是晚清现代化启蒙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1898年至1903年之间发表了一系列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新民丛刊》和《清议报》上。受卢梭影响，他在《卢梭学案》一文中谈道：“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父者所能夺也。”[1]中国儿童文学迟迟不能“发生”，关键在于儿童不被“发现”，梁启超的思想中闪现了现代儿童观的“先兆”，这一点弥足珍贵。归根结底，现代化根本上是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民说”以及他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一文，对中国少年儿童饱含希冀。他用文学“欲新一国之民”，把文学作为武器，其诗歌《终业式》（谱成歌曲供学校毕业生歌咏），初步显现出其在儿童诗歌方面的前意识。
中国儿童诗歌在晚清时期发蒙，未能真正“发生”，究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条件还未成熟，直到“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开始根据自己对“现代化”的理解和希冀，构建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和基本框架。如陈独秀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改造置于国民特别是青年人改造的基础上。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六义”：人权平等、进取观念、进化观念、实利观念、开放观念、科学观念，[2]这极具有西方的“现代精神”。周作人也认为文学革命，最重要的是思想改革，他提出“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3]。周作人所提出的“文字改革”即提倡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语体——白话文，儿童诗歌破除文言文，隔绝旧文学，用白话文构建儿童诗歌的语言世界，让儿童诗歌拥有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周作人谈及的“思想改革”比“文字改革”更重要，正如他“人的文学”的提出，“儿童本位”的提倡，为中国儿童诗歌的诞生创造了“现代化”的思想文化环境。周作人对中国儿童诗歌的诞生及其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功不可没。
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多是经验性的描述和概括，相对于西方而言，缺乏一定的科学实证精神，儿童诗歌的理论研究亦然。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潮在“五四”前后涌入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基本风貌，构成了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具体背景。了解这一点，更有助于厘清中国儿童诗歌理论早期的生长概貌及特征，进而对中国现代儿童诗歌理论的发生、发展轨迹及其内在规律有更科学和宏观的认识。“五四”之后，随着“儿童的发现”，儿童文化建设逐步展开，专门研究儿童的学问多起来。以儿童心理学为例：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了艾华编著的《儿童心理学纲要》；1925年出版了陈大齐翻译的德国心理学家高五柏的著作《儿童心理学》；同年，陈鹤琴参考西方文献并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撰写了著作《儿童心理之研究》，这本著作对儿童诗歌的理论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儿童学、人类学的引入对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一批儿童诗歌理论研究者产生了巨大影响，更是对儿童诗歌理论的研究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周作人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1912年到1923年这十一年间，他对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始于童话和儿歌。中国古代对儿歌、童谣的理论解释有很多谬误，如《晋书·天文志》对童谣的起源如此解释：“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荧惑降为童儿，歌谣游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4]对此，周作人在其《童话研究》一文中指出，“盖中国视童谣，不以为孺子之歌，而以为鬼神凭托，出乱卜之言，其来远矣。”[5]周作人将西方的人类学引入儿童诗歌理论研究，对童谣的产生、起源进行了重新诠释。
周作人在研究方法上也对人类学有所借鉴。关于人类学派的研究方法，英国神话学家哈特兰德曾归纳了三种：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法，归纳法重视实地考察、搜集材料。周作人深受归纳法影响，在儿歌研究中非常重视民间原始材料的搜集，他说，“书本上的知识总是零碎没有生气，比起老百姓的口里听来的要差得远了。”[6]在《〈绍兴儿歌述略〉序》中，周作人说：“辛亥秋天，我从东京回绍兴，开始搜集本地的儿歌童谣。”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4年1月刊）上发表了一个征集启事，征集本地儿歌“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当时，“预定一年为征集期，但是到了年底，一总只收到一件投稿！在那时候大家还不注意到这些东西，成绩不好也是不足怪的，我自己只得独立搜集，就所见所闻陆续抄下，共得儿歌二百章左右”[7]。据周作人自述，他搜集儿歌的工作一直到1958年9月才基本完成。按照分类法，周作人对儿歌进行了分类研究，他在《歌谣》中曾把儿歌分为事物歌、游戏歌两大类，“事物歌包含一切抒情叙事的歌，谜语其实是一种咏物诗，所以也收在里边。唱歌而伴以动作者则为游戏歌，实即叙事的扮演，可以说是原始的戏曲”[8]。周作人是在人类学方法的指导下对儿歌进行分类研究最早的研究者。在经过对儿歌的归纳和分类之后，他对儿歌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西方科学思潮的涌入，促进了中国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儿童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以科学实证、理性思考为特征的科学研究精神的发扬。做到这一点，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现代化进程迈出了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