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儿童诗歌创作概貌
站在新世纪,回望中国20世纪的文学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3]。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20世纪中国儿童诗歌,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演进过程。正是这种进程,使中国儿童诗歌突破自我藩篱,不断自我建设。
进入21世纪,发表儿童诗歌的园地增多,各种选本的儿童诗集越来越多,中国儿童诗歌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所提升,儿童诗歌创作呈现出多元并存、全面繁荣的景象。从大范围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儿童文学出版进入有史以来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时期,全国大多数出版社都参与了儿童文学的出版,大量杂志为儿童文学提供发表园地,《中国儿童文学》《少年月刊》《东方少年》《儿童诗》《辅导员》《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杂志是儿童诗歌发表的主要阵地。一方面儿童诗歌进入黄金时期,“求大于供”的现状使儿童诗歌迎来空前的活跃;另一方面也使儿童诗歌的出版降低了门槛,众多作品鱼龙混杂。
全国各地都有一些为儿童创作诗歌的诗人,北京:金本、聪聪、谭旭东、李东华,上海:张秋生、朱效文、东达、魏捷、萧萍,重庆:蒲华清、柯愈勋、再耕、钟代华,四川:邱易东。安徽:潘仲龄,陕西:王宜振,吉林:高帆、薛卫民,南京:巩儒萍,山东:张晓楠,广东:何腾江,中国香港:韦娅,等等。[4]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安武林、谭旭东、王立春等为儿童写作的诗人创作逐年突出。谭旭东在儿童诗歌理论批评、创作等方面都有所建树,著有《夏天的水果梦》《母亲与孩子的歌》《生命的歌》等儿童诗集;女诗人王立春的儿童诗折射出其独特的艺术气息,她的儿童诗集《骑扁马的扁人》充满乡土气息;安武林的诗歌集《月光下的蝈蝈》很受儿童喜爱,一些作品收入教材成为课外读物。儿童文学理论家王泉根认为,朗诵诗益于提高儿童个人素养,建议将朗诵诗引入校园。一批诗人创作了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节奏明快的朗诵诗,《给少年们的诗》《热爱生活》《希望之歌》《21世纪校园朗诵诗》等朗诵诗集相继出版。
不同群体的作家均有佳作,诗人们的创作从“儿童本位”出发已成共识,读者意识得以强化,创作越来越贴近儿童心理、思维、生活,出现较好态势。但儿童诗歌创作面临的困境也不容忽视。其一,儿童诗歌需要尽快实现自我转型。新世纪的儿童诗歌创作进入转型期,诗人需要在审美追求、创作理念、精神走向上进行新的探索。儿童诗歌需要在演进中不断寻找自我、修正自我。新世纪网络化、市场化更为普遍,诗歌创作需要摒弃原有保守姿态,随时代需求形成新的艺术特质,实现自我转型。其二,新世纪的儿童诗歌创作虽有繁荣景象,但缺少经典与精品。以刚刚进入新世纪不久的2004年的儿童诗歌创作为例,可以管窥新世纪儿童诗歌创作概貌。评论家谭旭东曾对2004年的儿童诗歌创作做过详细综述:“从全年(2004年)的儿童诗出版情况来看,并不令人鼓舞。8月份山西希望出版社出版的《希望少儿诗丛》大概是全国唯一的正规出版的儿童诗丛书。”(该诗丛共六部——金波的抒情诗集《无声的阳光》、高洪波的寓言诗集《小河里的草帽》、佟希仁的科学诗集《美丽的大自然》、于之的童话诗集、姜在心的朗诵诗集和陆伟然的哲理诗集)“这套诗丛和本年度《儿童文学》杂志开办的‘儿童诗歌大餐’一样,都是追求儿童诗诗体的多样化的。”谭旭东谈到的这个《希望少儿诗丛》的创作者虽然大部分都是老诗人,但艺术质量并不整齐,“高洪波的寓言诗幽默风趣,也兼得童话诗和叙事诗的美感。金波的抒情诗语言唯美轻盈,旋律幽雅娴静。佟希仁的科学诗可谓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结合。”“其他几位诗人的诗作则显得手法有些老套,语言缺少创新,尤其是陆伟然的哲理诗和姜在心的朗诵诗,题材不新,韵味不够,因此很难走进少儿读者。”[5]其三,儿童诗歌创作的“儿童本位”早已是基本共识,但新世纪近二十年来,市场导向下的儿童诗歌创作出现了“唯市场化”的倾向,“唯儿童喜欢才是硬道理”的创作导向占据了主流,诗人的创作视角也发生变化,努力迎合读者趣味。在市场驱动下,诗人开始全程参与诗歌的创作、出版、推广,甚至直接与读者互动进行推广,过度“唯儿童喜欢才是硬道理”的倾向,致使诗歌创作者过于迎合儿童读者,这使儿童诗歌创作遁入“通俗化”险境。朱自强曾尖锐地指出,“通俗”和“艺术”的分化是进入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市场驱动使儿童诗歌趋向“文化快餐”,形成诗人创作“一次性”作品、读者对诗歌进行“一次性消费”的恶性循环。诗歌作者和读者在市场驱使下各自走向异化,这种趋向严重破坏了儿童诗歌的原有艺术生态。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儿童诗歌都需提升自身的艺术品格。