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诗歌理论研究趋向

儿童诗歌理论研究多元开放的气象在新世纪更为明显。儿童诗歌批评与理论研究沿着历史脉络在新世纪重新起步，一方面有较为系统的学术整理与发掘工作，一方面继承了“五四”以来儿童诗歌研究的基本传统。在新世纪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儿童诗歌理论建设卓有成效，多元化已经成了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基本底色。最为可贵的是，新的理论领域不断拓展，儿童诗歌创作随新世纪的环境不断变化和丰富，儿童诗歌理论框架逐渐从简单单一向复杂丰富演化，儿童诗歌理论、儿童诗歌史、儿童诗歌批评等，构建出系统、完整的儿童诗歌的基本理论框架，形成了其独立系统。理论建设从宏观上审视儿童诗歌本身内在发展趋向，反思过往，展望未来。新世纪的理论建设站在百年门槛，需要回望并反思来路，向历史寻求资源，审视当下现状，寻求未来指向。

新世纪以来，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系统意识日益强化，更具有现代性的新姿态，创新能力和现代精神尤为明显。“儿童本位”的基本观念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成为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基点。“儿童本位”不只是“五四”儿童文学精神传统的回溯，还有在此基点上新的理论生长点。新世纪近二十年以来，一批儿童诗歌理论研究者涉及多个新的理论方向和层面，大大拓展了儿童诗歌的理论疆域和空间。这些理论研究不仅开辟了新的理论研究空间，更重要的是在儿童诗歌理论研究中带来新的思维、新的研究方法。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介入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系统，形成研究方法走向多样化的趋势，这与整个文学理论界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儿童诗歌研究不断运用新理论、拓展新领域，如朱自强2015年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关于对儿童诗歌现代化进程的论述，王泉根在2017年出版的《百年儿童文学》中对儿童文学的基本史料的梳理，钱万成2018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儿童诗歌的审美流变》对儿童诗歌在审美向度上的系统研究，刘汝兰2011年的博士论文《尘埃下的繁花》对现代儿童诗歌发展的梳理，陈泳超2000年的论文《周作人的民歌研究及民众立场》对周作人理论研究的重新挖掘等。这些理论著作和论文，大多运用了新理论去研究，开辟了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新疆域。新世纪以来的儿童诗歌研究更注重对儿童世界的探查能力，研究有一个共同趋向：重视儿童诗歌中的审美体验，以审美的眼光穿透诗歌文本，更关注研究儿童对诗歌的审美体验。仅从这一角度就可以基本判断，新世纪的中国儿童诗歌理论已经走向自觉。

新世纪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另一个明显趋向是以传统的历史研究为基础，以整体性的视角进行系统性研究，对儿童诗人的研究、对诗歌文本的研究、对读者群体的深入调查、对新世纪背景下儿童诗歌环境的分析、对儿童诗歌的产生及演进的研究等，将这些看似分散的片段化研究纳入相对广泛的历史背景，统一构成了对百年来儿童诗歌史的回望。可以说，新世纪近二十年的儿童诗歌理论研究的各个层面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开放、多元的基本格局，儿童诗歌理论研究趋向系统性、自觉性。

儿童诗歌理论研究中，儿童诗歌与教育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持续关注的重点，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讨论更加深入。这一点，“五四”以来就一直被关注，“新时期”以来讨论更甚，直到新世纪，儿童诗歌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经过多年的讨论，其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娱乐功能互为渗透，达成共识。随着新世纪儿童诗歌的理论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儿童诗歌创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在不断自省中前行。其一，新世纪以后，学界陆续出现研究诗人及其作品的文章。2000年，蔡莉莉发表了《爱心化诗语，润物细无声——徐鲁儿童诗歌的艺术魅力》，杨实诚发表了《天性美的赞歌——李少白儿童诗剖析》；2001年，蒋青林发表了《以全新的眼光审视当代儿童诗——儿童诗人吴导诗集浅析》；2004年，王耿与卢力刚共同编写了《儿童诗艺术的守护者——论谭旭东的儿童诗创作》，此后，《试论金波儿童诗的创作特点》《邱易东儿童诗的艺术魅力》《论薛卫民的诗》《童心世界的审美构建——论圣野儿童诗创作》《论高帆的儿童诗创作》《把欢乐还给儿童——论高洪波儿童诗》等文章，都延续了这一研究传统，至2016年，仍有《论金波儿童诗对传统儿歌的借鉴和吸收》等文章具体分析儿童诗歌作家的作品。其二，开始思考当代儿童诗歌的发展出路。很多儿童诗歌研究者注重从儿童诗自身探寻儿童诗歌的发展前景。如王耿写了《对当代儿童诗发展的思考》（2003年），谭旭东发表了《新世纪中国儿童诗的发展方向》（2005年），后又发表《当代儿童诗对纯美想象空间的构建》（2007年）。除了期刊论文，很多高校的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也开始关注儿童诗歌的发展出路。罗梅花发表了《儿童本位视角下的中国当代儿童诗歌》（2009年），王莹芝写了《真善美世界的营构——当代儿童诗歌的审美追求及诸问题研究》（2010年），范秋菊创作了《论儿童诗意象的艺术呈现》（2011年），姜佐写了论文《现当代儿童诗缺少童趣问题研究》（2013年）。其三，近年来，更加关注儿童诗歌与语文教育的关系。张瑞瑞发表了《5—6岁幼儿诗歌接受研究》（2006年），此后还出现了《简析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代儿童诗》《论儿童诗歌对儿童的影响》《小学语文儿童诗教学研究》《基础教育改革背景下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以儿童诗为例》《儿童诗“导写”归真教学案例研究》等文章。其四，将儿童诗歌纳入儿童文学体系中考量，从整体上把握了儿童诗的发展动向。王泉根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蒋风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金波的《能歌善舞的文字：金波儿童诗评论集》等，对儿童诗歌的研究虽持续不断，但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多局限于儿童诗自身或者儿童诗人，整体研究较少，忽略了对儿童诗理论本身态势的研究。

儿童诗歌作为独特的研究对象，意味着儿童诗歌理论研究必须根据自身特点寻找自身的理论起点以及研究重心。孙建江说：“儿童文学研究的学科个性问题，毫无疑问要涉及到‘儿童’的特殊性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回避这一点。因为与成人文学研究相比，儿童文学研究最根本的不同点，或者说儿童文学研究的理论个性，就在于：它的一切发生都是由特定的读者而来的。这不仅仅是一个读者意识问题（这与成人文学的读者意识无法类比），而是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基本的生成过程问题。”^[11]对此，我们以儿童诗歌自身的特点来看，正如儿童心理一样，它看似幼稚单纯，却蕴含和传递着某些最原始、最深刻而又非常隐秘的人类本源性的东西。儿童诗歌也保留和反映了人类审美的最原始、最简单，但同时又最深刻、最基本、最内在的艺术和审美，在全然本真、自然的感觉与意趣之中，大巧若拙。正如中国台湾詹冰的一首儿童诗歌《游戏》：“小弟弟，我们来游戏。姐姐当老师，你当学生。姐姐，那么，小妹妹呢？小妹妹太小了她什么也不会做。我看——让她当校长算了。”儿童做游戏，几句简单随常的对话，却映射出深刻的社会性批判。这种深刻完全是自然、毫不经意中产生的，这更有穿透力。又如林良的《蘑菇》，浅白的语言似儿童不假思索的自语，却在浅白之中不露声色地折射出一种难以言表的人生体验。这种“于无足轻重之中见出最高度的深刻意义”（黑格尔语）的艺术品格，是儿童诗歌独有的特性。

事实上，儿童诗歌潜在的艺术品格我们还没有完全发现，只有在更广阔、更宏观的视域上来把握和阐述，在更深入、更微观的穿透中去体察和认知，儿童诗歌自身的艺术品格及潜在的艺术力量，才有可能有更深刻的探索和发现。对此，潘临庄认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应该放在文学特性方面，还是放在童年生活的特性即童年性方面？就现状而言，我觉得我们研究的重心仍在文学性方面，把儿童文学当作文学的一个品种来对待，而这正是儿童文学理论缺乏鲜明个性的症结所在……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童年性问题直接凸现出来，很难让我们回避，否则只能以丧失自己的个性作为代价。为了使儿童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的研究重心应该朝童年性方面倾斜。”^[12]的确如潘临庄所言，儿童文学和儿童诗歌对“童年性”的研究应该重视，这方面有许多问题还很模糊。而在儿童诗歌内部，应当把这些方面当成儿童诗歌自身的问题来对待，唯有将其纳入儿童诗歌内部体系之内，相互交融之后，才能更新儿童诗歌自身的创作和理论建设风貌。

立足于新世纪、指向未来的儿童诗歌理论研究，需要有开放性的胸怀、整体性的视野、建设性的眼光。在儿童诗歌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和系统性的进程中，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思辨性研究、实证性研究，都应有所涉及，这些都是儿童诗歌理论系统建设不可缺少的成分。目前，儿童诗歌理论界还存在着一定障碍，如研究者在儿童诗歌理论建设中，一方面在开拓性、探索性方面不足，另一方面对儿童诗歌的传统研究不加具体分析地拒绝和批判。很明显，这与新世纪儿童诗歌的理论建设和未来发展是严重相悖的。当然，也不能浅层次的面面俱到，而是提倡儿童诗歌研究者应根据自身优势确定研究重心和方向，进而通过“叠加递进”方式，即儿童诗歌理论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在某一个研究点、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层面上实现有效突破，一定要从某个具体细微问题入手，取得一定进展，通过“叠加递进”方式来实现理论扩展，并借由这个研究点、这个环节、这个层面的突破，带动儿童诗歌理论整体性和全面性的螺旋式进步，逐步完善儿童诗歌理论建设。只有开放性的胸怀、整体性的视野、建设性的眼光，才能构建出系统健全的儿童诗歌理论系统，才能推动儿童诗歌创作和理论建设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